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二、东夷、巴人一脉相承

根据以上种种，笔者暂作如是推测：

东夷先民本居住在蒙古、贝加尔湖周围直至兴安岭一带，即史称“肃慎”或称“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的民族先民。后来一部分人逐渐转移到沿渤海湾四周和东北各地，乃至远东滨海。分布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直至鲁西南、苏北等地区的一支与原本就生活在那里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以下简称“大汶口人”）杂居甚至部分融合。这些人与留居在东北的那一部分人，后来被统治者统称为“东夷”。

东夷在进行长时间、长距离西迁的过程中，又陆续分化为殷（商）人、（西迁）戎人（指本是东夷，西迁后被改称为“西戎”的那些部落集团）和濮人等支系（实际上“濮”之族称早在未西迁之前即已存在，濮人主要源自大汶口人）。

殷人的主要民族成分系源自肃慎系民族先民。该族于夏末年间，由其首领汤王发动周边受压迫民族，一起推翻了夏桀的腐朽统治，建立了殷商王朝。商代是我国青铜器文化的鼎盛时代。殷人则与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一起，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其文化也成了当时华夏文化中的主体部分。

（西迁）戎人抵达黄河中游及渭水流域后，一部分成为秦人，即秦国的主体民族，另一部分到了黄河上游的甘青一带，是为氐羌系民族的先民。这些人后来又辗转南下到川西北、川西南、滇西北直至滇西、滇中甚至整个云南，直到黔西一带，并陆续分化为羌、彝、哈尼、拉祜、纳西、傈僳、景颇、白、怒、普米、基诺、土家、藏、门巴、珞巴等众多民族的先民，即藏缅语族民族的前身。

濮人主要源自大汶口人已见前述。西迁后分布于黄淮中下游、江汉平原乃至鄂西北、陕南一带，三峡地区也有他们的足迹。后因与楚长期征战，节节败退，一直退到渝、陕、鄂、湘、黔等省、市交界地带，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则融入巴族。

较早抵达陕南、鄂西北、渝市、湘鄂西与黔东北地区的氐羌系中被称做“蛮蜒”的，有崇尚白虎风习的廪君蛮和濮系民族，与在此之前及以后来到的濮人一起构成了巴人的主体。

留在东北、内蒙古一带的肃慎系民族（即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先民），自史前时期起，就有一部分人南下到朝鲜半岛、日本，传去了黍、粟等作物及其种植技术，并留下了石棚遗迹。他们当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来到山东、苏北地区，逐渐与大汶口人融合，形成东夷。东夷后裔中的未西迁者，除原地不动并最后融入华夏民族的那一部分人之外，大都于春秋战国时期跨海东渡去了朝鲜、日本（日本学界称他们为“弥生人”）。他们带去了各种青铜器和铁器，以及水稻栽培、农田灌溉和金属冶炼技术，开创了先进的金属器时代，大大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他们自身则逐渐融入当地民族。

下面谈谈有关氐羌系、濮系等民族源于东夷等问题。

氐羌系、濮系民族是否源于东夷，这是解决巴人起源之谜的关键所在。如果解决得不好，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上的争论很可能还得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前面业已提及的相似习俗、相似体质特征及其考古结论的基础上，再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取得共识。

（一）考古资料所提供的证据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渝文化》第3辑第100～101页记载：“当时在川西北高原一线存在着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族走廊，许多北方草原民族及中原遗民通过走廊进入云贵高原。同时从东方的山东沿海到西方的甘青地区，沿黄河一线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民族走廊。两条走廊交汇在陕甘川交界地带，四川盆地则恰好处在这个交叉点之下。”（三星堆）“二期文化是外来文化与一期文化融合的结果。根据种种迹象来看，这支外来文化是从山东经过河南过来的东夷文化……”“从时代上看，三星堆二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世纪，二里头一期的时代据C-14测定为公元前20世纪，前者略晚于后者，因此，可知三星堆二期的主要器物是从东夷文化中传来。”同书第196页称：“前巴渝文化受到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影响，如袋足器中的规鬲和盉，石器中的石斧、石锛、石凿等，都和龙山文化中的同类器相似，但两者在器形特征上又各不相同。”同书第198页对重庆市辖区内的一些有关遗址作介绍说：涪陵以东的忠县“井沟出土的3件卜骨，皆有钻有灼，类似商周卜骨”。

又如同书第206页指出：“大溪文化的房屋基址，有半地穴式或地表上的圆形、方形、长方形建筑。”“长江流域的建筑基址形式，还能体现出人类早期文明，与黄河流域间的纵向的文化交流与互相影响。”同书第207页将殷商文化遗存在各地的分布与巴文化区的情况作比较后称：殷商时期“除了郑州、安阳为中心地域外，其他地方也都发现不少重要的殷商文化遗存。巴文化区域内亦是如此。”

同书第208页又介绍说：“据有关研究者称，钅享于本是东夷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在东方濒海地区发现的数量尤多且较普遍。而时至东周以降至秦汉，则在巴蜀之地推广应用……”同书在第212页上对巴渝出土的青铜器，提出如下见解：“巴蜀滇越的青铜兵器，确实与中原地区的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如同书第200页称：“巴渝出土的青铜器……在器类及器形的总体上都与中原地区春秋战国的同类器相近似，只是在具体器形及纹饰上具有地方特征。”“远古时期，陕南、湘西、鄂西及巴蜀地区是一个大的文化区。巴渝文化很早就接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它又影响了南部的夜郎、滇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沟通黄河流域与西南文化的桥梁。”同书对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提出了看法，证实它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如第209页称：“据目前的资料分析，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与中期以后仰韶文化有过接触和影响。其相同点都是以红陶为主，有些器形近似。”又如第219页称：“这种（青铜）剑由短到长的演变轨迹，巴与中原各地并无差异。”短巧的I型巴式“柱脊铜剑，在宝鸡的西周墓中亦曾出土。向东则河南、山东的同时期墓中抑或见到，说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巴之I型青铜剑“与北方草原的鄂尔多斯式短剑有渊源关系”。

又据重庆巴文化研究会及重庆市博物馆合编的《巴文化研究通讯》总45期载杨华的《长江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古人类文化遗迹综述》一文称：“属于石家河文化类型的遗存……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早期遗存有较多的共同点，两地的年代基本上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峡江地区这类晚期遗存已进入了夏纪年。需要说明的是，峡江地区这类文化遗存除具有自身土着文化风格以外，外来的文化因素也是非常突出的……都是中原文化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中原龙山文化（亦即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早期文化已强烈地影响和冲击了鄂西和峡江地区。”“川东地区西周时期的主要遗址……都出土有西周时期（巴人）遗物。这类西周遗物与三峡地区早期巴人遗物基本相似。从文化类型学上看，它们应属于后者承袭前者的关系。”上面所引用的几段文字，不仅为氐羌系、濮系民族先民曾作过自东而西的迁徙和东夷文化西传等提出了考古发现方面的论证，还进一步为巴文化源于龙山文化提供了可靠依据。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但也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它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东夷文化或曰濮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向西延续（再往西延续则为陕西龙山文化，往南则为湖北龙山文化）。从中可以看出巴源于濮，巴人先民之一的濮人，应源自大汶口文化居民。

不过濮人只是构成巴人的主要民族之一而不是全部。除濮之外，氐羌系民族先民也是巴的主要民族。此外还有一些越系民族以及苗、瑶等民族的先民们。

《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以下简称“原始宗教·考古卷”）记载的民俗资料所提供的依据如下：

鸟崇拜《原始宗教·考古卷》第128页称：辽宁东沟后洼遗址“出土的鸟类雕像较多，尤其是那件人鸟合一两面雕刻像，一面是人，一面是鸟，这说明在雕刻者心中，鸟与人有着密切联系，或可能有血缘亲属关系。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中出土较多鸟形器，新乐遗址出土木雕鹰，新开流遗址中骨鹰等，这些都是鸟形雕像，这就说明古代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北地区东部的一些居民是崇拜鸟的……”

同书第234页则介绍了苏北地区的发现：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有许多类似鸟头形的图案“与龙山文化鸟形鼎足的纹饰相似”。

同书第722页还对鸟崇拜遗物作了介绍：陕西华阳横阵遗址有鸟头器盖；西安半坡遗址有很多鸟形象纹样、鸟形雕塑；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彩陶瓶上所绘的图案，其“式样与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庙底沟类型的曲腹彩陶瓶上的花纹格式大体相同”；湖北圻春易家山遗址有陶鸟；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纹样中有鸟纹；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甘肃永靖大何庄墓址均发现陶鸟残片；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有青铜器鸟类形象器物多种；云南弥渡苴力战国墓有鸟嘴形饰；青海湟源卡约文化遗址有铜鸟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有铸有鸟的铜鼓、三孔雀镂花铜饰物；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铜棺外表铸有鹰、燕、水鸟等鸟类，云南沧源岩画有鸟形图样。

其发展路线及时间先后大致是：

辽东半岛、东北地区东部——山东、苏北——河南陕南甘肃——青海四川——云南湖北头形器口瓶（壶）《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28页：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腹部上的图案与河南庙底沟、山西大禹渡村、陕西泉护村等庙底沟类型遗址中的彩陶上的特征相似，因此该陶瓶当属庙底沟类型时期的器物。它明确地显示出其文化传播途径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也是沿黄河作自东而西的传播。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竟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弥生陶器人面瓶十分相似。尽管前者为彩陶，后者为印纹陶，但其外观造型、人面塑造的部位、手法等都明显地表露出其间的某种共性与内在联系。这两件文物出土地点相距遥远，时间相差2000多年，却能如此相似决非偶然，它为东夷族不仅早在5000多年前即已西迁到甘青一带，而其留在东部沿海一带的同胞后裔们则在铁器时代跨海东渡日本的推测，又一次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房顶上宽下窄、房身上大下小的干栏式建筑《原始宗教·考古卷》第615页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西汉时期铜鼓形双盖铜贮贝器“……左右侧各作一仓房，房顶上宽下窄，略如扇形，似用木条或竹条交叉编成，脊上栖息着三只鸟，屋壁用木椽约18至22层构成，云南有些地方的粮仓现在还用这种做法。”

同书第650页还指出：云南沧源岩画第四地点1区“……右下方紧接一座干栏式建筑……惟房身上大下小，顶有两鸟形。”“……此两人之下又有干栏式建筑一座，房顶亦有双鸟饰，房身呈上大底小之状，似表示脊大于檐之干栏式建筑。”

屋壁用木椽构成的房屋（即井干式房屋，又称“木楞子”、“板屋”）不仅云南的粮仓如此，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独龙等民族以及北方某些民族的住房，也都是以横放原木垒成墙（即屋壁）的建筑。

被称做“校仓造”的日本奈良正仓院御宝库是建造于8世纪的干栏式大型建筑，系用40根大木柱做桩，它同样是以横放原木垒成屋壁的建筑物。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滇王墓的铜制神殿模型，也属于房身上大下小、房顶上宽下窄略呈扇形的干栏房舍。此外，日本奈良县佐味田宝冢古墓中出土的文镜和香川县出土的文物铜铎等的屋宇纹样，也是这一类型的建筑。以上这些建筑风格基本上都源自东夷文化。

火葬习俗《原始宗教·考古卷》第162页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晚期的辽东半岛石棚作介绍说：“双房2号石棚发现了有火烧过发灰白色的人骨碎片，庄河大荒地石棚内也发现了火化的人骨……这些说明了辽东半岛上的古代居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盛行火葬……”同书第165页指出：青铜器时代辽宁本溪庙后山洞穴墓地“同一洞穴，并存有三种不同葬式，即火葬、仰身葬、二次葬（或乱骨葬）”。

1998年秋，见诸报端的东北某地（肃慎系民族）先民火葬遗址的考古发现消息，据报道，推测当时火葬的做法是先在地面挖坑，坑内堆满木柴，上置遗体，另在柴堆上插一高柱。火化后，柴尽柱倒，即将未完全焚完的尸骨、木柴、木柱等统统埋入墓穴。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原始信仰及其做法。据说人死后其善灵将随着天柱的焚烧进入天国，升不了天的恶灵和骸骨则留在墓内。

《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69～770页说：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甘肃临洮寺洼山墓葬尸体处置“一是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罐中……二是平放仰卧……三是乱骨堆……可见当时是火葬制与全尸土葬制同时存在”。“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

同书第604页还指出：东汉时期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瓮棺葬与火葬墓遍布鳌凤山顶，山坡边缘则逐渐减少”。

火葬是氐羌系民族主要习俗之一。上述记载清楚地表明火葬习俗源于东北的肃慎系民族先民，后经西迁到甘青一带，并传布至云南，于是这些民族也成了西戎之一的氐羌系民族先民。它又一次证明东夷西迁和氐羌系民族源自东夷是铁一般不容置疑的事实。

用猪下颌骨、獐牙等随葬从最早（距今约7000～7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獐牙器（或称“獐牙钩形器”、“牙角钩形器”、“牙钩”，是用獐的獠牙磨出凹刃制成，有的根部有绑缚痕。后来发展为用骨或鹿角做柄，上部左右两侧都绑有獐牙的形似镰刀的工具）做随葬品。经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墓地、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至山东大汶口墓地（约距今4500～5500年）为顶点，以后即被猪獠牙、猪下颌骨所取代。发现时多数都是握在死者指骨中，多者左右手合计共十二个，少者一个。族属为濮人先民，即大汶口人。

野猪獠牙随葬最早见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距今5790～7150年）。此外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墓葬、大汶口墓地、吉林西周山石棺墓（多置于人骨头、胸部附近）、吉林骚达沟石棺葬、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等处也有发现。族属前者为濮人先民，吉林部分为肃慎系民族先民。

动物牙骨随葬习俗中，以猪下颌骨随葬的数量为最多、风行时间最长。此俗最早见于（距今5000～5800年）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这一时期墓葬中獐牙钩形器与猪下颌骨同时出现。

《原始宗教·考古卷》第274～276页称：用猪下颌骨随葬的墓“以一座（墓）一块猪下颚骨居多，也有二块、三块的”。

该处人骨经观察发现“男性和女性有头部人工变形与拔牙的习俗”，故无疑是濮系民族先民。

此后这一风习流传到陕西临潼姜家寨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墓葬、江苏常州圩墩墓葬；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墓地；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墓地（一般都放在人骨脚部上面的墓口填土内，少数放在骨架脚下方的陶器上面，个别的放在人骨架腿边）；吉林西周山石棺墓（多用幼猪下颌骨随葬）；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石棺墓；云南剑川鳌凤山古墓（除猪下颌骨外，还有麂、羊的下颌骨、猪腿骨……）等地区。

以上族属有濮系、越系、肃慎系、氐羌系民族先民，形成自东向西的传播路线（其中一部分自苏北南下到苏南、上海等地）。

随葬品以獐的獠牙为始（大多数改制成钩形器）经过用野猪獠牙或猪门牙，发展到用猪下颌骨。其作用从最初的工具兼武器、巫术法器（用以驱邪镇魔）开始，转变为装饰品，最后成了显示财富的象征物。

涂红、盖红所谓涂红（或称“涂朱”）就是在死者遗骸、葬具、随葬品或墓地上的其他物品等处涂或撒上朱红、赭石颜料或粉末等的做法。最早见于（距今约10370年）江西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

《原始宗教·考古卷》第380页指出：“纹饰除大量使用绳纹之外，新发现有在绳纹上涂朱的陶片13块（有少数内外壁均涂朱者，也有的是圈窝之上涂朱）。”前些年日本考古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古陶。这一发现，立刻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有人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但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绳纹陶（碎片）的出土，证实它比日本最早的陶器还要早370多年，因此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作、使用陶器的国家应是中国。日本的绳纹陶很可能是越人先民带过去的。

涂红、盖红习俗的传播途径为赣、皖、苏、浙和赣、鄂、川、黔、桂、粤、滇、藏；另一支则经苏、鲁、豫、晋、陕、甘等省区，除个别外，大致呈自东往西的传播途径。做法则纷繁复杂，各有特色，或涂红色颜料或撒赤铁矿粉、赭石粉于死者遗体四周或浑身上下，或胸或足，或涂满四肢或仅及颅顶、前额、眉骨，或涂于股骨、胫骨、跟骨的某些部位。有的涂红还见于盖瓮棺用的陶片，随葬的玉、石饰物，石制工具，兵器，动物骨、甲等的不同部位。有的则在死者头部（或加上足部）扣上红陶钵，盖上红麻布等（云南金平县拉祜族苦聪人至前些年尚保留着往死者头、足部盖红布的习俗）。还有的将装有红颜料的彩陶杯等放在人骨旁。

头部盖红布习俗，很可能是我国旧时新娘出嫁时头蒙红帕习俗的来源（见附录二“新娘头蒙红盖头习俗的由来”部分）。

涂红习俗主要流传于濮系、氐羌系、越系各民族先民中。另据了解，日本古代也有过类似做法，如日本奈良市宇和古墓群大和5号墓以及广岛县三城古墓等出土的大批圆柱状陶俑，大都涂有红色颜料。从涂红、撒红粉发展到用红陶或红布遮盖的做法，很可能是基于对红色像火、血，象征巨大能量的认识，因而将红颜料等当做具有祛魔驱邪、逢凶化吉法力无边的物质，涂（撒）在死者的（牙钩器、石斧、铜剑之类的）防身武器上、身上或身体周围，能免除来自冥界的种种磨难，使亡灵早登彼岸，跻身仙界。

到了后来，涂红可能被用于代替“洗骨”即古人遇到不幸或病痛，认为这是先人亡灵做祟所致，须开棺洗骨方能消灾祛病，做法甚为麻烦，于是就改为较简便易行的涂红，哪个部位患疾疼痛，就在尸骨的相应部位上涂红（多将红色涂在该部位的突起部分）。涂红及所用红颜料，最初很可能须事先经过巫师施术念咒，甚至由巫师亲自动手涂红，以求其灵验有效。

丧俗中要在死者脸上盖白纸（或草纸、黄纸），这很可能是从古时用红麻布盖脸（有的还要盖脚）习俗演变过来的。这些做法可能都是涂红习俗的发展，说不定是为了使亡灵在阴间少受苦难而采取的相应措施。

随葬石块、龟甲以石随葬风习最早见于（距今7500～9000年前）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墓葬（以鹅卵石、青石板随葬）。

据《原始宗教·考古卷》第425页记载：（距今7000～7500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多数墓葬中，均有成组的龟甲，“龟甲内往往装有数量不等、大小不均、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小石子”。

此习俗传播到了辽、鲁、苏、甘、川、滇等省，大致形成自东而西，然后南下川滇的传播路线。

随葬品除石块外，还有龟甲、鱼等。大石块多压在人骨上，如压在胸部、腹部等处（日本古时屈肢葬中也有大石压怀现象，称“抱石葬”），有的放在头侧，甚至压在头上，股骨、膝盖、脚部压石的也有。小石子多为白色，或散置于人骨四周，或堆成小堆，多的上百块甚至三百余块。

甘、川、滇等处的随葬用小石块以白色居多，这恐怕是氐羌系民族先民崇拜白石习尚的表现形式之一。四川茂汶别立、勒石石棺墓中，战国中期墓葬BM13的骨架，身高为1.8米，上颌左侧切牙早已脱落，说明死者生前仍遵循凿齿古俗，证实墓主确系濮人。由此得知，东夷石崇拜遗风不仅存在于氐羌系先民中，它同样也成了濮人习俗。

此外，还可以从儿童葬俗、陶器、卜骨、粟等的考古研究中，并通过对有关文化现象的比较，来发现与证实东夷西迁的历史轨迹。

《原始宗教·考古卷》第587页介绍说：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墓葬“幼童盛行瓮棺葬，且埋在房屋近旁，与半坡仰韶文化相同”。

又据同书第590～594页称：云南元谋大墩遗址墓葬“儿童盛行瓮棺葬，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一样，埋在住房附近”。“多数瓮棺的肩部、腹壁或底部，有意识地敲1～3个圈形小孔，孔径1.5～2厘米。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瓮棺葬相似。”

上述记载证实云南新石器时代人对儿童行瓮棺葬，且埋在房屋附近，瓮棺上还要凿孔等做法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习俗相同。

当时的中原（包括豫、陕南等地）除华夏人外，尚有大量的东夷人在该地区生活，因此我们不能把仰韶文化狭隘地看做是单一的华夏文化，它应是含有东夷文化成分的中原文化。随着东夷人的西迁，其文化也随之传播到甘、青、川、滇。

《原始宗教·考古卷》第739页指出：“齐家文化（属甘肃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很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共同特征。”“卜骨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很早就有发现。现在齐家文化中也发现卜骨。这个新发现对于研究甘肃地区甚至全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许多地方十分相似，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这在前面已曾提及。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下面再看看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同书第267页对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刘林类型墓葬中出土的8件彩陶器作了介绍：“其中两件陶钵（I式）和两件陶盆（I式），无论在器物造型、着彩部位或彩绘风格上与豫西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器极为相像，说明二者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联系到前面提及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彩陶瓶腹部的图案与河南庙底沟、山西大禹村、陕西泉护河村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特征相似，这些都明确显示其文化传播应是苏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的自东而西的传播。

又据《黄河上游历史与文物》第21～22页称：“本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遗址，多次出现有瓮藏的粟，与黄河中下游各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谷物相同。从这一侧面也可以说明，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各地，同属于粟文化系统。其次，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的炊具主要是陶鬲（三足空腹煮器），日用器皿主要是彩陶，这些与黄河中下游各地也是相同的。”（参见后面的“巴人源于濮的依据·出土规鬲、盉”部分）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中窥见氐羌系、濮系民族先民们的迁徙及其文化传播途径。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这些先民就是原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东夷人。

（二）来自民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据称，濮人先民（大汶口人）有身材高大、头颅人为使之变形以及凿齿等特征。《中国悬棺葬》第219页指出：“……巫溪县大宁河流域荆竹坝M18悬棺内2具西汉人骨架颅骨顶部的冠状凹陷情况与川南珙县僰人颅骨上的（凹陷）相同，说明生前也有头颅改形的风俗习惯。两地悬棺……虽时隔一千多年，相距上千公里，但从都有头颅改形风俗习惯来看……证实了……在族属上（两者）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由此可知，大汶口人虽经融合为东夷，但有些人仍保持其原貌未变，故在西迁时，很自然地独立形成（构成巴人主体民族之一的）濮人，至川南后，遂被称做“僰人”（“僰”、“濮”读音接近，分明是同一民族）。其身材、习俗等仍一脉相传。他们是代代继承、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源民族。

发表于2004年12月1日《重庆广播电视报》上的一篇题为《高科技复原6500年前的半坡人》一文中，引用了《华商晨报》的一段文字：“令人惊奇的是复原后的人物画像与四川茂汶县营盘山上5500年前的古人很相似！赵（成文）教授说这两处遗址虽时隔千年相距千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圆形的葬坑、圆形的石头，甚至连陶片上的绳纹和制陶工艺也很相似。”这篇报道为证实从史前时期起就已形成的“南北民族走廊”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又一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通过两地出土的绳纹陶及其制作法相似的信息，可以推断这些古人很可能是源自使用印纹陶器具的早期濮系民族，即属于大汶口文化居民中的西迁移民，而不是使用彩陶的华北或中原地区居民。

关于南亚人种中的华南人、大汶口文化居民等情况，据刊于《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卷第2期由韩康信先生等撰写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一文记载，中国沿海地带与东南亚地区、太平洋的古今人类颅骨测量数据及其相关指数表明：颅长宽指数中，中颅形居多，颅长高指数中，高颅形居多，颅骨宽高指数中，中颅形居多，眼眶指数、鼻指数方面，中眼形、中鼻形占优势。上述总体出现率较高的群体有柳江人、华南人、大汶口人、佛山河宕洞人、印支人、菲律宾人、马来亚人、印尼人、波利尼西亚人以及黎族、壮族。

《文物考古研究》第7页对我国新石器时代陕南地区居民的考古发现作了介绍，指出：“……根据对半坡新石器居民的体质测量，只有少数与现代华北组接近，多数与华南和现代南亚及印度尼西亚组接近。”“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半坡组相同。”“华县横阵出土的人骨也与上面各组一致。”“华县元君庙人骨测量材料与前两组（按：指华北组和现代华北组）相同。”这就是说，半坡组古人、宝鸡古人、华县横阵古人的骨骼属于南亚人种的华南人、大汶口人等接近，而华县元君庙人骨则属北亚人种的华北组、氐羌系民族先民接近，由此得知华县是两个不同人种群体的交汇杂处地段。

这一考察证实渭水流域的濮系民族先民比氐羌系民族先民的人数要多。或者说，巴人先民之一的濮人，其活动范围北限与氐羌系先民所占的地盘相衔接交错。这是他们西迁时已大致形成的格局。以后，氐羌系民族先民的一部分则迁至甘青一带，世称“西戎”。

（三）古地名、姓氏等提供的证据《巴渝文化》第3辑第101页称：“如先秦时代的犬戎族原居山东，地名曰犬丘。后该族自山东经河南迁至甘肃天水，犬丘一名也随之留在河南，搬至天水。在山东泰安至曲阜一带有许多以汶为名的地方，如汶上、新汶、大汶口……在川西茂汶至广汉一带也有许多以汶为名的地方，如茂汶、汶上、汶川等。这应是原居山东的夷人西迁四川造成的结果。”犬戎、畎戎又称“畎夷、昆夷、绲夷”，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南部，但其势力却西及陇山和渭水的支流、泾、路水一带，故常与昆戎、昆夷、绲夷、畎戎、畎夷等混称。又如东夷中势力最大的徐夷，又称“徐方”，乃至“徐戎”。似此种种无一不表明东夷一经西迁，即被称做西戎，并最后被误认为是西方土着。

秦人嬴姓，此姓表明他们本是东夷的一支。西迁后也被看做西戎，不少文献都受此影响说他们源自戎狄。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之谜》第91页证实了秦人先民源于东夷：“……有些学者提出秦人与殷人同出东方……认为殷人也曾被称为殷戎，因而秦戎、狄秦之类称呼，不足以证明秦人是戎狄。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商的一个部族，殷商亡后，被迁到今陕西地区，成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反周大叛乱，失败后再次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祖先。此说也有一些史实可以证明，如秦人与殷人均以燕为图腾，共奉玄鸟为祖先；都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界限分明，而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说明秦人的墓葬形式循殷制。秦人与殷人的祖先关系如此密切，而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既已是不争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应是生活在我国的东方。”据推测，秦人发祥地可能在山东莱芜、泰安一带。

《辞海》第1388、1478页称：周成王即位时，奄国（殷代国家，姓嬴，春秋时在鲁，即曲阜东）随同纣王之子武庚和东方夷族反抗周朝，被周公所灭，将其君迁至蒲姑。奄国故地作为吕尚（一作周公之子伯禽）封地。

看来奄国的“奄”很可能是“燕”的异写。奄国估计是秦人先民所建，在曲阜一带，反周叛乱失败后，迁其君王至蒲姑（今博兴县东南部）。这些史实与前面所说有出入，尤其是秦人两次西迁使人难以置信。较大的可能是其国君被扣留在蒲姑，其民则西迁至陕西。不过秦人原在山东，后来西迁则似无分歧意见。

古地名还提供了哪些信息呢？

《水经注》载：永昌郡有“濮水”。近人章太炎先生考证，“濮水”系指澜沧江。朱希祖先生补正：濮水因濮人居住而得名。

1997年5月30日《重庆晚报》刊出题为《涪陵巴王墓》一文指出：

“楚将废黜的巴国国君分封到濮江之南（今合川一带）。”

濮江之南是合川，那么濮江当是涪江（今合川城西有濮湖乡、濮湖村，证实濮江当是之推断是可靠的）。“涪”原写做“”古音为普后切，与“濮”音接近，应是“濮”的同音异写。看来涪江、涪陵都曾是濮人故里。

带“濮”字的地名，后汉时的濮阳为郡，隋时山东有濮州（治所鄄城），今河南有濮阳县，这些都是因古代濮水流经地域而得名。证实黄河下游和中游都曾是濮人先民的生息场所。

“濮”、“蒲”、“卜”、“僰”都是同音异写字，古时相通。如此看来，山东中部曾有蒲台县，古时其附近曾有蒲姑国，又称“亳姑”、“薄姑”；山东聊城古为博州；淄博市是由淄川、博山等地合并建成。上述这些，估计很可能与濮人有关。

汉魏至晋，有一种叫做“博山炉”的青铜焚香炉。据说是因炉盖雕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而得名。有“博”，有“羽人”，表明它最初很可能出自濮人之手。

山西晋南地区永济县西部有蒲州，说不定也与“濮人居住地”的含义有关。

“越濮同源说”认为越、濮本是同一民族，濮是自称，越是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他称。至于川、滇境内的带“蒲”、“卜”、“僰”等字的地名、族名，则更为常见，其中不乏与濮人或其后裔有关的名称，这些就不在此一一罗列了。

上述种种无一例外地表明氐羌系、濮系民族都源于东夷这一推测的准确可信，通过分析、思考，人们就比较容易冲出“氐羌族原本是西方土着”这一框架的束缚。当解决了氐羌起源问题后，再来探索巴人族源，则许多疑难必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