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U形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U形曲线的左上角代表观念和创新，它决定产品的形成和功能；最下端是生产组装和运输；从右边往上依次是分配和营销。欧美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两个顶端，控制着科研和营销，同时也控制着利润的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U形曲线的底层，属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此观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出国，中国是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入国。所以U形曲线国际分工格局也可以归纳为：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全球消费。正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经济地理，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及全球财富的倒流和重新分布格局。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这一运行态势导致了美国的逐渐衰退和中国的强势崛起。
1．随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向地球另一半的转移，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大约5000多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在中国投资，他们在中国生意份额越做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开始时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渐渐地上升到中高端产业。由于大量外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3%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中国也成了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长达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在制造业上，中国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到2011年底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我们在本书的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25年超越美国。
2．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循环机制的变更。历史上，美国和西方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则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但到了现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成为消费型社会和农产品、原料出口国。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这一进程是西方国家当年所始料未及的。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世界中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它们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出口及外汇诸备；中产阶级开始崛起，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发展。而与此相反，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本国资本和制造业的持续转移和外包，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并导致国内产业严重的空洞化趋势。产业空洞自然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工作机会。难怪美国人把对中国工厂的恐惧化成愤怒的话语：他们正偷走我们的工作！通过低工资与美国工作竞争，中国人抢走了跨国公司提供的低端制造工作。
但多少年过去，美国人的焦虑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但担心因劳动力成本而被抢走工作机会，他们更对在较高端市场上可能竞争不过中国产生越来越多的焦虑。
尽管通过生产轻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中国将自己变成世界头号出口国，但现在中国出口的最大部分却是高利润产品，比如船只、机车和建筑设备等。中国的企业不仅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还从政府获得帮助。
这应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担忧。重型机械和运输装备是美国工业基础的核心，与食品、化学、电子和金属制品构成美国的六大制造产业。在这些产业里，劳动力成本只占整个生产成本相对小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技术先进的工厂传统上一直有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优势。如果它们垮掉，几乎没有能取代的。
中国企业或许不准备在本国向美国公司发起挑战，但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却处于有利地位。路透社称，中国领导人打算在3年之内将该国转变成世界上建筑设备的头号出口国。正如《商业周刊》所说：“尽管中国新兴制造商在发达国家市场还不具备竞争力，但它们正对位于南美、俄罗斯等地的卡特彼勒、西门子、通用电气以及其他设备制造商构成挑战。预计中国的建筑机械产业很快会超过日本和德国，从而使中国成为该领域中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3．正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今天全球财富分布的重新改写，也导致了美国衰退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其中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最引人瞩目。根据统计，全球外汇储备为9万亿美元，但单中国一个国家就坐拥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占了全球债务的82%，而美国外债高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表面上看，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中国崛起，所以美国衰退；因为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所以美国大量就业机会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跨国公司将产品从中国返销到美国，所以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债务上升。但实质上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都源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一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结果，一个被衰退，一个被崛起，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但不是美国衰退的始作俑者，美国的衰退不是中国干的，至少不是有意干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零和竞争关系。那么美国衰退是谁干的呢？回答是资本和跨国公司，因为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是资本，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为了生存和追求更高利润，推动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从而导致当今世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并由此导致美国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被衰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为了利润而出卖了美国，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都源于资本对现有全球资源最优化配置整合的结果，而不是中美双方零和竞争的结果。显然，美国的对手是资本，而不是中国，美国要扭转其衰败趋势，有两种方法：一是改变资本对利润贪婪的本性，二是改变自己，使资本变得对自身更有利可图。
如果弄懂了这个隐藏在“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背后的机理，美国就不应该把自身的衰落归咎于中国崛起，更不应该将矛头指向中国，把航母开到亚洲，开到太平洋。可惜，美国并不理解这个问题，从内心里它也不屑去理解这个问题。面对中国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复杂心态不难理解。美国发现，长期以来一个非西方化的具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被和平演变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没有被肢解和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不久的将来还将超越它，并和它平起平坐，这一点对美国的心理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之重。但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却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性嬗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或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既被美国重视又被美国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甚至被围堵、遏制的对象，而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联盟等国或地区则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甚至假想敌来看待了。
被颠覆的美国语境体系
中国崛起起始于全球化时代上世纪80年代，在国际排斥的“缝隙”中一直低调前行。如今，美国经过十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征战回过神来才惊异地发现中国已经做大。
在分析美国人心理上，美国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汉斯·安德森无疑是绝对到位的。安德森认为，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现在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终极诉求是希望与中国和谐相处，但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因为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美国语境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而今，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崛起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一向傲慢的美国来说却很难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独立战争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美国西进过程中确立的。到了现在，文明浪潮再度改变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东方，美国也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的下一个被取代的对象，而世界东方的亚洲和亚洲的代表——中国则代表了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语境理解里，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即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过程中，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是通过美国人行使的那套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转变而来的。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过去式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是一个“美国化”过程，从美国人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局内人。
当伊斯兰原教旨极端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乔治·布什表达的是仍然是上述观点，否定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反恐战争被小布什描述为是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西方“文明”、不够人道的国度。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在20世纪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选择了政治对抗，甚至通过战争等种种手段，朝鲜战争就是美国选择的后者。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至此，美国将自身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臣服“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的“文明”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而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美国领导人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选择拒绝美国体制，对于美国将构成一项重大的话语挑战。显然，美国是很难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但同时美国又无法和这个已经紧密相连的“世界工厂”的国度决裂，因为那里有美国最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的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在美国臆想中，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中。但令美国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中国在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况下竟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且“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美国越来越担心，与中国的巨大差异以及经常表现出的摩擦和对抗，是否会像美国一厢情愿地那样靠通过“皈依文明进程”来最终得到解决；如果最终不能，未来中美是否可以和平方式相处，而非重蹈上一代人那种对抗的覆辙呢？但美国转而发现，身处“异类”的中国越来越令他焦虑，以致它出现了“中国崛起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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