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媒介环境变迁与文学的发展(1)

　　§§§第一节观察文学的传统视角

　　对文学发展轨迹的历时性考察是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形态，但这种历时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权形态的更替来分期、划代的，所以中国文学史有先秦文学、唐宋文学、元清明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分期。这种文学史的书写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历史学教科书书写路径，对文学现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脱离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权更替）和经济转型对文学影响的社会学分析。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又是以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针的，因此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一开始就染上了社会功利性，以为每一段历史的演进都受制于阶级矛盾如果我们来考察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它的每一个前移的脚步都有着多种力量的运作。

　　自1898年至今，新文学的发展已历110年。在这百余年的历程中，新文学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发生了多次美学的位移和艺术转型。新文学发生发展是多种合力的作用，有新文学本身的自足性力量，同时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对其推动、影响或制约外，媒介也是影响新文学发展轨迹和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新文学都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形态和审美内涵，因此媒介也可以成为新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视角。

　　在论述媒介环境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之前，先来大致回顾以下文学研究界对新文学发展轨迹的考察的主要视角和方法。其实，翻开各种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史的书写者的基本路径是两种：

　　1.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影响来考察文学。这一点，只要考察新文学史的写作，尤其是目前国内高校中文院系普遍采用的几种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现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书写者基本上都是以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为分期的主要依据，比如说新文学之开端一般定于1898年，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时。现代文学的开端定为1919年，这正是五四运动发生之时，而1949年则定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也是因为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年。至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等分期，也是以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之时为时间分界点。如王瑶所着《中国新文学史稿》将新文学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全书也因此分为4编：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革命阵容分化这一时期为新文学的发端与初步发展；第二编“左联十年”，包括1928年土地革命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整个新文学的发展；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包括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包括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49年全国首次文代会召开这一时期人民文艺的发展。这种分期就直接与政治史的分期对应。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大体沿用了王瑶对现代文学的分期，他们把现代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来叙述：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8-1937.6），第三个十年（1937.7-1949.9）。这也是以政治事件和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来划分文学阶段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都是王瑶的弟子，看来他们的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思维与其老师还是非常一致的。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以政治事件为分界线来叙述文学史的，王光明评价其“通过对‘一体化’文学形成过程的出色研究，梳理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当代文学规范与现代文学传统错综复杂的纠缠，从而深入揭示了政治权利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运作状态，以及人工‘构造’的文学必然要被人工改变的命运”。王光明的这一评价恰好也证明了洪子诚所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受制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以政治思潮的变革来梳理文学的变革。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然著者认为其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政治一体化），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而且著者也试图从显形的国家意识形态背后，挖掘隐形的知识分子传统和民间文化形态。但事实上，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也没有脱离以政治事件分期的基本叙述模式，而且他所彰显和看重的“潜在写作”和“民间立场”反而强化了叙述者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度敏感，因此’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同样没有摆脱政治书写窠臼。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一书的序言里说对大陆上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譬如不赞成把文学史腰斩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而多年来我就一直在‘超越’在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但李欧梵在该书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一辑中，依然没有摆脱以政治事件分期的思维，他的《追求现代性（1895—1927）》和《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这两篇文章还是没有偏离政治视角，和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相比也没有显示什么新的方法论和文化立场，不过是有意地站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的对立面罢了。这种以重大政治事件来划分文学发生的时段，并以政治与文学联系作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在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上，政治是一股最大的外部力量，文学不可能躲避政治的推动与影响而完全独立地生存与发展。但仅仅从这单一的文学发展动因出发来书写文学史，毕竟有些局限和不足。

　　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来考察新文学的轨迹，还有一个基本的证据是，无论是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还是当代文学思潮研究，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对文学思潮的规约与影响上。如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该书论评的范围自1917年至1937年。著者显然很信服和运用“文学运动为政治和社会变革所决定”这一思维模式，因此很重视时代背景，以20年间3个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文学思潮发展3个段落的标界，即五四（1919年）、五卅（1925年）和九一八（1931年），每一段起止时间约六七年，全书也就依据3段分为3编。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论述新文学之发生时，往往都会把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联系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发生，就自然打上了启蒙与革命的烙印；在研究三四十年代文学时，也把文学的主题和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主题紧密结合；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时，延安文艺讲话精神往往被看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指南针。在对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中，研究者都会习惯性地把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和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新世纪这几年，才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多种维度来考察文学。

　　2.从中西文化对撞的角度来考察新文学的历程。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周发祥、李岫等人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与书写、黄万华对中国文学中的跨文化因素的考察、胡翠娥对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化研究等。应该说，新文学的发生有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续，也有对西方文学的吸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虽然建立于五四时期，但这种变化的源头，可上溯至戊戌变法前后。‘小说界革命’口号下创建的‘新小说’，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已经开始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产生许多新的因素。”而且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也告诉我们，中西文化对撞对新文学的推动确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新文化发生之初，就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分不开；尤其是五四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中西文化对撞中产生的。钱理群、温儒敏等学者就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的大盛有关，它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借鉴与模仿中很自然地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做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这又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代文学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的涌人和大量西方作家作品的译介，使新时期文学又进入一个高潮。新文学不但在与西方的对撞中得到发展，而且其内部就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和融合。黄万华就说过：“自‘五四’新文学以来，由于外来文化影响的多源多流，加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又处于不同的政治格局、社会体制之中，同一民族文学内部逐渐产生了种种跨文化因素。而海外华文文学日渐融入居住国文化环境之中这一历史存在，使中华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因素更加明显。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我甚至觉得，民族内部跨文化因素的产生、成长，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与古典性的一种根本区别。”他还认为：“20世纪是中国文学从古典性、一统性向现代性、分合性过渡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逐渐衍生成为世界性的汉语文学。”黄万华对新文学存在跨文化因素的研究不但为新文学的纵向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也为横向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图景。

　　以上这两种考察新文学发展的方式所对应的基本上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前者主要从文学的外部政治环境的考察来寻找文学内部的美学嬗变（不过，这种视角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庸俗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后者主要是从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文学交流与互动的层面来看新文学每一个阶段的新的面貌。

　　应该说，以上两种视角与方法是比较正统的文学史书写的思路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它们能够清晰梳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也能够深刻地剖析文学现象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但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已有的新文学史以社会政治的动因为主线的书写确实存在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观念。鲁枢元在评价20世纪文学史书写时，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主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路线。

　　“白话文学”、“平民文学”背后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以及“社会进化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学史的书写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则又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学说。鲁枢元还提出了文学史书的自然维度，即从生态视阈来考察文学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思路，可惜这种视角还未有更多的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考察新时期30年来文学的“生态书写”，不难发现所谓“生态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改变和跃进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是在伴随经济迅速发展之后给生态环境带来空前破坏并产生危机的时候及时出现的新文学。对这一文学样态的梳理也可以见证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并了解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外在与内在动力。

　　其实，考察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新文学发展还一直受到媒介环境的影响，即媒介的变迁影响着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创作主体的观念，创作的风格和读者的接受方式等。

　　§§§第二节媒介变迁与文学的发展

　　从媒介的发展与变革的里程来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媒介大体经历了四种文化时态：一是晚清开始进人印刷媒介时代。这一阶段报纸、刊物、图书为主要媒介，人们的阅读基本是以报刊和书籍阅读为主，文学对大众的精神建构主要依靠文学报刊和文学图书的发行。二是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电影媒介时代。不过，电影对人们的影响是与印刷媒介交叉发生的，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三是电视媒介时代，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黑白电视机进人普通家庭到90年代彩色电视机进入普通家庭，一直到今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担心电视的收看导致了青少年文学阅读量的下降。四是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电子网络媒介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文化开始全面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文学，而且网络文化与电视文化形成了一个图像世界和数字世界交叉的文化环境。这四种媒介文化从各个层面影响着文学，因此，从媒介的视角来考察新文化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它在不同的媒介文化的影响下，大致经历了四种形态的变化或四种审美方面的嬗变：

　　1.印刷媒介使新文学具备了现代性品质。西方学术界认为现代的人是“具有批判力与自主性的人”。媒介学者巴里·桑德斯有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那些缺乏读写能力的人，无法从事抽象的、批判性的思考，也无法将自己从当下的经验中抽离出来。桑德斯的观点其实正印证了这么一个事实：印刷媒介使人类进入了一个读写时代，也使人类开始拥有了现代人的品质。的确，人的现代思维是印刷媒介塑造的，在印刷媒介没有产生之前，人并不具备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思维。印刷媒介的出现，人逐渐有了理性思维和思考能力，因此具有了现代性的批判力和自主性。哈罗德·英尼斯有一个观点：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尼尔·波兹曼认为：“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而且，他还认为，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这实际上是现代思维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因为印刷媒介的出现，导致了学科的重组，使人们逐渐形成了现代性思维。欧洲的科技革命和工业化道路，及现代性体验都和16世纪后，欧洲进入印刷媒介时代，人们普遍接受文字教授和书籍文化的洗礼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