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介的变化意味着新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学者指出，文化传播正在改变着人们理解认知系统和价值意识建构方式，使人们共享对彼此都有价值的文化。本雅明也说过：“机械复制的艺术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如对毕加索，激变成了最进步的关系——如对卓别林。进步行为的特征在这里主要是，在行为中进行观照和体验的快感与行家们的鉴赏态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这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标志。艺术的社会意义越少，大众的批判和欣赏态度也就被化解得越多。绘画就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往往不带批判性地欣赏那些习俗的东西，以反感的态度批判那些真正创新的东西。大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在电影院中都被化解了。”本雅明的这段话，其实告诉我们，电影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们更加欣赏那些能给人带来即时快感的通俗文化，而不愿意接受那些真正体现作家、艺术家创新精神的作品。这种审美倾向的变异就是一种对文学的新的看法。其实，每一个媒体都会改变人们的文学观念和看法。
2.不同的媒介决定着新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在印刷媒介时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主要依赖的是报刊和出版社。有了报刊以后，小说的连载就成为可能，如晚清刘鹗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最早发表在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锈像小说》第九号上，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上续刊。正是借助于现代报刊、出版社这种媒介的力量，新小说得以迅速发展，而且也出现了职业性的文学写作者和职业性的文学编辑。.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估计过，在1898年至1911年间，“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而且他分析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一是机械印刷媒介的发达，即“印刷事业的发达”造成“刻书”的方便和“新闻事业的发达”导致“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生产”。而电视时代，文学的生产就受到电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电视文化培养着大众文化的趣味，培养着特定的消费文化的读者，因此文学的生产必然考虑大众化读者的休闲娱乐的趣味。而且电视时代文学的传播也会借助于电视而获得更大的影响，文学生产也会趋同电视文化的类型化。在网络来临之际，文学的创作、发表与传播都紧密结合于网络。网络既是创作的平台，也是阅读的平台，更是销售的平台。
2.—种新的媒介环境导向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在印刷媒介时代，文学主要样式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有戏剧。但自从有了广播以后，就有了广播剧；有了电影以后，就有了电影文学；有了电视以后，就有了电视文学；有了网络以后，就有了网络文学。麦克卢汉在论述报纸时候，就注意到了报纸与撰稿人文风的变化。他认为，最早的文风变化发生在18世纪初，艾迪生（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斯蒂尔（与艾迪生齐名的英国散文家）在合办《闲话报》和《旁观者》时发现了一种新的散文手法，以适应印刷词语的形态。这是一种语气平和的手法，通篇文章都保持一种调子和态度对读者说话。艾迪生和斯蒂尔所促进的这一散文新文风，其实就是“随笔”，这就说明了报纸对随笔体文学的创造。在论述印刷物的时候，麦克卢汉认为：“印刷物更为引人注目的影响，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讲演术、大众言语和有教养的言语的分离，以诗为例，这种分离产生如下的结果：与歌曲分离之后，诗可以吟哦而不必让人听见。同样，乐器可用来弹奏而不必伴以诗歌。”麦克卢汉在论述广播电台的时候，就认为电台给报纸、广告、戏剧和诗歌带来巨大的变化，广播也给恶作剧的笑话大师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同时，他还认为广播产生广播节目主持人，并且使滑稽故事作家升格为一种重要的国民角色。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可见电影对现代电影文学的催生之力。新的媒介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文学形态，有了新的文学形式的追求。
3.不同的媒介都参与到了文学经典的构造之中。在报刊时代，报刊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是不可忽视的。五四现代作家鲁迅、老舍等人就是从《小说月报》成名的。老舍的最早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小说月报》是当时最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郑振铎主编。《老张的哲学》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时间是1926年，这是老舍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他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另外，五四时期每一个现代文学社团都是依赖一个文学报刊的。如文学研究会就是以《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的，该社团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等月刊。创造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刊》《创作月刊>〉和《洪水》等十余种刊物。新月社则是以《晨报》副刊上开设的《诗镌》作为他们的当代性刊物的。这些文学社团的成员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些刊物也逐渐地把他们推到读者之中，推到五四新文学的潮流之中，于是，他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等就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性社团，而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当代文学作家王蒙、刘心武、卢新华等的成名成家都与《人民文学》《文汇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分不开，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因为《明报》的连载在香港变得家喻户晓。
电影对中国当代影视文化语境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也极大地影响着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学改编为电影，就有了更多的受众，也改变了经典的构造方式。从现代到当代，很多作家作品之所以成为人所共知的“经典”，就是因为它们经过了电影的改编和传播。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就与电影有密切关系，而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当代文学里，李心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和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刘恒的《伏曦伏曦》和余华小说《活着》等，都是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可以说电影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钱钟书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作《围城》，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一时小说“洛阳纸贵”，正版销售逾百万，还有大量盗版在民间流传。在网络时代，“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等不是通过传统的文学期刊，而且是通过网络走进大众、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书写者的视野的，安妮宝贝、张悦然他们都是先在网络上有了人气之后，其作品才被出版社印成书并成为畅销读物的。
5.新的媒介环境也将改变文学文本的概念。不同的媒介会塑造不同的文学样式，而且也会使文学文本的概念都发生变化。后现代批评家指出，在媒体不断变化的时代，文本本身的地位也可能改变。以传统的文学方法将文本看做是个别的、已完成的、具有某种既定意义的作品，这种看法已经不再切合实际了。在电子媒介时代，科技与经济汇流的更进一步结果是，文本自身之间以及媒体之间的界线被严重地模糊了。录像带、计算机游戏、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和印刷文本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变得无关紧要；而媒体则变得与各种商品的促销广告紧紧缠绕在一起了。越来越多的媒体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文本或商品的“副产品”或广告。结果，互文性已经变成当代媒体最显著的特征。电影、电视和电子网络媒介出现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也日益显示出来。王一川在论述近年的文学时，曾以“拼贴式”来形容当前的文学。所谓拼贴，就是因为这些文本里的“互文性”增强和多种文体的杂糅。
总之，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而媒介环境的变迁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不可忽视。从媒介视角，运用媒介哲学或传播学来考察文学外在与内在的发展与变化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课题。特别是在今天的文化全球化时代，考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看传播媒介究竟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而且这个视角对于新文学史的写作也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叙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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