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周边地缘政治东亚篇：东北亚局势的简单评析 (2)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产业升级。而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那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与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一个后发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其实需要国家经济保持一定的封闭性才好——需要一定的关税壁垒对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加以保护，再进一步应该在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政策倾斜，当然这不是说不要竞争了，国内企业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和老外去竞争这也是竞争。而这种“封闭”政策与出口加工贸易的要求显然是相悖的。

　　除此之外，在社会分配方面也会产生不同的诉求——搞高端制造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产业工人群体。而要想让大伙能静下心钻研技术，那必须要先保障工人经济上的权益，更进一步要让工人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总让人觉得工人是弱势群体；而搞出口加工，坦率地说其获利大小主要是取决于人力成本高低，对工人素质要求不高，从企业获利的角度考虑，自然社会上到处是穷人，一个一千来块钱工资的工作能让人抢破头才好，反正加工行业主要是面向出口市场，所以也不用指望国内能有多少消费能力。这样完全相悖的诉求如何调和？归根到底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压一个扶一个。

　　中国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资本向实体经济之外领域游离的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至于是否会成为“现实”，那只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合适，与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玩弄数字游戏就可以赚钱，那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至于炒作的具体标的物，它是股票也好，是君子兰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标的物是否是人民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那供炒作的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就是一个反面典型，无论业内对地产经济如何辩驳，但有两个事实摆在眼前。其一，高房价搞得“民怨沸腾”。其二，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搞利索，但却开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炒作赚钱的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更遑论要往具有一定风险性的高端产业去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紧缩也好，是宽松也好，实体经济总是处在缺乏资金的状态，如此产业升级就只能停留于纸面和口头上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也还是要通过行政手段。

　　由此说，中国的产业升级、改善民生和强化中央权力，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像是一头大象的鼻子、身子和尾巴，只不过众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罢了。而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做“路线回调”——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正反两方面的，自1979年以来的种种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存在负效应是免不了的。现在低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资本过早向实体经济之外游离，某种程度上就是负效应长期积累的一种表现，那么自然就需要加以技术性的调整。上述问题是系统性的，调整也应该是系统性的。

　　再说美国。先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做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等到了苏联解体的那一天（苏联解体主要源自其内因）；通过广场协议和1997年的金融风暴打垮了日元经济圈；1991年海外战争打垮了伊拉克，强化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1999年科索沃战争重创了欧元。这几件除了消除了对美国货币霸权的威胁之外，还将数万亿美元的国际资本赶到了美国。大量的资金注入对当时美国的信息化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直接成就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同时也在纳斯达克市场形成了大量的流动性。到了2002年，“新经济”泡沫最终被戳破了，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海外投资人损失惨重，但在信息化风潮中建立起的微软、谷歌、亚马逊等IT业的巨型企业却都留在了美国，同时之前大量的流动性也被释放了出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人而言这标志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扩张基本完毕，由于有中国出口加工业庞大的产能作为支撑，2002年之后虽然有巨量的流动性流出，但国际市场上美元并没有贬值，美元的信用因此未受影响，美国的货币霸权保住了。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贪欲——华尔街的犹太金融集团通过金融衍生品的炒作“吹”出了一堆更大的泡沫；而军工—石油集团兵进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进逼伊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而不胜、胜而不利的僵持局面给政府财政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两大集团的贪得无厌最终导致了如今美国的困局。而对中国而言，2001年入世，特别是2002年以后，巨量流动一举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应的就业压力得到极大的缓解。而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则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地产经济及其他“炒作经济”恶性膨胀。

　　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路线回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的。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回调其实可以视作是一种中美关系的“脱钩”。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所处大环境其实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是一套呈“金字塔”状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居于塔尖，以美元为介质，构建和管理这套体系；中国最初居于最底层，负责提供原材料和简单的粗加工品，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制造业全军覆没，中国得以往上进了一级，最终成为了世界的“生产车间”（在完成产业升级、拥有独立的研发体系之前，还称不上是“世界工厂”）。在2005年之前，这套体系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而在2005年以后，这套体系的边际效应基本到头了，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2008年以后至今，负面效应积累之后开始总爆发，到此“路线回调”就成为了一个大趋势。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之前总说合则两利，但必须要搞清楚，对中国而言这个“利”到底是什么，是局部之利还是整体之利？如果仅是局部之利，却要以整体受损为代价，那这个“合”不要也罢。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作为应对，其一就是抛出了G2的概念。所谓G2，听上去似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利益让度，可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G2的前提是现有的中美框架基本不变，只是要把以前居于“金字塔”次一级的西方七国干的活儿也交给中国来干，美国还是继续做它的G1。这样的一个G2的提法，如果中国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就等于是放弃了“路线回调”，那现在的种种负面效应就要持续累积下去，一直到最后国家无法承受进而崩盘为止，而其获益只是前面说的“局部之利”。不仅如此，接受了G2的提法，也等于是把中国放到了日、欧等国的对立面上。而且美国的这套“金字塔”体系是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塔基”的，一旦中国成了G2，就等于说是中国和美国合伙“剥削”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将不复存在。

　　提出G2是“软”的一手，在黄海搞军演制造紧张局势则是“硬”的一手。其实早在“天安”舰沉没之前，美国的硬的一手就已经来了，那就是奥巴马见达赖以及美国对台军售。在我看来，美国在黄海搞军演或许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底牌。路线回调的趋势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决策者有多大决心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心里是没底的，所以要进行测试。对外政策是国家路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一种反映，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西方世界事实上的忍让政策，也就是常说的“韬光养晦”其实是由当时的内政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加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如果在面对东北亚乱局时中方无所作为，坐视朝鲜被美韩威胁，甚至加入到指责、制裁朝鲜的行列中来，那就意味着中国决策层无意进行路线回调。

　　此外，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可能还是想和中国国内的某些集团形成某种互动，从而从内部促使中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如前面所说，虽然整体利益上中美继续“合”的必要性减弱了，但那个“局部之利”依然是存在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美博弈的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结束的标志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年8月26号到30号对中国再度进行访问。由此标志着对朝鲜政策已经彻底否定了2007年以来的“悍然外交”，转而高调声明“下一代也要发扬中朝友谊”，这之后不久沈阳军区司令便赴朝进行访问。这标志着中国1979年以来形成的外交思路，至此开始有了某种回归。再进一步，这似乎也预示着中国的整体路线已经有一些令人感到乐观的变化，虽然后面或许还会存在一些反复。

　　从上帝视角说起

　　回过头来还得继续说一下韩国，毕竟现在东北亚地区的一系列麻烦是由这个国家直接制造出来的。

　　“上帝视角”这个词是我从网上一位网友那里看来的。所谓上帝，就是可以预知后面将要发生什么的人。有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史实习惯性地强加给不可能得到这些讯息的历史人物身上，再由此来推论历史，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对此我还想到了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做“事后诸葛亮”。

　　不过上帝视角未必就一无是处，虽然由它来点评历史是可笑的，但用来为未来寻找一些经验教训还是有用的。以上帝视角来看待中韩建交的过程，会发现其中是有缺憾的：

　　中韩建交是在1992年8月，当时中国是为了在外交上“突围”。然而遗憾的是，在此后不久中国的外交环境就已经开始改善了，也就是说中韩建交并非一件很紧迫的事情。而从中朝关系看，苏联存在的时代，出于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考虑，朝鲜的对外政策总体上是在中苏之间取得平衡。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之前的平衡被打破了，此时的中朝关系对朝方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中韩建交在客观上却使得中朝关系出现了罅隙。

　　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的中韩关系完全可以参考“台海模式”，即只谈经、不谈政。具体地说，就是经济上与韩国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但政治上暂缓，可以保持联系，但在台面上并不承认韩国的合法性。假使当时选择了台海模式，则可以在朝韩之间保持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而在经济上，韩资的进入也并不会受到阻碍，其对日资的制衡作用依然可以起到。不仅如此，“台海模式”还将在中韩之间制造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就是中国最终承认韩国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在许多问题上中国面对韩国就将拥有主动权。由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韩国将不敢在苏岩礁上小动作不断，更难以在文化、宗教乃至情报领域肆意对中国进行渗透，而在经济领域的谈判中，这个议题也将为政府获取更多的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