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形势的激化、东西阵营对立格局的“缓和”等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外交对联合国的定位产生了微妙变化。其实，日本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政府就已经立场鲜明地表示，“希望迅速加入联合国，但在加入之前，对于联合国实行维和措施也会继续全力以赴进行合作”。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加入联合国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上，主张“以联合国为中心，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以此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1958年，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外交三原则”，首次把联合国中心主义提升到原则的高度。不过，联合国没有起到想象中的那样有效的作用。日本遇到了由“否决权带来的欠缺”的联合国现实，不得不把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保条约》视为“在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功能之前”，“严格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执行的”保护两国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即便如此，国内的反对声音颇为激烈。在此情况下，藤山外相提倡日本外交的基调是，追求“绝对的和平”并强调《日美安保条约》的必要性。
对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强化联合国外交的阵容”，承诺“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进一步强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内阁的小坂善太郎外相也把“推进联合国外交”和“支持联合国”定位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强调了“作为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重要性。
不过，在佐藤内阁期间，“国际形势依然很严峻，是不能期望缓和紧张的状况的”，“东西阵营的基本对立以及各种国家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依然根深蒂固”。严峻的现实使日本远远达不到期待“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的境界。虽然佐藤首相就任后在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日美在“联合国的作用巨大”这点上已达成共识，但在“东西之间的权力关系维持着世界和平”的情况下，站在“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现实主义立场，努力维持“为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最为现实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体制。在这点上，椎名外相解释说，有了与美国签订的安保条约，“才能使国民对国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现阶段，还不能把国家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联合国”。
在国际形势逐步开始走向缓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重视国际信义，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发挥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由于随后的国际形势日益多元化，日本国内经济也取得增长，日本不仅通过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回归并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外交领域，“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努力推进多边外交。
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通过《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是否能够真正回归国际社会，取决于如何解决与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赔偿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与亚洲国家的赔偿谈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亚洲仍然是日本以经济合作为支柱展开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于认识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直接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推动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日本以“亚洲的一员”或“亚洲的一国”以及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为象征的“亚洲太平洋的一员”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国”为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力所能及地为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作出贡献的具体形态，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支援以东南亚为主的亚洲国家开发与发展的ODA，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途径。
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领导人的亚洲外交观。吉田茂首相试图通过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和经济援助，“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术和资金两个方面支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开发”。池田首相为“诚实实施赔偿，充实经济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尽可能为东南亚的复兴与建设提供支持和援助”，并强调“援助的大部???都投向亚洲国家”。日本对亚洲的重视突出地体现在越南战争后的对越外交上。日本外务省所公开的1978年的文件指出，“不把越南视为苏联阵营的国家，甚至把越南将走向独立自主路线当做前提，为了维持东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独立的路线更为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支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国际贡献
战后日本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本着“三原则”展开的外交，始终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目标。197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是一份探讨国家利益的指针性文件，该蓝皮书指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背后依靠着亚洲及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提倡“不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强与各国之间和谐的相互合作关系，寻找彼此利益的综合均衡点，扩大长期、大局的国家利益”。时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同样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跟日本有关系，那么如何承担任务，是需要我们思考并落到实处的”，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短期看也许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牺牲，但这是为确保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理解“分担国际责任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轨迹，在实现奇迹般的复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成为亚洲先进工业国家的期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国际主义”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不允许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开距离，享受“一国繁荣主义”了。
为了实现如此转换，在具体政策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采取了“振兴出口，开拓海外市场”【岸信介】、“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佐藤荣作】。而到了70年代，这些政策进一步持续，明确表示日本应“从扩大自由贸易的立场，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佐藤荣作】，“积极推进GATT”【田中角荣】，并采取“自律而主动扩大进口，开放市场”【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铃木善幸】，在“把开放的市场提供给世界，从国际贡献的角度上讲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认识下，实行结构改革或规制缓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也曾经提出，“维持发展自由贸易体制”、“增加进口”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于是，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准的日本，改善并扩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国际责任”--ODA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义务。日本政府认识到，ODA必须是“有助于加强受益国真正经济社会基础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贸易振兴”。到了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ODA供应国。
“协调”与“自主”
一方面是对战前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战后向日本国民鼓吹“自立”原则的当然结果，“协调”与“自主”的调和始终是日本历任首相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佐藤首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进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把国际协调作为基础。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正面主张日本正确的利益，并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一论述的内涵是，国家利益并不与“协调”相对立，而是存在于“协调”之中。同时，“协调”也不意味着“追随”，通过主张“正确的利益”，能够同时实现“自主”与“协调”，并获得国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准确辨析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这些利益，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质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确的利益”指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利益”，那是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实现如此崇高的利益，对内日本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以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为前提，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对外，要展开以协调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进“自主外交”，并“充分追求国家利益”。
总而言之，区别“协调”与“追随”，弄清“自主”与“协调”之间关系的基准有两个。首先是利益是否“正确”，其次是如何“自主”地判断“协调”。把“协调”等同于“追随”的判断是过于简单而肤浅的。作为理性的主体，主动判断“协调”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它完全可以是“自主”的。“协调”和“自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倘若忽视“自主”和“协调”的关系，“自主”就只好变成独断、自私、孤立的产物，甚至可能再一次造成类似战前退出国际联盟或陆军失控那样的严重危机。三木首相指出：“此时此刻，日本需要自主外交。但它绝对不是把反对等同于自主，把协调等同于追随。自主地决定协调性政策也是自主的外交【1976年】。”此外，福田首相也曾经明确提出“协调与团结才是国际社会的行动原理”，并发出警告“狭隘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世界性混乱”【1978年】。
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必须在“协调”和“自主”之间寻求平衡，把二者割裂开来是片面的。
展开多元性、自主性外交
战后的国际协调外交归根结底是“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协调、合作”。根据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外交三原则”，除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以外，还强调日本是“亚洲的一员”，从中也能够看出，所谓“协调”主要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如潜在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虽然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很重要，欢迎促进贸易”，但它毕竟是“在东西关系的大局下调整并处理”的，因此不得不“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建立友好关系”，在“考虑到自由民主阵营成员的立场的前提下，以自主的判断落实”。因此，战后日本的外交任务，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协调为基调，以“亚洲成员”身份展开的“自主外交”，并试图避免受到“对美追随”的指责。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日本不得不与西方国家保持团结一致，从而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利益。如果影响了“欧美日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自主外交肯定没有可行性，更不会得到西方的允许。因此，日本对亚洲外交方针的转折，是在亚洲政治蓝图出现巨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当时中苏矛盾激化，面对苏联威胁的中国与渴望从越南战争的困境中实现“体面撤离”的美国之间关系迅速发展，这恰恰给日本外交带来了转折点。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佐藤首相指出，在决定一国实力的各种要素中，军事力量以外要素的比重逐步上升，并发表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各国的自主性增强，不仅需要军事均衡，还需要摸索更多元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日本提升了“自主设定目标”的“自立”意识，提出“自主的和平努力”和“在自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由《日美安保条约》来加以弥补”这一有条件的自主防卫姿态。
1970年2月，美国提出的“尼克松主义”在要求其同盟国为自卫而努力的同时，也表明了“不向亚洲发生的战争派遣地面部队”的立场，并为“打开”对华关系向中国发出了信号。由于中苏关系在1969年恶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国积极回应了这一信号。1971年基辛格闪电式访问中国，第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实现从“对立”到“对话”的转变，促进了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接着，“中美和解”这一战略环境的剧变促使苏联与美国展开了更多的对话。结果，美苏关系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取得了进展。这些变化解放了中日关系，在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并发表了《中日共同声明》，定下了“巩固中日永远的友好关系的基础”的方针。
除此之外，以中美和解为契机的“美苏缓和”的进展促进了日本外交的多元化。日苏关系进入了“能够奠定发展基础”，“为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而努力”的时代。为促进“日本安定的大前提条件”即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加强美日、中日、苏日、韩日、东盟各国、太平洋诸国的关系，推进与印度支那诸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与朝鲜的往来”，使自主—多元性外交在质和量双??层面上把日本外交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国际协调、相互依存、“国际利益”
战后的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之下走出来，在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国。尤其是在冷战形势下，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确保安全，实际上是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很难完全贯彻政治上的“自主”。不过，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种环境排除了军国主义，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应该说那是一种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没有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结果实现了被称为“获得了历史性的”的高速增长。1964年，日本成为第一个加入“富国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的亚洲国家。随后，成为亚洲唯一参加1975年开始的七国首脑会议【峰会】的成员。
不过，回避了军事或理念差异，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感。经济至上主义使日本被批判为“经济动物”，在田中首相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当地民众“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的不满或批判”导致了对日抗议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针对这一情况，田中首相在访问前夕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到，“国际政治经过权力与对立的时代已进入对话与协调的时代”，日本“在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将为国际协调展开积极的外交政策”。回国后，他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于国际协调的意义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经改进了利己主义姿态，将追求与亚洲各国长期、互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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