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东条内阁，虽然意识到“敌人拥有广大的领土，丰富的资源”，并拥有远远超过日本的巨大实力，但还是主张“为了维护权威和自我生存，不得不站起来”，抱着“很有可能导致长期战争”的觉悟，发动了没有把握的战争。开战前夕，日美双方的实力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钢铁为1:20，石油为1:100，煤炭为1:20，飞机为1:5，造船为1:2，劳动力为1:5，整体差距为1:10。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部分海军将领之外，没有人能够冷静地分析日美两国实力悬殊，也没能选择“国家的生存”这一核心利益，避免战争。当时的这一状况毋庸置疑表现出军人政治家的局限性。那些军人政治家强硬主张“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强几倍、数十倍的敌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伟大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敌人内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结果，这一无视实力悬殊的、欠斟酌的战争，使国家和国民陷入崩溃的边缘。
战后：国际协调为主、重视“国际利益”
纵观战后日本的外交，是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的：第一，满足安全层次的需求，这一需求是依靠巩固日美同盟来实现的；第二，履行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而承担的地区义务，从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出发，通过ODA或直接投资，为“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第三，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在努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同时，确保“通商国家的繁荣”，追求维持并加强自由贸易体制，改革并开放国内的经济。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的外交姿态是：一方面照顾“国际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国际协调，追求国家利益。
反省战前悲剧，重新定义国家利益
战前的日本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侵略亚洲国家，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使他国，也使自己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牺牲。本着反省原则，战后的日本一贯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推进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战后领导内阁时间最长的以保守主流为中心的领导人佐藤荣作主张：“日本在国际社会生存的道路无非是贯彻国际主义。排除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国际社会以相互合作来谋求发展，这是我们应该从过去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正如佐藤所说，战后，日本一直把国际协调当做外交的根本，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寻求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态度，至少在施政方针演说上是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内阁指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应以国际协调为基础”；1974年田中角荣指出，“追求封闭的国家利益不仅在国际上不适用，还会引起某种灾难”；1975年三木武夫又指出，“不可以从狭隘的角度理解国家利益”；1976年三木武夫指出，“国家利益往往被解说成排除国际协调的，单方面、自私的利益主张，但在如今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世界，如此狭隘的国家利益论是行不通的”；1977年福田赳夫指出，“冷静把握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本着国际协调的精神获得最佳解决”；1983年中曾根康弘指出，“不仅要考虑到日本的立场，还要努力实现与世界和谐相处，这最终将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由此看来，战后，历任内阁采取的方针都是“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从中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正是通过“国际协调”，即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方式展开外交，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下面，我将以战后日本外交中的象征要素“国际协调”和“国际贡献”为例，来考察日本外交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际协调
英国著名外交家尼科松认为，外交是“以谈判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产物。不过，外交并非针对统一、整体的国际社会展开，而是针对政治体制多样、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各个国家；而外交的根本目的无论如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虽说是“国际协调”，但协调的对象--国际社会的利益或立场等却不是一体化的，而是相互对立，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对外政策往往等于接受国际组织的决定，或者说是支持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或集团的政策。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国际政治，其余大部分国家不得不选择归属某一阵营，接受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以维护本国的安全。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追求民主化和经济复兴，虽然通过《旧金山和约》回归到了国际社会，但它明显缺乏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的“多数讲和”，因而其结果是日本最终以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加入了美国的阵营。
事实上，在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许多人士持“全面讲和”或“非武装中立”的意见，围绕是否缔结“和约”的争论，直接关系到“日美安保VS.非武装中立”这一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对立格局。这一争论后来演变成表面而肤浅的“神学论争”，给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不过，无论如何，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未随之改变。由于上述原因，在冷战期间日本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实际上意味着“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而其中的核心是日美安保体制。不言而喻，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从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角度上讲，是相当务实而有效的外交路线。作为这一路线的奠基人，吉田茂首相不片面地迎合国内舆论，准确掌握战后的国际形势，判断并抉择日本走向的领导能力是值得高度评价的。接替他的鸠山一郎首相在上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恢复与苏联的邦交关系以及重新加强军备的“宪法修正【修宪】”的意向，提出与以“对美协调”、“轻军备”、“重视经济”为主的“吉田路线”对立的“自主外交”、“自主宪法”、“自主防卫”的方针。在鸠山内阁的引导下，日本在1956年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关系，同年又加入了联合国。尽管存在着“在此之后的日本外交，究竟是强调协调还是强调自主”的争议，不过，至少以日美安保体制保证安全，重视通过经济、通商来实现繁荣的“国家利益外交”始终是基本政策。
回顾一下，战前“放弃日英同盟”这一选择直接导致放弃与西方列强的协调路线，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战后的“国际协调外交”把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的协调路线定位为正统的、保守主流为中心的传统理念。另外，在日本国内，倾向“国际协调”或“自主”外交的声音也不少，联合国外交和亚洲外交在回应这些声音上，也被视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
日本在加入联合国的第二年--1957年发表的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以及“坚持亚洲成员的立场”，这被称为“外交三原则”。这三原则大概被解释如下：
关于第一个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蓝皮书认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正义地解决国际纷争，为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世界和平采取相应措施；另外，为解决经济、社会、文化、人道等各方面的国际问题，达成国际合作”这一联合国的宗旨“符合日本的希求”，以此为理由，日本外交采用了本原则。但蓝皮书同时也说明，“虽然它是崇高的宗旨，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充分实现，作为政治现状，日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在接受国际形势现实的前提下，提出第二个原则，即“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对此，《外交蓝皮书》的解释为“日本一方面追求联合国的理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关系，这是为保证日本安全，甚至为维持世界和平作贡献的现实措施”。和平是“自由民主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团结的结果”，而当时的日本具有承担“团结的一部分责任”的义务。这一义务与第二个原则息息相关。
第三个原则是为吸取“战前亚洲政策失误”的教训，蓝皮书强调了“日本作为亚洲的成员，与亚洲同行”的立场。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确保亚洲的和平对确立世界和平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为了实现亚洲的繁荣，“日本将尽最大的努力”。
1958年，岸信介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要贯彻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诸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的三原则”。后来，由于听到许多类似“三原则”是否相互矛盾等疑问或不可实现等批判，第二年的《外交蓝皮书》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在明确提出“相互不矛盾”的同时，也解释了“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有可能出现无法直接适用‘三原则’的事态”。
实际上，这样的“事态”在之后的日本外交史上也发生过。每次遇到它，日本外交就被迫作出艰难的选择。我在外务省工作的过程中亲身经历过这些困难，每次我都觉得，这是日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命运”，不可避免。徘徊在“亚洲主义VS.脱亚入欧”的选择之间的明治时代，经常以“亚洲VS.美国”的形式重回到我们面前，使国内舆论陷入混乱状态。??史证明，战前的日本最终在两者中一个都没能选择，侵略亚洲，与欧美冲突，结果遭到崩溃。
与战前不同，战后的日本外交高举“三原则”，维持和平，实现了奇迹般的复兴和繁荣。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可以说，日本把“安全”寄托在与美国的协调上，把“繁荣”寄托在与美国以及亚洲的自主外交上，以此来保证国家利益，这就是日本走出“美国VS.亚洲”、“协调VS.自主”这一迷路的办法。就像吉田首相所提出的，“失去领土，也失去粮食、工业原料等资源的今天，日本只能扶持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确保粮食及工业原料的供应，再加上把它们当做能够获利的市场”，正是在这一思考下，日本把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通商、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亚洲外交的重要支柱。
这一“外交三原则”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被一贯坚持，丰富了日本的外交选择，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下文将引用施政方针演说对“外交三原则”进行进一步考察。
“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战后日本最大的课题是，在冷战的状况下，走出战败的挫折与混乱，努力实现“来之不易的”复兴，同时保证国家的安全。决策者认为，“若没有自由民主国家的互惠援助，实现维持和平，发展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倡“与自由民主国家联合”【该观点出现在吉田茂1953～1961年的所有演说中】。而其中的核心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关系。不过在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地区的“东西对立”日益严重的时局下，通过“与自由民主国家的联合”确保国家安全的日本，被美国要求“重新加强军备”，并以此表示为自由世界作出贡献的决心。但是，战前日本所遗留下的教训是：对于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应该依靠“国民对独立与自由的热情”，而不是军备或军力，“缺乏这样热情和正确观念支撑的军备对外导致侵略主义，对内导致军国主义政治”。因此，吉田首相在国会以“重新加强军备的事情正在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疑惑，而且强大的军备对刚战败不久的日本的国力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负担”的判断，反对重新加强军备。吉田首相曾对《日美安保条约》表示说：“以自己的力量应付国内治安是理所当然的，但针对外界的侵略采取集团性防御的手段也是今天国际上通行的观念。在不负责任的侵略主义野心勃勃的国际现状下，要恢复独立与自由，没有军备的日本只好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实行集团性防御的方法，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如此，日本最终还是接受了美国方面的主张，创设承担防卫和警察的“保安队”，随后改为所谓的“自卫队”。此后，关于日美安保的讨论仍在继续。鸠山首相关于防卫问题的基本方针是，追求“准备充实与国力相应的自卫能力，悄悄确立自主防卫态势，试图早日让驻日美军撤军”【1955年】。岸信介首相本着“世界的和平正在由东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均衡来保持着”【1958年】的认识，从“自由民主国家有必要保持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团结力量”【1960年】的视角出发，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明确写明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和驻日美军行动规则的事前协议等。
由此开始，联合国与《日美安保条约》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当时日本的立场说明，“在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功能之前，日美必须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严格加强与作为真正对等的合作者之合作关系，并保护各自国家和国民的和平与安全”，“除非发生侵略行为，否则不能发动战争”。
由于岸信介内阁试图强制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方案，结果在30万人示威游行等反对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被迫下台，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对立局面。所以，后继的池田勇人首相采取宽容和忍耐的政治姿态，在任期间的施政方针演说从未言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而是强调重视亚洲和联合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安全保障体制”【1961年】，“展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更强有力的和平外交”【1962年】，强调“严格遵守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纷争这一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精神”【1963年】，强化了对裁军问题的支持力度。继池田首相之后的佐藤首相就任不久，在面对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上，也没有提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可是，在越南战争爆发，“东西对立舞台转移到亚洲”的1966年，日本开始正面直接地论述日美安保体制的必要性，认为“抛弃《日美安保条约》宣布中立就能确保日本安全的想法简直是幻想”，批判“中立论”，并且提出“维持日美安保体制对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最现实的政策”。随后，“自卫力量”和“日美安保体制”被定位为日本安全保障的两大支柱。
以联合国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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