第39章

　　二OO五年，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近来杨树林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总感觉特乏，没劲儿，困倦。开始他没往心里去，以为是岁数大了值夜班不习惯，后来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小便逐渐频繁，且尿液像矿泉水一样无色无味，但沫多，像猛倒在杯子里的啤酒。

　　杨帆让杨树林去查查，杨树林不去，说人老了，尿也老了，当然和你的不一样了，加上血压也高点儿，没事儿。有一天，杨树林突然感觉背部酸痛，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看，以为自己也得了肾结石，还想着没事儿，像杨帆似的，疼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检查结果让他傻了：肾功能衰竭晚期，即尿毒症。

　　杨树林拿着化验单问大夫：这是我的吗，您没弄错吧。

　　大夫说，我们这可是三级甲等医院。

　　杨树林的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感觉天旋地转，自言自语说，操，我怎么这么倒霉。

　　大夫说，你也别着急，病还是有治的，所有得这病的人的第一反应都和你一样，你现在需要平静下来，接受治疗。

　　杨树林坐在医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根烟，看着过往的人群，心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这病偏偏摊上我。

　　抽完一根，杨树林又续上根，看着眼前或快乐、或忧伤、或忙碌、或清闲的各色路人，觉得无论他们怎么样，至少健康，这就够了。

　　此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已经迈过中年的男人，没人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莫大绝望。

　　天慢慢黑了，杨树林抽完了手里的烟，肚子饿了——多年来养成的好习惯，到点儿就饿——脑子里渐渐有了意识，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装好病例，向家里走去。

　　快到胡同口的时候，一想到该怎么和杨帆说，杨树林腿又软了，坐下歇息。

　　实话实说，怕影响杨帆，他刚在工作上有点儿起色。掖着藏着，毕竟不是感冒发烧，耽误了后果更严重。自己也没干什么坏事儿，一辈子安分守己，老老实实，怎么他妈的这么倒霉啊。杨树林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把路灯打碎了。一个骑车路过的人看了杨树林一眼，骑远了说：什么素质。

　　杨树林在胡同口徘徊了一会儿，转身向沈老师家走去。在那里，他能获得安慰。这些年来，杨树林隔三差五就会去沈老师那里坐坐，他们的关系，堪比红军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

　　从医院出来后，杨树林的精神世界已经坍塌，需要一个人帮他支撑起来，这个人，只能是沈老师。杨树林也想到过杨帆，但他还难以胜任，虽然身体强健，却不足以肩负杨树林这张病例的重量。

　　杨树林像回家一样，来到沈老师家。沈老师正要吃饭，见杨树林来了，便拿来一副碗筷，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没吃呢吧。杨树林接过碗筷，放下说，我不饿。

　　刚才杨树林确实饿了，是肚子想吃饭，而不是精神上想吃饭，现在肚子被精神感染，也不知道饿了，六欲全无。

　　杨树林说，你先吃，吃完我跟你说个事儿。

　　沈老师见状，撂下碗：我不吃了，你说吧。

　　杨树林说，还是等你吃完我再说吧。

　　沈老师说，出什么事儿了。

　　杨树林说，你先吃饭。

　　沈老师说，你说完我再吃。

　　杨树林说，怕你听了吃不下。

　　沈老师说，你不说我更吃不下。

　　杨树林掏出已经被他攥湿的病例单，放在桌上。沈老师拿过来，目光落在上面的瞬间，脸色骤白。

　　杨树林说，我之前就有症状了，没在意，现在确诊了。

　　沈老师没说话，拿起碗继续吃，吃着吃着，一颗硕大的眼泪掉进碗里。随即撂下碗，捂住鼻子，哽咽起来。

　　杨树林喃喃自语：我怎么这么倒霉。

　　沈老师哽咽了一会儿，抹了一把鼻子，给杨树林盛了一碗饭，摆到他面前说，有病更得注意身体，吃饭。说完自己也端起碗，扒拉起来。

　　杨树林的手机响了，是杨帆打来的。杨帆下了班，见家里没人，杨树林既没留条，也没发短信，晚上他还得值夜班，杨帆不知道他干嘛去了，便打了电话。

　　杨树林挂掉手机，对沈老师说，出了医院我就上你这来了，还没把这事儿告诉他。

　　沈老师说，你打算怎么办。

　　杨树林说，不知道，我就是来问你怎么办的。

　　沈老师说，实话实说，有病别瞒着，看。

　　杨树林说，我怕这孩子受不了。

　　沈老师说，这种事儿出了，就得面对，等你严重了，他更受不了，现在就回家告诉他，我跟你回去。

　　杨帆见杨树林和沈老师明目张胆地一同出现，便感觉有问题，当得知杨树林的病情后，杨帆目瞪口呆，心里说了一句：我操，不会吧。多年来，杨帆从不在杨树林面前说脏字，小时候他说一个小朋友傻逼，为此挨过杨树林的揍，杨树林说说傻帽可以，但那个字不要说。从此杨帆便成了习惯，见了杨树林，脏字系统就自动关闭了。

　　杨帆不相信这种影视剧里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认为肯定是医院弄错了。立即上网搜索相关病症，看是否和杨树林吻合，结果均相符，杨帆后悔自己忽略了杨树林平时不正常的现象。半年前，那时候除了老起夜，杨树林还没有出现其他症状，杨帆常被吵醒，让杨树林以后睡前少喝水，但是不管用，即使从傍晚开始，杨树林就不怎么喝水了，夜里还是会起来。当时杨帆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也不好，就把气撒在杨树林身上，让他晚饭连汤都不要喝。杨树林几十年养成的饭后喝汤的习惯因此戛然而止了。

　　杨帆并不清楚这个病的厉害程度，以为是不治之症，急得哭了，说，我让你早点儿看去你不去。杨树林低着头不说话，杨帆一个劲儿地埋怨。沈老师说，还是说说治病的事儿吧。

　　杨树林的病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程度，杨帆和沈老师一致认为，必须让杨树林立即住院，全面接受检查和治疗。沈老师替杨树林收拾了东西，然后三人开始商讨一个严峻的问题：医疗费。

　　杨树林现在上班的地方，只是把杨树林当作临时工聘用，没有任何保险和医疗费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的清楚。而杨树林的原单位，倒闭好几年了，杨树林早就从那下岗了，按规定，医药费只能找再就业中心报销。沈老师决定，等杨树林住了院，她就去再就业中心办理此事。

　　所有事情定下来后，已经深夜了。沈老师要回去，杨树林不放心，让她留下，杨帆没表态，沈老师还是决定走，杨树林死活不让走，最后杨帆也说留下吧，沈老师才没走，睡了沙发。但是三人谁也没有睡着，早上起来看了对方的眼睛和脸色，知道都也没睡好，但谁也不说。

　　杨帆请了假，给杨树林办理住院手续。问大夫杨树林为什么会得这病，大夫从医学角度和生活习惯方面做了一番解释，杨帆听不懂，问大夫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夫说，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命。杨帆听了，不再说什么。

　　杨树林住下院，开始接受透析。杨帆看着一根根管子在杨树林身上进进出出，心如刀绞，躲到病房外等候。大夫治疗完，从病房出来，告诉杨帆，杨树林的病情很不乐观，一对肾脏只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肾细胞尚且正常的话，丝毫不会让人感到不适，当感觉难受的时候，肾的损害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杨帆让大夫说实话，杨树林究竟能怎样

　　大夫说，现在透析虽然能维持，但只是一种过渡方法，年轻人的话最长也就十年到二十年，而且这期间，病人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透析的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喝水，吃水分大的东西，否则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杨帆说，那怎么办。大夫说，换肾，换了肾，你爸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杨帆听了这两个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难以想像把一个和杨树林毫无关系的肾放入他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像那个血腥的场面。大夫说这是疗效最好、长期费用最低的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治疗手段。杨帆问有多大把握，大夫说手术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和你爸匹配的肾源。

　　杨树林每天的生活极其痛苦，渴了不敢喝水，只能含在嘴里，然后吐掉。每天沈老师做好饭给杨树林送来，不敢做面条，多以馒头烙饼为主，馒头还得用微波炉转转，如果吃米饭，也得炒一下，杨树林家的水费省了不少，以至于让查水费的误以为这家没人住了，可是查电字的却坚信他们家有人。杨树林的嘴唇每天都是干裂的，沈老师切了黄瓜片贴在他的嘴上，等黄瓜干了再扔掉，杨树林无奈地说，太浪费了。

　　杨帆看了很心酸，和沈老师商量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给杨树林换肾，早换一天他就少受一天的罪。

　　换肾的费用十万多，加上后期的抗排斥治疗，大约二十万左右，沈老师已经向再就业中心申请报销，对方还没有答复。只有凑足钱，交给医院，才能找到肾源，开始手术。杨树林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至今的积蓄只有六万，前期光检查、透析就花了两万多，杨帆上了一年班，攒了三万块钱，沈老师有点积蓄，也不多，三人的钱加在一起，勉强够前期换肾的，但必须把后期费用落实了才能开始手术，否则一旦钱断了，抗排斥药没接上，后果就很严重。

　　最近一段，杨帆上网不再看八卦，改查看尿毒症的相关信息。虽然大夫说手术基本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杨帆还没有消除对手术的恐惧。听说很多人换了不止一次肾，术后身体对新肾源排斥，不得不取出新肾等有更合适的再换上，有人两年内就换了三次，杨帆不忍看着自己父亲的肚子一次次被拉开，掏出一个肾再装进去另一个，肚子不是取款机，受不了这么进进出出的。

　　杨帆觉得只有自己对全过程和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足够了解，才能放心地让杨树林进手术室，于是又改变了让杨树林立即换肾的决定。

　　医院的大夫没有做到对杨帆有问必答，说自己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治疗，给杨帆留下一个个疑问和困惑。

　　杨帆问同学有没有认识肾病专家的，想打听点事儿。同学不知情，以为杨帆给自己找，便开玩笑说，不用找专家，那事儿以后少干点儿肾就没事儿了。杨帆听完就跟说这话的人急了，别的同学拉开，说至于吗，逗着玩儿的。杨帆说，以后少拿这事儿开玩笑。后来知情者讲明缘由，众人才明白，买了东西去看望杨树林，还说杨帆要是缺钱就说话，别见外。

　　杨芳知道杨树林病了，从国外赶回来。十五年前，当杨芳还是护士的时候，一个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为自己就要见马克思了，但是在中国医院的全力治疗和中国护士的悉心照顾下，不久后康复了，肺活量比以前还大。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来两面锦旗，一面夸奖中国大夫医术高明，送给医院，一面称赞中国护士业务精通，训练有素，温柔体贴，知书达理，漂亮贤惠，送给杨芳，并掏出一千块人民币钱塞到杨芳手里，对她把自己的命又捡回来予以重谢，当时该病人所在病房归杨芳负责，自打实行计划生育后，生孩子的人少了，医院便将妇产科的一些护士分到其他科室，杨芳被调去内科。杨芳收下了锦旗，婉拒了人民币。加拿大病人说，看来我低估了中国护士，还应该在锦旗上加上一条：秉公执法，公正廉洁。杨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初白求恩也是这么对待中国人民的。老外说，中加人民友谊万岁，可是白求恩是谁。从此以后，加拿大病人没事儿就故意得点儿小病，来让杨芳照顾，顺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国文化。杨芳开始还纳闷：按说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国家，怎么人口体质比中国还差，动不动就病，一病就住院。两人接触时间长了，杨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图，觉得他人还不错，摒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便说，住院费也挺贵的，你在中国也报不了销，以后找我不用住院了，在医院门口接我下班就行了。两年后，杨芳变成了加拿大的儿媳妇，跟他回了加拿大，进了一所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变成大夫，就职于加拿大某医院。

　　杨芳告诉杨帆，换肾是这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目前全世界都这样，即使术后排斥，也比不换效果好。杨芳的一句话，给杨帆吃了定心丸。他看见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证上印着主任医师。

　　杨芳带回来的不仅有先进的医务知识，还有杨树林的前妻，薛彩云。她们是在加拿大的医院碰见的。薛彩云来看病，挂的号正好是杨芳的。薛彩云说，果然是你，我觉得杨芳这个名字熟悉就挂了。杨芳不知道叫薛彩云什么好。薛彩云说，就叫我cloudy吧。杨芳知道，这是云彩的意思。薛彩云看病、交费、化验、拿药都是一个人干，杨芳问为什么没人陪着，薛彩云说，我目前单身。杨芳问，他呢。薛彩云说，分了。杨芳抑制住好奇心，没问为什么。薛彩云主动说，不是同一阶层的两个人，还是生活不到一块。看完病，离开医院前，薛彩云说，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给我看病了。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写了电话，说，他们爷俩儿要是有事儿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这回杨树林病了，杨芳回国前告诉了薛彩云，薛彩云说，替我也订张机票，咱俩一起回去。

　　薛彩云的出现，让杨树林大吃一惊。沈老师看出薛彩云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杨帆也跟着退出来，又被沈老师推回去：你在里面坐会儿吧。杨帆又不情愿地回去。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薛彩云和杨树林没什么话说了，又问了杨帆的情况，杨帆有问必答，不问没话。薛彩云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无奈。

　　这个曾经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后，在病房里相聚了。气氛憋闷。薛彩云在这里坐着很难受，从包里拿出一摞钱，说，看病用吧，昨天刚换的人民币。

　　杨树林看了看那些钱，比自己这辈子攒的钱还多，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出国，看来国外还是有发展。

　　杨树林说，还是你留着吧，我们在这边还有医保和社保，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吧，得个病闹个灾的不好办，你又是一个人。

　　薛彩云说，虽然那边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但在这方面做得还挺人性的，钱你留着用吧，这些年你照顾杨帆挺辛苦的，我也没尽什么责任，觉得挺对不住的。

　　杨树林说，你不要内疚，我没觉得自己吃什么亏，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云说，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会好的。说完没拿桌上的钱，推门而出。

　　杨树林让杨帆把钱给人家，杨帆拿起钱去追薛彩云。

　　过了一会儿杨帆拿着钱回来了，说，她没要，哭着跑了。

　　杨树林说，那咱们也不能用，把钱存起来，下次见面的时候给她，让她享受一下中国银行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