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编

第一章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一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找到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就业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决定了就业量。总供给函数主要决定于供给方面的物质条件。在第五编第二章，我们还要再来讨论总供给函数，并分析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我们将这个反函数称之为就业函数。一般来说，人们容易忽视总需求函数的作用，所以本书第三、第四编专门讨论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函数涉及到任何既定就业水平与该就业水平预期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既定的就业量水平下，“收益”是社会消费的总量与投资的总量的和。这两个量是由差别很大的因素决定的。本编主要讨论的是：当就业量一定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量。在第四编中，将讨论是什么因素决定投资量。

显然，社会用于消费的数量：第一，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总收入；第二，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客观环境；第三，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主观需求、心理偏好和习惯，以及成员之间收入的分配。影响人们消费动机的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的心理特点、社会习俗和制度。除非在反常的或革命状态下，短期内它们不会有大的改变。在做历史的研究或不同类型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必须要考虑主观因素，分析主观因素的改变是怎样影响消费倾向的。下一章我们将对主观因素做详细的分析。但在下文中，我们将大致假定主观因素不变，即假设消费倾向仅随客观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二

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客观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单位的改变。显然，与其说消费（C）是货币收入的函数，不如说是实际收入的函数。在技术、偏好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不变的状态下，实际收入随着劳动者所支配劳动量的增减而增减。虽然当总产出改变时，由于受报酬率递减规律的影响，一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比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要少。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在就业量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单位发生改变，那么消费也会像物价一样随工资单位的改变而作同比例的改变。尽管我们必须考虑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当工资单位改变时，有可能改变企业家和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可能影响消费。但除了这种情况外，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工资单位自身的改变，因为，我们是依据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来定义消费倾向的。

2.收入与净收入之差的改变。上文已指出，消费量与其说由收入决定，不如说由净收入决定。因为根据定义，净收入是一个人在决定其消费量时首先要考虑的。在某一给定情况下，收入与净收入可能有着某种稳定的关系：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与其对应的净收入之间存在着唯一的函数关系。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当收入改变而净收入不变时，由于其与消费无关，这种改变必须忽略不计。同样，当净收入改变而收入不变时，则必须要考虑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但是，除非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始终对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在本章第四节中，我们再详细讨论收入与净收入之差的变化对消费究竟有什么影响。

3.在计算净收入时，我们没有考虑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这些意外变化在改变消费倾向方面更具重要性。因为这些意外变化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或没有规律性的。富有阶层的消费量或许会由于这些意外变化而变得非常敏感。这应该算是短期内可以使消费倾向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4.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交换的比例）的改变。时间贴现率并不完全等同于利率，因为前者考虑到了所能预测的未来购买力的变化和各种风险，例如没收性的税赋、早亡等。但作为一种粗略的估算，利率可以被认为等同于时间贴现率。

利率对于某一特定收入下消费量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古典学派利息理论认为，利率可使储蓄的供求相等。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化。但一般认为，利率变动对当前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而且是很复杂的，需要视几种相反力量的强弱而定。因为，当利率提高时，有些增加储蓄的动机会得到满足，而有些动机则会削弱。在长期中，如果利率有实质性的改变，则有可能大幅改变社会习惯，从而改变主观消费倾向。但除非有事实为根据，否则很难确定影响的方向。至于利率的短期变动，如果变化不大，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消费。利率变化对消费的间接影响也许要多一些，但作用的方向也不完全相同。利率影响消费的最主要途径，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以及其他资产会因此出现增值或贬值。当一个人的资本有意外增值时，他会倾向于增大当前消费；反之，当一个人的资本有意外贬值时，他会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虽然就收入而言，他的资本价值与以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在上述第3点中涉及到了这种间接影响。除此之外，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变，除非利率变化非常大，否则短期利率的变动对其消费量的影响是次要的。如果利率确实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致使一定数额的钱所能购买到的年金与该数额金钱每年的利息之比上升到造成负储蓄的程度，那么这个上升的比例将促使人们去购买年金，以备年老所需。

消费倾向受到剧烈影响的反常情况（此时人们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也应被归纳在这一点中。

5.财政政策的改变。由于决定个人储蓄的因素是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不仅利率对储蓄有决定作用，而且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储蓄也有决定作用。所得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其他类似的税赋都和利率一样对储蓄产生影响。而且，至少在预期上财政政策所能改变的限度比利率的大。如果财政政策被人为地当做收入分配平均化的手段，那么它在提高消费倾向方面的影响还将更大。

偿债基金是政府为了偿付债务而设立的，其来源是税收，它会对总消费倾向产生影响。由于偿债基金代表了一种集体储蓄，大量设置偿债基金会降低消费倾向。因此，当政府从借债政策转向设置偿债基金政策时，它能导致有效需求严重缩小；而政策向相反的方向执行时，会使有效需求出现显着的扩张。

6.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未来收入水平差距的预期。这个因素对个人消费倾向的影响可能比较大，但对全社会消费倾向的影响，很可能会因每个人预期改变方向的不同而彼此抵消。另外，一般来说，该因素的不确定性很大，不会对消费倾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在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抛开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的改变，那么消费倾向这个函数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稳定的。

一般情况下，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支出主要由就业量和产出量决定。即使其他因素可以改变，但作为总需求函数组成部分的消费量一般还是取决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收入。三

既然承认消费倾向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函数，所以，一般来说，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量（这两者都以工资单位来计量），而消费倾向自身的变动被认为只有次要的作用。那么消费倾向这个函数的普通形式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短期情况，事实更是如此。在所谓就业的周期波动期间，人们此时的习惯不同于更持久的心理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由于人们通常会先从收入中扣除他们已习惯的生活水平所需的开支，而倾向于把实际收入与这个开支的差额用于储蓄。或者，如果人们确实随着收入的改变而调整其开支，短期内的这种调整是不完全的。因此，储蓄常常伴随着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且开始时的变化规模会比以后的大。

除了收入水平的短期变动外，较高的绝对收入水平显然一般也倾向于使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扩大。而且，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往往会把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但不论人们是否会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我们可以承认以下这条任何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心理规律：当社会实际收入上升时，其消费增加的绝对数量不会等于收入增加的绝对数量，所以，若非其他的因素同时出现剧烈且不平常的变化，该社会较大的绝对数量必将被用于储蓄。我们在下文将要阐明，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事实上依赖于这条在现实中广泛盛行的规律。这意味着：如果就业量增加，进而导致总收入也增加时，新增加的消费量不会把所有新增加的就业量都消耗掉。

另一方面，当就业水平的下降导致收入也下降时，如果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则有可能会使消费超过收入，这不但是由于他们花费了其在经济状况较好时积攒的储备，还有可能是由于政府有预算

预算主要是用来满足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大的赤字和盈余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保持其基本平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突然出现波动，即使将来会出现预算赤字，政府也要尽可能地动用更多的支出来缓解经济波动。此图摘自搜狐网财经频道,其中分析的是2005年中国全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意或无意地产生了预算赤字，或通过借款来发放失业救济。因此，当就业量下降至低水平时，总消费量减少的数量将比实际收入减少的数量要小。其原因既是由于个人的习惯行为，也是由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均衡状态通常能在适度的波动幅度内形成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一旦开始，就有可能持续到很低的程度。

预算主要是用来满足一国的政府财政支出的，一般地说，要保持基本平衡。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突然经受波动，政府可以动用更多的支出来熨平经济波动，即使是出现预算赤字。

由此可见，这个原理得出的结论与过去的一样：就业量只会随着投资的增长而上升，除非消费倾向确实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在就业量增加的情况下，因为消费者的支出会比不上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如果增加的投资不能弥补两者之间的差额，那么就业量的增加将是没有用的。四

上述事实是很重要的：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消费又是净收入的函数，也就是净投资的函数（因为消费+净投资=净收入）。也就是说，在既定的投资水平下，需要在计算净收入之前扣除的财务储备越多，对消费、进而对就业的提高就越不利。

在所有的财务储备（或补充成本）在现期都被用来维护现有的资本设备时，其作用不容易被忽略。但不是总能被人们所理解的，是因储备金额超过现期维修实际支出而对就业量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一超出额既没有直接增加当期投资，也没有被用于消费。所以，必须要有新投资来弥补这个超出额。但是，对新投资的需求，和因旧设备的现期损耗而形成的财务储备几乎是完全独立的，从而导致能够形成当期收入的新投资相应的减少，而要达到既定的就业量，对新投资的需求就更强烈。

应该要强调的是：如果社会拥有大量资本存货，要得到一般情况下可被用于消费的净收入，对社会收入就必须做一定数量的扣除。因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扣除，即使在大众愿意将其很大一部分净收入用于消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低估使消费倾向降低的因素的作用。

所有经济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和对象，即消费。就业的机会必然也会受制于总需求的程度。总需求只能来自于现期消费和现在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对一个社会来说，我们只能用现期的物质产品来为将来的消费做准备，而不是财务上的方法。但在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组织中，财务上为未来消费所做的准备，与实物上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是截然分开的，所以使前者得以实现的措施并不必然也使后者得到实现。正像很多事例所证明的：谨慎的财务方法倾向于使总需求减少，并因此使社会福利遭到损害。而且，我们为未来消费准备得越多，我们进一步事先为将来消费做准备的难度就越大，从而在总需求的来源中我们将更加依赖于现期消费。但遗憾的是，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我们收入的增加而拉大。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方法，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除非社会保持足够多的失业，让我们贫穷到这样的程度：使消费与收入的差额，不超过今天为将来消费而生产的物质准备的价值。

在一些实例和许多关于资本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所出现的思路不清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是不能独立于消费的。相反，消费倾向作为一种持久性生活习惯的代表，它的每一次减少都必将使对资本品的需求和对消费品的需求减少。第二章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一

还有第二类影响消费量的因素：在一定的总收入（以工资单位计量）和一定的已论述过的客观条件下，主观的和社会的动机决定消费支出是多少。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不会涉及到新的观点，所以，在此只列出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

一般认为，有八个主观性动机使得个人不把收入用于消费：

1.为不能预见但又有可能发生的费用而储备一笔资金；

2.为了现在和可以预料的未来之间，在收入与个人或家庭需要关系上的改变而做的储备，如:为了养老、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对不能自立的人的抚养；

3.为了得到利息和增值，即由于将来较大量的消费被认为比当前较小量的消费要好；

4.为了满足逐渐增加的生活开销，因为，尽管人们享受的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普遍都有一种希望生活水平能逐渐得到改善的本能，而不是相反；

5.为了满足独立和有能力做出事业的意识，尽管就具体行动而言，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目的；

6.为进行投机或商业项目而积累资本；

7.为了能够遗留下财产；

8.为满足纯粹的吝啬的愿望，即那种不合理但一贯坚持的反对消费的行为等。

这八个动机可以被称为：谨慎、远虑、筹划、改善、独立、进取、骄傲和贪婪的动机，我们还可以列出一系列与它们相对应的消费动机，例如，享受、短视、慷慨、失算、炫耀和奢侈。

除个人进行储蓄积累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公司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在类似英国或美国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总储蓄量的1/3至2/3。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储蓄动机相似但并不相同，这些动机主要有以下四个：

1.进取动机——取得资金，为了不必通过负债或在市场上融资就能进行更多的资本投资。

2．流动性动机——取得流动性资产，来应对紧急情况、困难和经济萧条。

3.改善动机——取得逐渐增加的收入，这还能顺便让管理者们免受批评。因为，很难把因积累带来的收入增加与因效率带来的收入增加区分开来。

4.财务上的谨慎动机和处在“正确地位”的愿望使得资金储备超过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以便于能在资本设备实际磨损和报废的期限之前（而非之后），偿还负债并收回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征，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了这个动机的强弱程度。

与这些使人们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的动机相对应，有时也存在着一些动机使消费超过收入。上述的对个人储蓄产生正面影响的因素，在日后负储蓄的情况下，会产生相反的影响，例如，把储蓄用于家庭开支或养老的需要。用借来的钱发放失业救济金可以被认为是负储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有这些动机的强弱程度会由于这些因素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假定的经济社会的体系和组织；因种族、教育、传统、宗教和因当前道德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当前的希望和过去的经历；资本设备的规模与技术；以及当前的财富分配和现存的生活水平。本书中，我们将把分别决定储蓄和消费的主观动机的主要背景当做给定的事实。至于财富的分配，它基本上决定于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可以被认为是只在长期中才会缓慢改变的因素，所以，在本书上下文中，它被认为是给定的。二

一般来说，使消费倾向改变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变化缓慢，利率和其他客观因素变化所产生的短期影响只有次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消费的短期变化并不是取决于既定收入下消费倾向的改变，而是主要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来计量）的多少。

这就意味着：利率的轻微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一般是不大的。但利率的变化对实际储蓄量有很重要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向与通常所假定的方向是相反的。因为，总投资制约着总储蓄，利率上升（除非投资需求曲线的相应改变能抵消它的作用）会使投资下降；因此，收入必然会由于利率上升的作用而下降到这样的水平，以致储蓄的下降程度与投资一样。由于收入下降的绝对数量会大于投资下降的绝对数量，所以，利率上升时，储蓄和消费都将下降。

因此，尽管由于利率的上升，社会将把其既定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储蓄，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利率的上升（假定需求曲线没有发生对投资有利的移动）会使现实中的总储蓄量减少。相似的论证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明，随着利率的上升，收入下降的是多少（假定其他条件都一样）。

只有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利息率上升时，我们才会进行更多的储蓄。但是，如果较高的利息率对投资产生了阻碍，那么，我们的收入必然会下降，直到储蓄能力的减少足够抵消较高利息率所引致的储蓄积极性。我们越是品德高尚，越是力行节约，我们的国家和个人的财务越是恪守传统的原则，则当利息率相对于资本边际资本效率有所提高时，我们收入的下降也就越多。僵化不变的态度所带来的不会是收益，而是惩罚。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因此，实际的总储蓄量和总消费量不取决于谨慎、远见、骄傲和贪婪等动机。善行和恶习对它们都不起作用。在考虑资本边际效率的情况下，是利率对投资的有利程度决定了它们。当然，这种说法有夸张的成分。如果利息率能被控制于使其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程度，节俭的美德仍然会发挥作用；此时，消费倾向的微弱程度仍将决定资本积累的速度。所以，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节俭美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暗含了利率始终能被控制在可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的假定。第三章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明确了，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深化。在既定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乘数来表示收入和投资之间确定的比例关系。再采取某种简化的方式，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我们称之为初期就业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定的比例，我们也可称之为乘数。从而，在消费倾向为既定的条件下，总就业量、总收入量和投资量之间就可以构建一个精确的关系。乘数的概念是由R.F.卡恩先生在其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中首先提出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消费倾向在各种假设情况（还有其他一些条件）下都被当做一个确定的量，假如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或其他公共机关采取刺激或阻挠投资的措施，则就业量的变化就是投资净增减量的函数。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旨在建立一些一般性原理，并用这些原理来估算净投资增量与因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增量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在讨论乘数之前，有必要先对边际消费倾向这个概念进行说明。一

在本书中，我们所说的实际收入的波动是指，在资本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就业量（也就是不同数量的劳动者单位）变化而产生的收入波动，所以，实际收入会随着被雇用劳动者单位数量而上升或下降。由于实际收入无法用精确的产品数量来计量，因此，衡量实际收入变动的实用的指标，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Yw）。在某些情况下，Yw的增减比例一般比实际收入的增减比例要大，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总是同时增加或减少（这几乎可以使它们相互替代）。

在实现充分就业后，不论边际消费倾向取什么数值，任何进一步增加投资量的努力，都将使价格产生无限上升的趋势；即我们达到了真正通货膨胀的状态。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价格的上升是与实际总收入的上升相联系的。三

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是投资的净增加量。所以，如果想要把上述理论不加限制条件地运用在（例如）分析增加公共工程的作用上，我们就必须假设：没有因其他方面投资量减少而产生的抵消作用，并假设：没有与其相联系的社会消费倾向的改变。因为在实际的例子中，除了某一种给定投资类型的具体增加额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最终结果。

根据卡恩先生的观点，以下这些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而且不容忽视的因素：

1.对公共工程的金融支持，以及因就业量增加和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周转现金的增加，都有可能使利率上升。除非货币管理当局采取纠正措施，否则将阻挠其他方面的投资。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使私人投资者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这也要求以利率的实际下降来补偿。

2.由于经常出现的心理混乱状态，而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会对“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可能使流动性偏好上升，或使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除非采取抵消其作用的措施，否则其他方面的投资将会受到阻碍。

3.在一个拥有对外贸易部门的开放经济体系中，部分投资增加的乘数作用，会因为促进了外国就业量而被消耗。另一方面，由于乘数作用在外国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对我们国家产生有利的反应，我国会因为这种反应而收回一部分外泄的利益。

另外，如果我们所考察的变化具有相当大的数量，就必须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发生的累进的变化，因为，边际的位置在逐渐改变，进而乘数也在改变。并不是在任何就业量水平下，边际消费倾向都保持不变，一般的规律是，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

但还有其他的因素使边际消费倾向发生改变，进而使乘数发生改变。而这些因素并没有使上述一般规则的趋势减弱。四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进行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总投资的变动事前已经被预料到，所以消费品行业和资本品行业能在事先足够长的时间里同时增加产量，所以，除了产量增加所产生的收益递减之外，消费品价格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要考虑这样的情况：由于完全出乎意料的投资品行业产量增加而产生的变化。显然，这种原因产生的变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对就业量的作用才能全部发挥出来。但我发现，在讨论这一事实时，可能会引起混淆：一方面，乘数这个合乎逻辑的理论在任何连续的时点上都是成立的，而且没有时滞；另一方面，资本品行业扩张的影响，由于时滞的原因，它的作用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逐渐发挥出来。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如下：首先，资本品行业中出乎预料的和没有被完全预料到的扩张对总投资量不会立即发挥它的全部影响，使投资量逐渐地增加；其次，边际消费倾向在它的影响下会暂时偏离正常值，然后又逐渐地回到正常值。

因此，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在经历一个时间间隔后的一段连续时期中，产生一系列的总投资增量，并在这一段连续的时期中产生一系列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这些数值与预料之中的投资品行业扩张时的数值不同，也与整个社会新建立的总投资水平的数值不同。但是，在每一段连续时期中都有：总需求的增量，与总投资的增量乘以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的乘数相等。

某些情况下，出乎预料的改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对就业量发挥其全部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经济周期进行分析时，情况也是如此。但这对本章所建立的乘数理论并没有什么影响，也不妨碍把乘数作为指示器，来衡量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全部有利的）。五

从上文中可知，如果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也会越大，对于一个既定的投资变化来说，对就业量的影响也会越大。这也许会产生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一个储蓄只占收入很小部分的贫穷社会与富裕社会相比，更容易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在富裕社会中储蓄在收入中占较大比例，从而乘数的数值较小。

但是，这个结论没有看到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与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之间的差别，因为，如果投资变化的比例一定，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高时，它产生的影响也较大；但是，当平均消费倾向的数值也较高时，它影响的绝对量却依然是比较小的。

在两个社会中，贫穷的社会之所以比较贫穷，一定是由于就业不足。但如果是由工作不熟练、技术和设备落后等原因造成的，那么上述论证只要稍作修改就可适用。虽然贫穷社会中的乘数较大，但在富裕社会中，由于当期投资在现行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大，那么投资量的波动对就业量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六

当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则小于（甚至会远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效用。对一个长期失业者来说，一定量的劳动产生的是正效用，而不是负效用。如果这一点能够被接受，那么，在收支相抵之后，“浪费式的”举债支出还能使社会财富增加，就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当我们的政治家们所接受的古典学派经济学理论阻碍了产生更好的方法时，建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被作为增加财富的途径。

难以理解的是，为了摆脱荒谬结论（古典学说所得出的），常识使我们往往倾向于采取全部“浪费式的”举债支出的方式，而不采取部分浪费的方式，这是因为：部分浪费式的方式没有把全部都浪费掉，所以，对这种方式是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的原则进行判别的。例如，人们更容易接受用借款筹集来的资金发放救济，而不愿接受把筹集来的资金用于效益小于现行利率的设备改造。同时，开采金矿不过是在地上挖窟窿，它非但不能增加世界的真实财富，还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但它却是所有解决办法中最容易被接受的。

如果财政部把旧瓶子里塞满钞票，然后把它们埋在废弃矿井中合适的深度，再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最后，任由私人企业按照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要经过投标才能进行开采），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失业，社会的资本财富和实际收入受此影响后，都会有所增长。当然，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事情会更有意义，如果在此过程中会遇到困难（政治上和实际上的），那么，我们宁愿选择挖洞的方法。

因此，我们的理智，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一个谨慎的理财家，当我们为后代建造房屋时，都要认真考虑给后代增加的“财务”负担，这样，我们就失去了避免失业问题的简单办法。我们必须接受社会中存在失业的现象，它产生于把私人的“致富”之道运用于国家事务，但私人的“致富”之道只是使私人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对于享用财富的权利，他们并不打算在任何一定的时期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