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中国的未来：闲谈大国复兴续篇 (9)

　　说说具体的手段，自经济危机开始之后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核心就是两手：松银根和上项目。前一条不新鲜，除了印度、韩国这些实在没办法的国家以外，但凡有能力的国家现在都在搞信用扩张，不过，前面一节我们已经说到了，中国的信用体系是围着实物生产这个核心转的。所以后一条才是根本，这也是中国政府的“独门杀招”，具体讲就是“四万亿投资”。别的政府只能控制自己的消费，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叫花钱，而中国政府同时主导着消费和投资。我们有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有各层次的劳动力，有购买资源设备的外汇储备，政府有足够的行动力，这种情况下由政府主导搞建设，本质上和建国前30年“大搞生产”是一样的，所谓“四万亿”只是一个物资的计量单位。这轮经济危机让许多经济体都“原形毕露”，资本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信贷”运行，中国经济同样是围绕着“生产”运行。

　　临时提出“四万亿投资”，就能有地方去投资吗？当然有。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必然有着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去建立，已有的也需要去完善。一直以来，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手里都存着大把的项目计划，但中央政府为了抑制过热不可能全批，发改委对各处报批的项目至少要“拦腰砍”，而相应的，大伙就尽量多报一些，好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所以四万亿投资虽然提出的有些仓促，但肯定不会有工程仓促上马的问题——项目都是现成的，你再拿出几个四万亿也肯定有地方花。

　　现在大搞信用扩张，是否会像1998年的东南亚国家那样，即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储，在现阶段它的最大价值不在于能获得多大幅度的增值，而在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加上外汇管制政策，可以断绝任何人像当年狙击泰铢那样搞垮人民币的念头。

　　大搞建设，如果有计划不周的工程折腾出来没有用，而出现大笔坏账怎么办？理论上说，就像一家银行如果存在大笔坏账，信用就会出现问题，业务就无法继续进行。但这个问题只存在于现在的东欧国家，未来可能会存在于印度，但绝不会是中国。因为现在的中国有充足的资金，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大举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向国外企业借款。所以不存在因为坏账而使资金断链的问题。

　　我们的信用体系其实可以视作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封闭的“虚拟环境”。这种环境下，完全可以不将“坏账”看成是问题。我做十件事，做好五件同时又做坏五件，你做三件却只做好了两件，我的坏账比你严重，可我做成的事也比你多，照这个逻辑推理，叫花子的财政最健康，谁愿意去做？所以，只要生产还在继续搞，老百姓就有信心，不把它看成是问题就真的没有问题。你要说这是做假账也可以，但我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搞经济确实存在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事情，也确实需要。至于做与不做，就要看你的实力了。无奈的是多数政府都没这个能力，中国政府很幸运的有这个能力。

　　剩下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消化掉剩余劳动力，从而维持社会稳定。除去前面提到的两个核心手段外，各地的其他具体政策归结起来都是围绕这个问题。打个比方：马汉的《海权论》里曾提到军舰的火力配置问题，它应该是由一定数量的大口径火炮和数量更多的小口径火炮组成，后者威力小但拥有更高的发射频率，以此来压制对方，保证了重炮火力的有效性。这个道理放到经济问题上，同样是适用的。

　　情况需要重视，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就业的两大主力——农民工和大专院校毕业生，都还有最后的保险绳。农民工的保险绳在于土地，毕业生的保险绳是家庭——他们短期找不到工作虽然不好受，但生活还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哪个无聊文人再去编排所谓的“啃老族”，就是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情了。此外，如果动脑筋的话，也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每天新闻上都在播。这里举个例子，20世纪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以后，农田水利建设一度出现了停滞，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心思都没有放到这上面来，2011年年初旱灾着实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果由政府出面，重新组织搞小水利，还可以就地吸纳大批劳动力，这就是一举两得。

　　危机，“危”中方有“机”

　　如何看待现在这场危机呢？我的感觉是，对中国而言，它很像是20世纪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美国。战争对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这一点美国也不例外，但是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战争中美国损失了多少钱、死伤了多少人，而在于通过这场战争，欧美的实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美国进入了原本由欧洲列强垄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

　　一样的道理，假如没有经济危机的话，大伙的日子都会比现在轻松不少。但是也恰恰是这次危机，给了中国政府一个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机会。从外部讲，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比以前重了。从实物生产上来说，以前我们提到过，中国最初接手的产业其实是发达国家不愿意要的，所以我们走得非常顺，但随着产业层次不断提高，很多核心技术就触及到了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人家能随随便便把GDP和发展中国家拉开几个数量级，就是靠高技术和金融产品这两块。所以这类技术不但不会给你，而且还要利用先发优势来压制你，一场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迫于经济压力，欧美国家对华技术出口的门槛大大地降低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采购团满世界狂奔。另一方面，这就像是龟兔赛跑，兔子在前面摔了个大跟头，而且一时半会儿还爬不起来了，人停我进，对缩小差距而言自然是一个最佳时机。

　　而以我的观点，最值得去争取的还不在这里，应当在“人”——搞技术的人才远比技术本身要重要。当年欧洲和日本的硬件在“二战”中被炸得七零八落，但人和组织人的经验都还在，所以恢复起来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情。物质环境对吸引大批人才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危机给中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机会其实在这里。技术也好，生产线也好，这些都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首先要抓住的应该是科研技术人员和大型项目的组织、管理人员这类专业人才，我们不但要让以前出去的人回来，还应尽可能争取外籍人才来中国，拿出“千金买马骨”的诚意：哪怕您已经七老八十，一辈子都贡献给资本主义事业了，我这里照样给您老好吃好喝、养老送终。对国外企业进行收购之后，同样应该尽快对其进行分割，营销留本国，但研发机构尽可能要连人一起搬到中国来。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用特别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周围的话，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还是很乐观的。中国经济不存在结构上无法克服的问题，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外需缩水，在造成短期就业困难的同时，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然风险也确实存在，但这个风险和经济结构本身没什么关系，而是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一种表现是总想着退回去，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不过这种思想只能在网络上生存，脱离了网络，在现实中的影响其实不大；另一种表现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在政治上就是要配合着宣传“自由民主”，用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说到底，两种思想都更像是某种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都是上来就讲感觉、讲道德，但绝对讲不出道理。

　　再看得长远一些，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不是靠松银根、上项目，或是靠从天而降的机会就能自动解决的。我们要让企业把眼光放到国内，搞内需拉动经济，相应的软件、硬件建设就得跟上，最起码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以及完备的法规体系，让那些到处赖账不还的公司无处藏身。

　　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块，客观地讲也确实不能怨老百姓把它们“妖魔化”——万事有度。未来重新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可能性不大，真正的解决途径，应该是考虑如何将这些领域纳入到国家的整体规划里，使其对中央政府而言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在节奏上能和总体发展合拍，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合拍。要用制度让一些人学会做取之有度的商人，而不是贪得无厌的恶人。

　　金融方面，这次中国银行业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决策和运作上的保守。中国金融体系不完善，缺乏足够可靠的金融产品吸纳民间的多余资本，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完善的同时必须保证将其限制于实物生产的从属位置——从发展角度说，让资本家的钱赚得太容易，对一个民族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说藏“能”于“民”（如今所谓民企，这个民说到底其实是资本家，和一般老百姓没太大关系），要比说藏“富”于民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