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中国的未来：闲谈大国复兴续篇 (4)

　　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会发现近一段时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确实使拆毁旧的能源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在新一轮推倒重来的能源经济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仍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由此看来这种“颠覆”式的变局，曾经的优势反倒会变成包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变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只完成了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再进一步地说，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是建立于经济运行体系的创新之上的，荷兰人最先创造了股份公司，而英国则进一步在政治上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则创造了共和体制，而后来崛起的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可看做是英法两种模式的综合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性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一个大国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必然要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能为他人所接受的理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建立架构的过程中任何简单的照搬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不可能像坐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地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蹋实地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通的。

　　大 势

　　我们的话题仍旧围绕着经济来展开。

　　实事求是地讲，2007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安的感觉，如通胀、股市乱象等。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世界范围内看，会发现伴随着次贷危机和粮食危机，2008年整个地球其实都不安宁，与之相比中国的情况似乎还不算太糟糕；横向对比的话，德、法等国在“拉萨暴力事件”以及之后奥运火炬传递中的恶劣行径，使得民间掀起了对这些国家的企业以及商品的抵制活动，某些人批评说这是“愤青”行为，但必须看到，这些举动的确使得那些国家的政府紧张了起来。不要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动辄把经济制裁挂在嘴边的恰恰就是这些西方国家。这几年它们在高呼“人权”、“民主”的同时，又有谁还敢向中国叫嚷“贸易自由化”？显然，这“世道”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5·12”地震之后，多数国家对中国的援助都是非常慷慨的。中国不是那种“边缘化”的国家，不会指望国际援助来过日子，很多国家的物质、资金援助，数额听着确实不少，但放到此次救灾中，和中国政府自行调配的各种资源相比，其实就是热汤中的一把胡椒面——也就是有个滋味罢了。所以这些援助对我们来说仍旧是象征性的，主要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个政治态度。而能叫各国在这种“面子工程”上舍得下大本钱，本身就表明，这些国家没有“看空”中国，假使中国经济真的行将崩溃的话，那如此行事就是不合逻辑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具体的个人，道义往往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锦上添花”、“趁火打劫”都有可能，但绝不会有人“雪中送炭”。

　　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经济的视角看，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节：

　　整个80年代，在选择何种经济模式的问题上我们还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与“计划”两种成分在中国经济中占多少比例，是选择用“计划”来完善市场经济，还是以“市场”来补充计划经济。

　　到了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最终敲定了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重要表现为“市场化”是在某一层展开的，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是在探索中进行，同时国家并没有放弃行政控制。中国经济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始终都是高度可控的。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搞他们的特色市场经济，他们的步子显然要比我们大得多，由叶利钦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 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商定，由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新的改革计划，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这一计划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内进行激进的改革——建立自由市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鼓励外国投资并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纷纷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去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而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四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悉数倒闭。

　　由苏联的悲剧可以证明中国的谨慎是明智的。

　　我们继续说中国。1993、1994两年，为了解决当时经济过热，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把过剩的生产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由此，中国经济正式融入到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通过多年的打拼，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地建立起“以战养战”的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促进产业升级—更大的获利—再次增加基建投入。整个90年代，出口和基础建设构成了中国GDP的“大头”。到了90年代末，又由政府牵头建立起了另一个循环，那就是房地产业。

　　由这两个循环带动，政府手中的钱迅速充裕了起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激活资金至此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这里插一句，20世纪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主要还是得益于改变过去“超高积累、极低消费”的准战时经济模式，国家手中其实并没积累多少钱，因此这种依靠“吃老本”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各种新政策其实都还属于小步伐、小范围内的摸索和试验，如果没有经济架构上的改变，这种提高将是不可延续的。

　　我们继续。围绕着出口和房地产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有许许多多的直接或间接行业都有了相应的需求，出口和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90年代的经济改革各种负面的评价不少，其中有不少也的确说得在理，比如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措施倒闭了大批的国有企业，变国企为私企，所幸的是在煤、电、油、运、通信等基础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主导，正是在这种体系下，基础建设才始终可以进行细致地全局规划，某些难度高或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才可以用“大会战”的模式强力推行，保障了其他领域的顺利运行。

　　90年代中期，中国制造已经逐步地从单一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又一次转变的机会，也随之悄然而至。

　　2005年，贸易总顺差首次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

　　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领导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由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只是在庞大的总量之下，这个问题才显得并不是太扎眼。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递增35%上下，增幅非常平稳。而20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在20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由此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地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有了一个质的下降。

　　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至此，“钱”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正在迅速地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应该以轻工业主导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发达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高端产业向海外转移，在冷战后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现在发达国家GDP能够和发展中国家拉开几个数量级，所依靠的无外乎是“两手”：一是金融工具，二便是这些“高技术”——造一架大飞机就可以抵你两亿件衬衫。

　　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对西欧国家，总体上也差不多。这种情形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在“5·12”地震之前，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一直在围绕自主创新作系列的报道，其间对“市场换技术”在现阶段的价值，最终是给予了一个否定的评价，这可以说是对以上论述的一种证实，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此的态度。

　　从民心的角度说，有一些问题并非是靠经济增长可以解决的。

　　1992年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社会的公众心理始终未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纳入到规划之中。从物质上讲，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比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老百姓在心理上并未获得太多的安全感，在群众中产生了一股怨气。“官”与“民”之间沉淀下了不少矛盾，老百姓也确实有理由愤怒。如今，在国内的BBS上甚至某些报刊上总能看到一些很“邪门”的“政治观点”，仅就其支持者而言，其实多数并非是基于多么理智的“思考”，就是一种怨气的发泄，对于这种现象要重视，从根本上解决之道，是要“釜底抽薪”，从经济布局上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现代金融的核心，就是要让人们去预支未来，以此带动经济的循环。而如果多数人都无法建立起乐观的心理预期，那金融操作就无法正常运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德、压缩消费来发展经济已经很不合算也不合理了，这就需要政府去“还富于民”：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总之，要使老百姓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

　　单从“中美经济共生体”的角度讲，继续照着以前的路子走下去，两国还是可以再走很远的。中国还可以继续拼命地造东西，换美元储备起来，产业层次还可以继续往上提高，美国也还可以继续拼命地印钞票换实物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中美之间的利益流动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面向全球开放的，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签署的某些金融协议的确是可以让美国从中国获利，但这不等于中国就一定会遭受损失，中国同样会因为与美国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协调一致而获利，因为两国的经济利益并不是零和关系，那些协议的实质，是解决中美在共同获取利益之后的二次分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会不断地向中国集中，原材料价格由于美元流动性过剩而不断地攀升，我们的“对手”将因此一个接一个地被挤垮——某种程度说，“中美邪恶轴心”[ 这一说法出自2007年时任德国黑森州州长的科赫在《时代周报》上的访问文章。

　　]并非是一句虚言，但这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