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编

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如果给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来个排行榜，凯恩斯坐头把交椅是不会有多少争议的。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也不是教授，但凯恩斯创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而且，他并不只是在理论上与多数经济学家有所不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至今还被许多政府应用于国民经济管理之中。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创立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宏观经济领域内的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本书对世界的重要性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相媲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摒弃了正统的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倡导政府积极干预国家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经济学巨着，凯恩斯也因此可以和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1883年，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凯恩斯的父亲曾任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大学部注册科主任、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秘书，母亲曾任剑桥市参议员和市长，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者。

凯恩斯的父母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寄予厚望，凯恩斯接受教育的时间很早，7岁时进入波斯学校，两年后便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189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这位伟大的天才开始崭露头角。1895年，凯恩斯考取了着名的伊顿公学，并于1899年和1900年连续两次获数学大奖。1902年，凯恩斯取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数学和经典着作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905年，凯恩斯大学毕业，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06年，凯恩斯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在英国外交部的印度事务部任职。1908年，凯恩斯申请国王学院的数学研究员职位，但没有成功，后来应马歇尔邀请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讲授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这个职位一直保留到凯恩斯去世）。1909年，凯恩斯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以着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1911年，凯恩斯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直到去世）。

1913年至1914年，凯恩斯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1919年，任英国财政部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1929年至1933年，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0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1942年，凯恩斯被晋封为勋爵。

1944年，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在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复兴开发银行两个机构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937年之前，凯恩斯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经营过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创建过国家投资公司，做过外汇投机生意。凯恩斯在投资上胆子很大，有赚钱的时候，也有赔钱的时候。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在家中去世。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伟大的理论来源于现实的实践。《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

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不仅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巨大，还动摇了传统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地位。人们不再相信自由竞争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人们开始丧失了对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传统市场经济的信心。

为了走出经济危机、摆脱经济困境，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寻找出路。1933年，德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政府直接对经济进行管制，推行“大炮”取代“黄油”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同年，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上台后推行了以救济、复兴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其核心也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运行，实质上是实施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当时的西方世界既担心德国的局势，又急于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在西方世界一片萧条的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这是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苏联的国家干预启迪了西方世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经济均衡的实现，政府积极的干预使得经济运行更为平稳，这是非常必要的和可取的。

1927年和1930年，凯恩斯就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先后发表了《货币政策论》和《货币论》，开始为医治当时英国经济的萧条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真正为凯恩斯的学说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危机，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这是社会的“有效需求”所决定的，资本主义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丧失了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而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还应归因于“心理因素”和“心理规律”，靠“自我调节”是不行的，而必须依靠“国家调节”。凯恩斯这一理论的发表，立即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

一、凯恩斯重新解释了充分就业概念。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否定了社会存在普遍的失业现象，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下，他们认为这些大量的失业也仅仅是经济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而已。然而，传统的失业解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对于现实缺乏说服力。凯恩斯认为：在大萧条的环境下，政府应该追求充分就业，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他看来，充分就业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下定义：(1)当有效需求进一步增加不会引起就业量进一步增加时的就业水平；(2)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这些生产要素为维持一定产量所要求的最低真实报酬时的就业水平。

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排除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但是，大萧条使他意识到：经济现实中还往往存在着第三种失业——非自愿失业。这是指失业者愿意接受等于或低于现行真实工资率的工资，但仍然找不到工作时的失业。当社会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凯恩斯认为经济就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当经济中只有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时，社会才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意味着传统就业理论的失效，这就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凯恩斯继而提出了自己的就业水平的决定理论。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乘数原理和有效需求原理。这一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充分就业的难以实现就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则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所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商品供不应求，企业家雇佣更多的工人来扩大生产；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商品必然供过于求，企业家必然增加商品存货或是降价促销，这就导致利润下降和减少工人以缩减成本。因此，就业量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来决定，又因为短期内的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所以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与总供给相均衡的社会有效需求的大小。

三、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凯恩斯采用了短期分析方法，假定总供给是既定的，因而收入和就业水平完全由总需求来决定。总需求与国民收入的变动是同方向的变动：总需求越高，收入和就业水平也越高；总需求越低，收入和就业水平越低。而总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消费需求由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决定。如果消费倾向不变，消费与收入同方向变化；如果收入水平不变，消费同消费倾向也是同方向变化。投资需求则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决定。利率的高低则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供给量。当流动性偏好一定时，利率与货币供给量成反向变动；当货币供给量一定时，利率与流动性偏好成同向变动。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人们对于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因此，凯恩斯认为决定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大心理变量（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凯恩斯认为，这些因素所决定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往往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从而使得经济运行常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并伴随着大量的、持续的非自愿失业。

四、凯恩斯提出三大心理规律。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由于基本的心理法则，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消费的增加，但这是以递减的幅度进行的，造成了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减少，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是：一方面，它使得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它会导致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投资需求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决定。凯恩斯认为，在决定投资需求的两因素中，资本边际效率是比利率更重要的因素。资本边际效率是投资者预期增加的每单位投资与新增利润之比，深受投资者的心理和利率因素的影响。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使得投资很难随储蓄的增加而一直增加下去，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第二个原因。3．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财富的心理动机。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中又是稳定的，前两种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投机动机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实际市场利率与投机者的预期利率。投机动机使得人们对利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利率足够高时，能够把人们基于投机动机而持有的货币全部吸收；利率足够低时，人们会无限制地持有货币，利率也无法继续下降，经济将出现“流动性陷阱”。

五、乘数理论。凯恩斯认为，初始的投资增加可以引发诱致性投资增加，通过连锁式效应，最终可以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张；同样，初始投资的减少也最终会造成数倍于它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缩减。凯恩斯把投资需求所具有的这种性质，称为“乘数效应”或乘数理论。乘数的大小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乘数越小。乘数理论实际上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国民收入的增加常常会大于初始需求的增加。同时，凯恩斯也指出了乘数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它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关联度高。即使社会上还存在一些闲置资源，但由于某些关键部门的资源“瓶颈”制约，也使得乘数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六、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周期主要包括繁荣、萧条、衰退和复苏四个阶段，这是由于投资率波动引起的，而投资率的波动又主要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当繁荣趋向顶点时，资本品巨大需求压力使得它的重置成本的提高，构成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同时，资本边际效率还取决于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当前预期。但是，这种预期的基础是靠不住的。由于预期的依据捉摸不定，所以它面临的是突然和剧烈的变动，成为降低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导致萧条。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复苏主要依赖资本边际效率的回升。为了缓解经济周期的波动，凯恩斯赞成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1.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时，由社会控制投资量；2.实施增加消费倾向的各种政策。不过，他更倾向于采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来缓解波动。

七、物价理论。凯恩斯研究一般物价水平如何决定。他认为应该把经济学分为：一方面适用于厂商或单个行业的价格决定理论，研究如何把既定数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及其报酬大小；另一方面则适用于社会总体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进而，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一般物价水平部分取决于边际成本中的各生产要素的报酬，部分取决于生产规模；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来决定的。总的来看，凯恩斯认为：一方面，在短期中，一般物价水平由工资单位和就业量决定，货币数量变动是通过影响它们才对物价发生作用的；充分就业之前的货币数量变化既会引起物价变化，又会引起产量改变，充分就业后的货币数量变动则仅仅影响物价。另一方面，在长期中，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价格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则取决于工资单位上涨速度与生产率增加速度的对比。

八、工资理论。凯恩斯认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时的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决定就业量，而是有效需求所决定的就业量决定着实际工资。这一工资水平高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因此，劳资双方关于货币工资的争执，主要是决定个人的相对实际工资，而不在于决定平均的实际工资。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通过对有效需求的作用来间接地影响就业。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他强调在短期中不宜采用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而应当用伸缩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工资稳定、物价上升，通过物价上升来降低实际工资，以此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凯恩斯认为，在长期内仍有两种政策选择：一种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而允许价格的缓慢下降，同时保持工资稳定；另一种是允许工资缓慢上升，同时保持物价稳定。不过，他本人偏向于后一种的政策选择。

此外，凯恩斯认为，虽然贸易顺差对于提高国内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有好处，但各国应当尽量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提高收入和就业水平，不应该过分依靠贸易顺差。因为一国的顺差就是别国的逆差，各国追逐出口顺差的结果，势必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结果使大家都遭受损失。凯恩斯也批评了自由放任的企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有两个最大的弊端：一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二是造成财富与收入的分配不公平。但他依然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对于保持经济的效率和个人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

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国家干预经济，着眼于加强需求管理，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并且他更为注重以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体的财政政策，这是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极具特色的内容。他主张：国家一方面干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均等化以提高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控制，以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国家干预投资的结果是，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长此以往也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

如果说《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的话，那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宝典。《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意义在于为国家干预提出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突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新阶段之时，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此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现了，并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使得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一场经济理论的革命，史称“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与之前的经济手段相比主要是干预的手段不同：凯恩斯倡导以财政政策为主，而不是货币政策为主，提出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和发行公债。同时，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要控制投资，以消除投资对经济造成的波动性；要推进收入均等化以增加消费需求。国家干预的手段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这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政策主张方面革命的最主要特色。这一转变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对整个经济理论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迅速风靡于西方世界，并且二战后西方各国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因而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据了长达30年的正统宝座。这是因为它指出了西方社会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趋势，而该趋势又深为统治阶级所赏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实践之中，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大力推行以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使得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变成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缓解了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对于引导西方世界摆脱“大萧条”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进而使西方世界在二战后获得了迅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凯恩斯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凯恩斯革命”之后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并发展为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两大支派，在20世纪中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20世纪后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的重大挑战，为迎接挑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并提出了政策主张。新凯恩斯主义不仅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还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

不断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不仅使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好处，也使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受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98年，特大洪灾发生后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口号，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便是深受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

中国读者阅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可以从中学习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会有更为理性的见解，也就能够更有效地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甚至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有益处的，对于个人把握经济大势也是有益处的。

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的人们往往有一个严重的误解，即把凯恩斯主义理解为“大政府”，强调国家作用时，忽视了市场机制和市场效率。发展经济，根本上还得依靠市场。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的杰作，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着作，它的内容也涉及到了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其他领域，知识面广；同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是公认的一本晦涩难懂的着作，以至于另一位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开始时也没有看懂它。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晦涩丝毫不能掩盖其内容的光芒，它的思想也依然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从而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和普及。

房树人

内容简介

936年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问世在大危机之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西方学者对此评论到：“凯恩斯是在致命危险威胁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巩固了这个社会”，有的学者则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通论》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最终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陷入“经济学危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对比《通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第一、在均衡原理上;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第三、在利息论上;第四、在政策上。本书从伦理学、法律学与经济学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论述。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二章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关于价值论和生产论的大多数着述，主要研究的是既定量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是怎样配置的，同时，也研究在使用这一既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哪些因素决定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和它们产品的相对价值。

同时，对于现有可用资源数量的问题，例如，可就业人口的规模、自然财富的丰瘠以及资本设备累积的数量，通常采用对既定数量进行叙述的方法处理。但是，关于是什么因素决定现有可用资源中实际使用量的纯理论，却很少被详细检验。当然，如果说这种纯理论根本没有得到检验，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存在许多关于就业量波动的论述，它们都会涉及到这个纯理论。我的意思是，不是这一主题被忽视了，而是对于构成这一主题基础的基本理论，我们的态度过于简单。一

我认为，被认为是简单和明显的古典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之上的：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这就是说，一位就业者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单位所损失的产值（在减去由于产值下降而减少的其他成本之后），但这是有约束条件的相等，因为，当竞争和市场出现不完全性时，这种相等关系就会被破坏。

古典就业理论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图中X轴代表劳动量，Y轴代表产量，AA′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

2．当就业量既定时，工资的效用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

这就是说，每一位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根据就业者自己的估计）正好可以使原有就业量继续维持不变，与竞争的不完全性会破坏第一个假定所遵循的约束条件相类似，第二个假定所要求的单个劳动者地位平等的约束条件会由于劳动者结成工会而被破坏。此处，负效用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其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定前提不会与所谓“摩擦”失业相冲突。因为，在把它运用于在实践中的时候，应当允许在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导致不能持续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例如，由于错误的计算或者需求的不连续，专业化资源相对数量暂时失去平衡而产生失业；或者，由于出乎意料的变化而产生的时滞；或者，转换工作时所必然花费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因“在不同工作间转换”而无人雇用。除了“摩擦”失业，该假设前提也不会与“自愿”失业相冲突。“自愿”失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社会陈规、劳动者为进行集体谈判而结成工会、对变革反应迟缓、人们的惰性以及人们拒绝或者无法接受相当于他们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工资而产生的失业。在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下，“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即为失业的全部内容，而不容许还可能存在第三类失业，这也就是我以下将定义的“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学派理论，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是这两个假定前提决定了就业的资源数量。第一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供给曲线；就业量被决定于边际产品效用与边际就业负效用相等的那一点。

由此推知，只有四种有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1）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

（2）降低以实际货币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3）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的边际实物生产率（用庇古教授的简单术语来说，工资品是指其自身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效用的物品）；

（4）提高非工资品对工资品的相对价格，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他在工资品上的支出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所知，以上就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内容，也是现在仅存的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理论的详尽论述。二

考虑这样的事实：现行就业人口总是低于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人，那么，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类型，真的概括了全部失业现象？因为，一般都承认，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只要对劳动力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古典学派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与这种现象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尽管在所有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人全部就业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已经饱和了，但这要归因于劳动者之间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不为低于现行工资水平而工作，而且只要全体劳动者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水平，就业量就会扩大。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尽管这种失业表面上是非自愿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而应把它纳入上述由于集体工资谈判等原因而造成的“自愿”失业。

这个现象引出了两点值得考察的地方，第一点涉及到劳动者分别对待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这在理论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但第二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暂且假定，在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不愿意就业，并且，降低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一部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就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退出劳动市场。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出，现行实际货币工资水平就准确地度量了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古典学派一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现象不会对它们的理论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唯一变量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彻底瓦解，并遗留下实际就业量将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古典学派似乎没有认识到，只有在劳动供给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才会紧随价格的每一次变化而改变。因此，他们的方法是与他们十分特殊的假设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运用。

常识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劳动者要求得到（在一定限度内）的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劳动者一般都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但工资品价格的每次上升并没有导致他们因此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时候可能认为，劳动者不抵制降低实际工资而抵制降低货币工资的现象，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根据本章第三节所陈述的理由，这可能不会像刚看起来那样不合理。而且，无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验事实证明，劳动者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失业是经济萧条的特征，但如果认为这种失业是由于劳动者不接受削减货币工资而造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如果认为美国1932年失业问题的原因，不是劳动者固执地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就是他们坚持要求的实际工资高于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能负担的水平，那么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证明，在劳动者的最低真实需求或劳动生产率没有显着变化时，就业量却出现过巨大的波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不会比繁荣时期更蛮横——远远不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率也不会更低。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构成了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适当的充分理由。

看看货币工资变动与实际工资变动之间实际关系的统计调查结果，是颇有趣味的。在考察某一具体行业的具体变化时，我们也许会期望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方向一致。但在考察整体工资水平的变化时，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远不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而通常几乎是按照相反方向变动。即在货币工资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在货币工资下降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上升了。因为，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分别基于独立的原因，与就业量的下降发生联系，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容易接受削减工资，同时，由于产量的下降，劳动者在既定数量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力将会上升，而实际工资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

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如果确实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在工资水平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被雇用的劳动者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现行的就业量。那么，只有摩擦失业，而不存在自愿失业。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现行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品价格上升，从而实际工资降低，那么通常情况下，还能雇用到多于现存就业量的劳动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与现行货币工资相等价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于是，第二个假定前提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还存在一个更有基础性的非议。第二个假定前提源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劳动者和雇主就工资所进行的谈判决定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尽管古典学派承认双方实际协议的内容是货币工资，甚至也承认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实际工资与当时相应的货币工资并不完全相关，然而，实际工资的水平还是被认为决定于协议所确定的货币工资。所以，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对于劳动者来说，削减货币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总是会下降。实际工资趋向于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假定，显然是认为：劳动者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能够决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工资，尽管他不能决定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简单来说，传统理论强调：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所以，如果雇主之间存在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又没有社团组织的限制，那么，如果劳动者愿意，就可以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这一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雇用工人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希望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向于相等。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是打算被运用于劳动者整体的，而不是仅指单个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其他劳动者拒绝的、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就业。他们的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在封闭社会中，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下降时，实际工资至少在短期内将会随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结论还被认为适用于开放社会。

现在我们知道，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的假定，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但几乎没有人试图检验或驳倒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不一致。

由上文可知，关于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存在两个非议之处。第一个非议与劳动者的行为有关。货币工资不变时，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使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假设劳动供给量确实会下降到那样的程度，那就相当于认为所有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微提高就不再愿意工作了。

关于另一个更基本的非议，我们将在本书以下各章中逐渐展开，它源自于我们所怀疑的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直接决定于工资协议的假定。因为，对于劳动者整体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方法使相当于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可能没有别的方法，使劳动者整体能够通过修改与雇主们就货币工资达成的协议，而将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到某一给定值。我们将努力证明：实际工资一般水平首先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决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阐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辨明，我们对于置身于其中的经济体制怎样运转还有基本的误解。三

货币工资谈判所影响的不是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而主要是实际工资总额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分配。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由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力量决定。

幸运的是，劳动者们倒是比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具理性的经济学者，尽管是无意识地做到的。就抵制削减货币工资而言，即使现行货币工资的实际商品购买力高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尽管这种货币工资的削减很少或从未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不会抵制实际工资的减少，而实际工资的减少是与总就业量增加相联系的，尽管此时货币工资仍保持不变，除非减少的数量大到可能使实际工资低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时，不论对货币工资的削减数量多么小，每个工会都将会采取一些抵制措施。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工会想着为生活费的每一次上涨都罢工，因而工会并非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对就业量的任何提高都增加阻碍。四

尽管古典学派不承认第三类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我把这类失业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不包括“摩擦”失业。我对“非自愿”失业定义是：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轻微上升时，如果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此工资水平下的劳动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就业量，那么劳动者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由这一定义可推论出，第二个假定前提所作的实际工资等于就业量边际负效用的假设，在现实中的意义，相当于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态。这种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状态，我们称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与我们所定义的“充分”就业是相容的。“充分”就业与古典理论的其他特征也是相符的，因此，古典理论最好被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一种分配理论，只要古典学派的假定前提能够成立，以上定义的非自愿失业是不会出现的。

显然，如果古典理论只能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用，那么，在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谁又能否认它的存在？）的情况下，把它用来解决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则是错误的。我们要颠覆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并建立一套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有可能存在的经济运行理论体系。五

我们强调与古典理论体系的不同之处，但也不应忽视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我们还将保留第一个假定前提，并假设它所受的约束条件与古典理论相同。

这种做法意味着：在组织、设备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和产出量（因此与就业量）之间是唯一相关的。所以，一般来说，只有实际工资率下降，才能使就业量随之增加。

但是，在我们否定了第二个假定前提后，虽然与就业量的下降必然相联系的，是劳动者会获得在价值上与较多数量工资品相等的工资，但就业量的下降却并不必然是因为劳动者提出更高的工资（以工资品计算）要求；而且，部分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水平的货币工资，并不必然就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这里所提到的与就业有关的工资理论，将在第五编第一章中进行说明。六

从萨伊和李嘉图时代到现在，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讲述的是：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虽然他们对此没有清楚的阐述，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全部生产成本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产品。

该理论的一个推论，就是得出这样的假设：任何有购买力的个人节制消费的行为，必然导致因此而释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等量地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

对于这一推论，战后经济学家的思想中过多地掺入了与之相反的倾向和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但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有影响力的结论，而且对他们的基本理论也没有进行修正。

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把从《鲁滨逊漂流记》中自产自销经济关系中得出的结论运用在了现实世界。另外，古典学派因需求而带来的销售收入，总能补偿生产成本的结论，似乎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它容易与另一个看来相似但准确无误的命题相混淆，这个命题是：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总产出的价值。

与此相似，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个人财富得到增加，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必定会使整个社会财富得到增加。所以，个人的储蓄行为必定会带来与之相应的投资。

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的人其实都被视觉幻影欺骗了，从而导致把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假设存在一种自动调整的机制，来协调决定抑制现在消费和决定准备未来消费，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方式，使决定两者的动机之间发生联系。

可以认为，这条社会总产出的需求价格等于社会总供给价格的假设，相当于古典理论中的“平行线公理（因看似平行的线却相交，从而指责线没画直）”。承认这一点，其余的就自然成立了——私人和国家的节俭对社会有益，对待利率的传统观念，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主义在对外贸易中必然产生的利益，等等。我们将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七

本章我们指出了，古典学派的理论依次取决于以下假定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3）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其含义是：在产出和就业的任何水平下，总需求价格都与总供给价格相等。

从本质上讲，这三个假定条件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它们是否能成立是一致的，任意一个都与其他两个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第三章有效需求原理一

首先提出几个概念，我们将在以后给出它们的准确定义。当技术、资源和成本既定时，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他们会因此而产生两类支出：第一类，是因生产要素提供了现行服务而产生的支出（不含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我们把这部分支出称为所考察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类，是因购买了其他企业家产品而付给他们的支出，和支付给企业家本人的支出（用来补偿使用设备时所造成的磨损），我们把这部分支出称为考察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产出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的部分就是企业家利润，我们把它称为企业家的收入。在企业家看来，要素成本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因此，该企业家所提供就业量的总收入就是要素成本与企业家利润之和。企业家将努力使企业家利润（在这个定义下的）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了企业家提供就业量的多少。对企业家来说，既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要素成本与企业家利润之和）可被称为该就业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一定就业量下产出的总供给价格恰好等于企业家认为值得提供这一就业数量的预期收益。

因此，在技术、资源和每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任何单个厂商、行业和社会总就业量就取决于企业家预期能从该就业量下的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因为，企业家所要努力维持的就业量，是能使预期收益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实现最大化的就业量。

N一定时，如果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时，那么企业家将有动力把就业量提高到大于N的水平，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企业家之间还会争相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到N，使得Z与D相等。于是，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的那一点就决定了就业量，因为，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达到了最大，而这一交点处D的取值则被我们称为有效需求。这就是“就业通论”的实质性内容，我们的目的在于把它说清楚。以下各章将主要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两个函数。

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就总会促使就业量上升，直到总产出的供给达到失去弹性的那一点为止，即有效需求数量进一步上升，但产出并不会随之有任何上升。显然，这就相当于充分就业状态。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根据劳动者的行为给充分就业下了一个定义，另一个有相同意义的范畴可表述为：充分就业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在此情形下，总就业量的产出对有效需求增加的变化缺少弹性。这样，根据萨伊定律所说的：总产出的总需求价格在任何产量上都等于它的总供给价格，也就是说：实现充分就业是没有任何阻碍的。然而，如果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在一起的萨伊定律并不成立，那么我们专门用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而如果这一章不存在，讨论总就业量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二

现在我们对本书以下各章想要构建的就业理论来做一个概述。我们在概述中假设：每雇用一个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都保持不变，引进这个简化方式是为了便于论述，以后我们将放弃它。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个观点的本质内容都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的理论可简单地表述为：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总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但社会的心理状况却反映为，总消费量会随着实际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增加的幅度却比收入的增幅要小。因此，如果全部增加的就业量都被用来满足增加的现期消费，对企业家来说将会遭受到损失。这样，如果要保持既定的就业量不变，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来补偿在就业水平既定时总产出超过社会愿意消费数量的那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将会少于使他们提供这个就业量所必要的数量。因此，对于既定的社会消费倾向来说，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将取决于现期投资数量，而就业量的均衡水平也就是企业家整体再没有动机来扩大或者缩小就业量的水平。现期投资数量又依次取决于我们将要说的投资诱导，投资诱导又被发现是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针对不同期限和风险的各种复合贷款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这样，在给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的条件下，就只有一个与均衡水平相一致的就业量。这个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量（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应期望均衡水平下的就业量与充分就业量相等，因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人为操纵的情况下，使现期投资产生的需求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引起的总产出的总供给价格超过充分就业时社会愿意消费量的差额，它才能存在。因此，并不是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决定了就业量，除了在实际工资既定时，所能提供的劳动供给量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这种情况是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共同决定了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唯一地与一个既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发生关系——而不是相反。假如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实际就业水平将会下降到低于现行实际工资可能产生的劳动供给水平，而均衡的实际工资就会大于均衡就业水平的劳动边际负效用。

以上分析可以用于解释富裕中的贫困这一悖论。因为，仅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量就可能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增加。有效需求不足会对生产产生阻碍，尽管事实是，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仍然大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而且，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因为贫穷的社会一般会倾向于消费掉它很大一部分产出，所以很小的投资就能达到充分就业；相反，在富裕社会中，需要更充足的投资机会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更糟的是，富裕社会中边际消费倾向更微弱，但资本积累已经很多，如果利率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将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利率理论，并分析利率不会自动下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这是本书第四编中要讨论的内容。

因此，分析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和利率理论就成为我们现存知识中必须加以填补的三个主要空白点。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会发现，价格理论的地位会下降到适当的位置（它只是我们通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会发现，货币在我们的利息率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尽力把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揭示出来。三

“可以忽略总需求函数”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的基础。事实上，对于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观点，马尔萨斯曾经猛烈地批判过，但没有起作用。李嘉图经济学征服了英国，它使争议停止，它使其他观点消失且根本不加以讨论。

李嘉图经济学的胜利是因为，它为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提供了辩护的理论依据，得到了掌权者身后的主流社会力量的支持。

但是，该学说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极大地损害了那些把它运用于实践的经济学者们的威望。

传统经济理论的乐观主义，似乎已经使经济学者们脱离了现实世界。我想，这种乐观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一个社会只要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就显然存在着向最优就业量靠近的自然趋势。古典理论或许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经济体制运行方式。但是，如果假设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的困难都被假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