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2)

　　劳动力对外输出人员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

　　劳动力输出人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下岗职工，信息渠道窄，辨别真伪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弱，容易受不良中介蛊惑，对劳务输出的政策、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对输入国相关法律制度一无所知。同时，有的外国雇主在合同期限内破产、倒闭或转产，从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此引发纠纷。劳务人员不懂得该国该地语言，权利受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向当地执法部门投诉或向使馆求助，最终导致利益受损。

　　对外劳动力合作合同的内容不规范

　　跨越国境的劳动力输出业务涉及劳务输出公司、劳务输出国中介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输入国的雇主、劳务输入国的中介公司等多方当事人。由于各国对劳务输出或输入的管制政策不同，一项国际劳动力输出业务需要签订多份国际、国内合同才能顺利完成。境外雇主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外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取更大的利润。我国劳动力出境求职是为了取得比国内高得多的劳务报酬。两者利益协调不当时，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对外劳务合作合同过于原则，特别是涉及劳务人员切身利益的条款比较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致使纠纷产生并难以解决。

　　劳动力对外输出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在劳动力对外输出的管理机构上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部门规章来调节。对外劳动力输出实行多级管理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等各管一头，条块分割，管理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造成秩序混乱、效率低下。

　　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与中国劳动力人口输出前景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后蔓延到主要发达国家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说到底还在于世界劳动力的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除或消灭。金融经济危机，就是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泡沫经济，使生产经济活动强制地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灾难。

　　可是，各国政府没有从劳动力短缺角度观察问题和寻找对策。从美国来说，危机仅仅被视为金融体系不稳健、缺监管的结果，把实体经济的危机视为金融危机的结果。全世界政府几乎都是一样，都大力刺激经济。可惜好景不长，到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又重新走回到2008年上半年的危机前的景象。2008年，世界是劳动力短缺，而2009、2010年的投资刺激政策，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反而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今天，世界上到处缺少的是种田的农民，是干苦工、干重活的劳动者，是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

　　任何生产，无论它是在什么社会制度或方式，都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实体经济发达以后，非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看来是可以减少劳动力需求，但很容易造成泡沫经济，导致金融经济危机。最后，还是要回到发展实体经济，这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会更多。

　　世界经济即使在正常发展的时候，劳动力也已经不足。现在，世界人口和劳动力正在加快老龄化。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需要接收移民人口和劳动力，这几乎已成为常态。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别是全球现代化，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均衡分布。全球化正在改变资本的不均衡状态，全球化带动劳动力的重新分布，推动中国劳动力对外输出。

　　联合国的人口问题专家认为，欧盟国家在未来的25年中需要吸收1.5亿新移民，才能保持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平衡。在西欧、德国、意大利和瑞典，人口负增长十分严重，英国的人口增长也出现停滞，并逐渐下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欧洲追求新的生活。在这里，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报酬，还有可能取得合法身份。国际移民组织说，中国人向欧洲移民是可以预见的欧洲趋势之一。

　　五、实行法制化管理，促进中国劳动力人口输出要完善劳动力对外输出的法律体系

　　尽快出台统一的“劳动力对外输出法”。要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制定出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有关对外劳动力输出的相关法律，对个人和企业在外派劳动力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中也应该针对对外输出劳动力制定出相应的条款。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对外输出的社会服务支持系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大国家财政支持，扩大原有的外经贸促进基金规模，建立“劳动力对外输出基金”。除在财政上支持外，还要在社会服务水平上进行支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强化政府部门的有关管理服务，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改革我国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简化劳务人员的出国手续，通畅劳动力流动渠道；重视外出劳动者的社会服务保障工作管理，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免除其后顾之忧。

　　加强外派劳动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提升劳动力对外输出层次国际市场对低层次劳务需求趋减，我国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和竞争力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我国输出的劳务人员层次之所以低，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专业技能、职业资格认证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要提高层次、克服缺陷就必须通过加强培训来解决。

　　营造对外劳动力输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充分利用双边、多边磋商机制，加强政府谈判力度，开拓海外劳动力市场。为消除国外的障碍和不公平待遇，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合作规则的制订，与输入国建立有效的磋商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之间的谈判和沟通，解决双方或多方劳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扫清合作障碍，签订双边或多边谅解备忘录，尽早获得输入国市场的准入资格及与劳动力合作相关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为劳务输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铺平道路。

　　争取我国对外劳动力输出的广阔发展前景

　　增强对劳动力对外输出的认识，大力发展高技术劳动力的对外输出。增加高级劳动力的输出，不仅可以带动国内劳动力输出结构的升级，而且可以带动国内劳动力结构的优化。

　　总之，开展对外劳动力输出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实现再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增加外汇收入、提高人才素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为了中国，超级精英须留在华尔街

　　●裔锦声华尔街人力资源专家、作家，美国重心集团总裁1992年，我文学博士学位到手后，阴错阳差撞进华尔街，为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们在海外的分行替他们招贤纳士，专攻在政府债券和外汇交易方面的超级精英，在发掘和提升这些罕见的精英的同时，提升公司价值。

　　华尔街有句潜台词：买团队只花几百万；买公司要花上亿万（Togetatalent，you pay millions；to get acompany，you pay billions）。

　　在海外寻找精英人才18年，曾经一年内为高盛公司全球寻得26位年轻交易员，一周内可以马不停蹄从纽约飞到伦敦再飞到约翰内斯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90年代刚从经济衰退中抬头的外国银行如高盛、JP摩根、雷曼寻访难得的人才，为这些银行在当年的合并、兼并和业务互相影响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进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并推荐了近100名亚洲精英进入华尔街，因而，我深知华尔街对精英人才的重视。瑞士信贷波士顿第一，90年代一家十分创新的金融公司，在1994年因金融衍生品等外汇交易做过了头，创新过度全面亏损后，不惜砸锅卖铁，低价卖掉在曼哈顿下城的两幢楼房，拿去给自己的超级精英和核心团队分红，保住人才。

　　富于创新的超级人才、善于出奇招的奇才，是华尔街公司之间永远的一个竞争点。

　　“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才（Our assetisour people）”，这句话，挂在高盛公司的进门处；“公众信任就是我们的业务（Publictrustisourbusiness）”，这句话，挂在当年雷曼兄弟在世贸大楼交易中心的进门处。

　　2008年后，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超级金融大鳄，并没有随着华尔街的倒下而倒下。华尔街自生修复的能力、复苏的机制是非常强的。华尔街金融公司在淘汰了一大批“过时”和“老化”的人才后，继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理念、新的力量，甚至新的人种。

　　今天，穿行在华尔街越来越多、衣冠楚楚、能大呼小叫的是“大象的传人”——印度人，他们从银行的电脑后台，走向融资操盘的投行前台。而我们龙的传人，却在相对地减少。在华尔街20万雇员中，我们中国精英不到2000人；而这2000人中，80%是在跟钱不打交道的电脑后台做着数据支撑和风险管理。

　　事实是，花旗银行的CEO是印度人，花旗银行的最大股东是中东人，花旗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多万雇员，其实都在为中东人打工。如今，美联储都得让这些中东阔佬一点。如果长此以往，我们中国是要吃大亏的。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一定是金融的竞争。

　　一个崛起的大国，怎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话语权？！

　　一个资产每年递增的国家，怎能没有自己信得过的精英，捍卫自己国家在华尔街的利益？

　　还有，中国上万亿的美元存款和政府债券，难道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每天缩水？

　　以1万亿美国国债为例：假设美国国债年回报率为1%，人民币国债成本为3%，人民币年增值4%，这样，以人民币计算，这笔投资组合的年回报为负数-6%，换算成美元为600亿美元损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现持有外汇储备金值3万亿美元（不包括民间美元存款），其中约一半是美国国债。对安全地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对中国来讲是迫切的和必须的。

　　其他不说，那是好几亿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30年中含辛茹苦用劳动和心血、用离乡背井、用生命换来的，那笔钱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危，怎么能眼看着它在资本市场上打了水漂！

　　该怎样解决国家这个燃眉之急？为国所想，为国所急，这是每一个心中装着祖国的华尔街精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认识的华尔街人中，有着这样技能和忠诚的中国精英并不少，他们的愿望，就是能为祖国在这节骨眼上，大禹治水，分而治之，为国家解难、解危。

　　说到底，华尔街绝不是一个进行人民战争的地方，不是人多就力量大；也绝对不可能从量变到质变。华尔街是一小部分精英掌握着巨大资金的地方，是一个“玩钱”的地方。

　　谁来定这些“玩钱”的规则？谁来定价？谁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说话？所以，我建议不要一概而论，回国就爱国，留在美国就不爱国。

　　一部分华尔街超级精英必须留在华尔街！为中国的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