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重返亚太(1)

　　在美国看来，同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相信，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支出将超过美国，有能力实现本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现在中国不仅能够保护本国领土，还能发展远洋舰队，具备远程兵力投送能力。中国积极利用本国海军保护自己的海外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对本国需要的石油和其他原料运输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水域。中国海军担负起了打击国际海盗、对本国商业船保驾护航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已经在阿拉伯海域护送了四千多艘船只。另外，中国海军还积极参与从热点地区大规模疏散中国公民的行动，2006~2012年，从黎巴嫩、乍得、海地、多哥、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几国撤侨6000人，2012年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侨4.8万人。在太平洋防线，中国近年来已开始试图冲破美国设定的所谓“第一岛链”（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而且将这种突破逐渐延伸到了第二岛链（关岛）。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经对衰退中大国有三种战略选择的假设：一是最激烈的做法，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或者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重新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上述三种战略结合起来。但现在从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受到挑战的美国，越来越趋向于罗伯特指出的第一种战略抉择。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全球第一的地位；中国的崛起，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是美国所无法容忍的。美国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建议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一些亚洲军事同盟一起联合制华。新美国自由基金会建议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共同遏制中国。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安全文件也都强调要特别重视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阻碍美军自由介入某些地区。2012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更是公开高调宣布军事重返亚太，而“中国”是这份报告的关键词之一。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进入冷战后的第二轮大调整，这一调整加剧了中美冲突和对抗的现实可能性。“重返亚太”战略证实了吉尔平对衰退中大国有三种战略选择的判断。在经济上，美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强逼人民币升值。

　　第三章也是本书最重要章节之一，为读者展示并解读美国剑指中国的“重返亚太”新军事战略。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新军事战略和战术，分析它产生的机理。这一章也为后面章节进一步探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否奏效，以及为什么中国要对美国说“不”，作了重要铺垫。

　　患上“中国崛起焦虑症”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后冷战了这么多年的当今亚太，美国大规模“军演季”一场接着一场，代号为“金色眼镜蛇”“对抗北方-2012”“关键决心-鹞鹰”等的军演着实令人眼花缭乱。像以往一样，演习设定了各种各样的“假想敌”，旨在应对美国人臆想中的各种各样的“威胁”。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究竟在怕什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它掌握了世界一流的军队，这支军队单军费超过俄、中、日、法、英几个大国总和，占全球军费开支的半壁江山。美国在全球建立了成百上千的军事基地，拥有几十个军事盟友，以实现它所谓的“全球24小时即时打击”的强大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望其相背。但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巨无霸却在日益“害怕”。

　　梳理一下林林总总的“美国之怕”，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有时的确是怕。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世界潮流正在发生着冷战后最深刻的变化，意识到国际安全环境正在日益多元化，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日益相互交织，美国即使国力再强，单枪匹马已很难像以往一样天马行空地从容应对。但我们说美国有时又是“假怕”，它动辄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安全等名目对别国指手画脚，甚至大动干戈。它肆意夸大外部安全威胁以实现其战略意图，为保障自身“安全”让别人不得安生。很多时候，与其说是美国在怕，还不如说是世界被绑架，“被美国怕”。就在这些“真怕”和“假怕”背后，暴露出美国“最怕”的心机，说穿了，就是美国怕失去在全球的霸权。美国奉行的是“我能打你，你不能打我”的强权丛林政策，其安全战略核心就是保障其自二战后已经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霸权的绝对安全。“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然而21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用兵显然力不从心，世界警察形象大打折扣。无论阿富汗还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在面临越来越窘迫的财政难题背景下，似乎每一次都有一种深陷战争泥淖的感觉。尽管美国仍然引领着全球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军事装备和军事理论也一直独领风骚，但这一切都似乎难以掩盖美国应对全球多重安全威胁，尤其是非对称安全威胁时的囧境。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大海啸，2011年袭击欧洲的主权信用危机，更让美国在痛处上大撒了一把盐。当复苏经济成为美国首要任务，复苏之路“漫漫其修远”时，削减国防预算、收缩全球部署，就成为其痛苦的必然选择。因此当仔细再解读美国新军事战略，我们不难看出，这既是美国在国运日衰形势下一种不得不调整自身军事战略目标和军队规模的无奈选择，同时又强烈表现出美国要维护其超强军事地位和全球霸主的一种冥顽不灵。近年来，美国急于从一些它拖不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里抽身，同时又十分不明智地把战略矛头对准一些它自认为的新的“潜在对手”（中国就是“潜在对手”序列中的最典型代表）身上，就是上述美国矛盾的一个例证。要打仗，就要维系一支庞大的军事存在和庞大的军事开支，但白宫越来越心知肚明，其实自己早已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尽管不断挖肉补疮，疲于应付，仍然左支右绌，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本章后面节里要详细分析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实是一种收缩和调整。笔者的理由有三：

　　1．这次战略调整是迟来的调整。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原本以为巴尔干半岛已经基本摆平，为了保持全球战略平衡，原先以欧洲为重点的战略布局可以朝亚太地区倾斜。但2001年发生的袭击美国本土的“9·11”事件，打乱了美国本已着手开始的战略调整脚步。因此，这次调整是上一次调整的继续。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就真的是“脱欧入亚”，而是说美国的军事战略向亚洲更加倾斜。地缘战略家斯皮克曼认为，谁统治了欧亚，谁就控制了世界命运。欧亚权力平衡会直接影响美国，美国不会置欧洲于不顾。因此，结论是，美国仍会“东张西望”，欧亚兼顾。

　　2．这次战略调整是美国在经济不景气大背景下实施的。美国战略调整除了在冷战时期与前苏联严重对峙和在越南战争后期的战略调整外，大多都是在战略扩张期的主动调整。而最近一次调整则是在美国经济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提振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预算大幅削减等多重压力下的一种被动调整。以往美国军力一向以经济实力作为强大后盾，但眼下经济出了大问题，囊中羞涩，美国不得不裁减军队，推迟包括大型航母、F35战机等在内的武器研发项目。可以说，现在美国连军队发展都困难重重，它又有多少本钱用于亚太？殊不知，新军事战略部署是需要大笔钱作为后盾的，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3．这次调整是美国在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后的一种战略收缩。冷战后一二十年里，随着美国不断称霸，其在世界上树敌也越来越多。“9·11”事件是美国与穆斯林世界长期为敌遭逢的最大一次“滑铁卢”式的打击，从此噩梦不断。尤其是让美国始料未及的战争结局，是在过去十年里消耗了美国大量财力和物力，而更让美国头痛的是，战争后遗症还将在未来很长时期不断显现并困扰着美国。这两场本意只为反恐的战争，到头来非但没有消除恐怖，反而越反越恐。旧的武装冲突尚未消除，新的“发火点”又在酝酿发酵。至此，美国已强烈意识到自己要同时在全球打赢两场战争并要不断面对各种世界困局已属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在“新军事战略”中将“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战略改为“确保打赢一场战争，同时遏制另一场战争”的原委。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后，世界不是更安全了，而是更加不安与动荡。旧有的世界安全没有解决，新的地区危局又产生了。“阿拉伯之春”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旨在推翻阿拉伯国家一些所谓“独裁政权”的“民主之路”，但每一次干预都给这个地区带来剧烈的社会震荡和混乱。此外，还有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总之，美国面临了二战后最严峻的挑战，在这个“世界领袖”、“世界警察”潜意识里是严重的“霸权焦虑综合征”。此时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十指摊开，它必须握拢拳头。

　　就在美国埋首于“世界反恐”无暇以顾亚洲整体局势，中国则一心埋头发展，并在世界金融大危机中继续保持了全球逆风飞扬的发展增长态势。中国在过去短短的十多年里相机赶超英、法、德、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我们在第一章里分析的那样，按照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崛起遂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共识。虽然中国崛起没有也无法对美国安全和霸主地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崛起”还是成了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病和烦恼。美国把过去10多年定位成“低估了中国威胁”的十年，于是，“重返亚太”，维持美国在世界、亚太的领导地位，就成了美国解决焦虑的最现实举措。

　　中国躺倒也中枪

　　“中国崛起焦虑症”首先表现在美国国际上不断挑起“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泛滥始自1992年。1992年9月17日，美国《政策研究》杂志刊登了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该文指出，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嗣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中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

　　1997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掀起了第二轮的“中国威胁论”。到1998年和1999年间，配合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政坛上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政治事件，“李文和案件”和“政治献金案”就是其中的两例。而著名的《考克斯报告》的出笼，以及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分别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的两本书在美国出版，更将1997年以来形成的第二轮“中国威胁论”推向了一个高峰。这两本书指出，“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

　　2002年7月12日出笼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和《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则标志了第三轮“中国威胁论”的发端。美国有些权势人物声称这两个报告“经得起推敲”，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公开怀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军事威胁论”继续在发酵。同年7月15日，“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称，美国应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禁止向中国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林林总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主要论调：

　　第一种论调：中国自古就是亚洲大国，现今觉醒后将不会甘于平庸，她的强大将对包括以美国为首的现今所有大国的地位和世界格局形成挑战。美国学者哈克特说，“在苏前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第二种论调：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相互依存程度将不断加深，最终形成“大中华经济圈”，继而对东亚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种论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源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西方文明试图在不变成西方文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试图把这种现代化同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结合起来。……这些文明的力量与西方接近，但其价值观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

　　第四种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其有足够的实力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对周边邻国及西方世界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是危险的，中国的实际军事力量已超过其所说的只是用来防卫，她“开始具备侵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