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国的未来：闲谈大国复兴续篇 (3)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改善了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聚集使得中国成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为欧美国家提供大量低价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突破口。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更多地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以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地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为日后中国整合东盟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双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与第三世界国家“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比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来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此延长它们的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把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改变成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这就是在“授人以渔”，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所做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这种“双赢”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就业问题由第三产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它们走出“死循环”，就是为将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成为这些区域的流通货币——通胀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时，那么当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油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吨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2006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现在中国所扮演的实际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在20世纪的后50余年中，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其很多历史片断和我们有太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去回顾、审视日本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一穷二白，当时的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萧条，其原有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 早在1945年日本还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美国在美苏冷战迅速激化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迅速扩张的压力下，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基地，以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所以在东京大审判尚未结束时，美国就做好了与日本合作的计划，开始准备战后扶持日本，这一系列经济扶持政策一般称为“道奇路线”。这一名词来自于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他曾作为麦克阿瑟的经济财政顾问，负责制定对日本的经济扶持计划。

　　]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 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并以石油取代煤炭发电，因此大量原油从外地进口，大大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至此不仅完全从二次大战中复兴，而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1955至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神话般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

　　]开始正式启动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至今，日本一直稳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年到1979年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以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垮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

　　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其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占据了世界市场上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有38项，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元就获得了价值1500亿~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以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之后短短数年间，成为了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想想当初他们的家底是多么丰厚。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驻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即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做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被日本人逼得开始鼓吹民族主义，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日美贸易争端一度达到白热化，争端之后的最终产物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但是美国人的打压是日本经济战败的唯一原因吗？事实绝对不会如此简单。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溯到1986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和限制垄断措施的出台，使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与此同时，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

　　而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合作，它们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了，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着相似，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其失败根源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地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就很难想象了。

　　一直以来，日本以及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们忽视了源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不光是硬件问题，从软件上说，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是致命的，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中国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地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是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世界架构的，那样的话，混乱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它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主动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历史上，德国工业赶超英国是在化工领域，而并非研制出了更好的蒸汽机，美国赶超德国则是基于内燃机的发展，至于精细工业方面，至今德国的地位仍是无法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