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国际协调的含义，并把它反映在国家的政策和每一个国民的行动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对立或宗教、语言上的斗争，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战后的复兴和建设上。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非常具有优势。另外，也不得不承认在国际协调外交上，需要我们认真反省，主动去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战后不久，从荒废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来的追求封闭的国家利益的姿态，不仅已经在国际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灾难。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倾听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正当批判，改进不足，在对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维持和促进长期的互惠交流关系。只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于陷入自我满足的境地，成为亚洲国家的好朋友，分享亚洲的喜怒哀乐，为确立亚洲永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之后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标”，但不应将其“解释为短暂狭隘的内涵”，认为“国家利益往往被理解为排除国际协调的，单方面主张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变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狭隘的国家利益论是不成立的”，他还一再向国民宣传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积极展开高举“协调与团结”的外交大旗，在对东南亚诸国进行历史访问的时候，指出应“尽量去构筑心连心的信赖关系”。福田首相发表的对东南亚的外交哲学，后来被称为“福田主义”，至今一直是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根本基础。
回顾一下，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代表，日本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意识开始有所提高，这也影响了国家利益论争的动态。
福田首相曾宣称，“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强，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谋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让步、弥补，以实现各国自己的利益”，并指出了国家利益的“互补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共同体”，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运就是日本的命运”。这些都说明，日本的决策者对“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认识。
评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战后日本是如何对战争进行反省，积极展开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说：“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平宪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决国际纷争的方针，坚持无核化原则，对于和平国家的生存来说”是“正确的道路”。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战后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战后奇迹般的复兴和发展无疑是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经表示说，“战后日本的40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在日本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国人自豪的时代”。其实，世界也对通过战后20年的奋斗发展，达到GDP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迹”刮目相看。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的奇迹是在“作为和平国家”的前提下实现的。中曾根首相的话也指出了现实：“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在提倡和尊重自由、和平、民主和基本人权的现行宪法的基础上，在《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安保体制下才得以实现的。”
日本战后的成功不仅依靠每一个国民的努力，还依靠被务实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支撑的外交活动。在战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正因为日本领导人冷静而准确地把握国际社会的现实，对时代的把握以及把它反映到具体政策上的见解和领袖能力，巧妙运用如前所述的“外交三原则”展开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才使这些成功变得更加可能。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佐藤荣作首相曾感觉到“军事力量以外因素的比重正在提升”【1970年】，他当时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一潮流如今更加明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国的经济力和所谓“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曾根首相认为：“对于战争，最大的约束力量从长远看将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国内外自由的信息交流。”他以尖锐的视角，现实地预测了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的苏东剧变以及社会主义的低潮。
纵观东亚的历史，通过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促进人员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成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务，而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
总之，我们对日本战后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评价：以日美同盟确保国家、国民的安全这一国家利益，不靠军事力量，而靠经济、ODA等力量为东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它在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国际协调下的“自主外交”。
冷战后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满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势下，正在享受着自由、和平、繁荣的日本是最为幸运的国家之一”。但以1989年为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讨论也相应地发生着转变。
正如某一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惯性和变化两种现象”，从历史的脉络看，1989年的确是“变化”的一年。
东欧爆发的民主化浪潮转动了历史的车轮。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退，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岛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向世界宣布了冷战后新时代的到来。假如没有这件影响历史的大事发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岛国马耳他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当时，我在外务省正好开始担当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亲身感受到一个接一个到来的历史“转折点”的一年。
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动荡的“昭和时代”走向终结，“平成时代”开始了。从中国古代的《史记》和《诗经》获取的“平成”一词包含的是“平和而成”之意，恰恰反映了日本人在动荡的环境下对和平的新时代的愿望。
不过，随后的历史暗示，美苏两国首脑宣言开启的新时代，并不是“平和而成”的，而是混乱的时代。
冷战后混乱的世界
冷战的终结，结束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意识形态对立和世界战争恐怖，使国际政治发生了剧变，令人产生“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想法。事实是，在民主化和人权意识逐渐蔓延的同时，作为“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轴，民族、宗教问题重新“崛起”，暴力或纷争也经常发生。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新的对立结构描述成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立，实际上，后冷战时代世界所酿成的新的不安或猜疑，甚至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21世纪到来后不久就发生的“9·11事件”，集中地表现了世界混乱的一面，打破了大家对和平时代的乐观预期。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以民航飞机为武器，袭击了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和财富的超级大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震撼了全世界。
后冷战时代的对抗，以没有特定战场的“新的战争”为特征。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已经被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VS.反政府”、“民族VS.异民族”、“宗教VS.异宗教”等形式的纷争，以及“国家VS.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战争”所代替。直到今天，各国仍然没能找到防止和结束这场“新的战争”的有效方法。
“9·11事件”发生前，“美国记者之??”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和平时代的战争》一书的最后一章有这样的预言：
对于美国这一开放的社会来说，现实的危险应该是与任何国家无关的恐怖分子拿着核武器侵入美国的城市。对一个恐怖分子来说，携带核武器也许只需要用比较厚的廉价旅行箱即可。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一条新闻报道，恐怖主义组织塔利班的确从乌克兰购买到旅行箱型的战术核武器，为准备在美国使用而储藏起来。超级大国的国民对“看不见的敌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发生两年后，在美国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与10年前比较的世界危险度”这一话题，回答“危险减少了”的人只占总数5%，相反，回答“变得更加危险”的人数达到75%，大大超过了“9·11事件”发生前的数字【53%】。
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剧变。由于交通运输、通讯手段、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以及“柏林墙”的崩溃、“铁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程度也在快速推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的流通超越了国境，国家对它们的管理在自由化浪潮下几乎已经不再有效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对贫困和债务感到无能为力，世界的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大家都在不断思考贸易或援助应有的状态，有人也指出改革的必要性。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全球市场的暴力”、“数码资金的暴力”使大量享受经济成功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国际金融系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状况反而趋于恶化。全球化也侵蚀了地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等，自我认同意识危机及社会摩擦等也逐步浮上水面。环境、传染病、国际犯罪等问题在全球规模上扩大，并被称为“全球化的阴影”，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全球管理的失败”引起了“反全球化”浪潮，WTO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年会的主办地点经常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抗议。
1990年，海部俊树首相曾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说：“新的国际社会将会成为没有战争的、和平繁荣的世界”。但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经过10年“揭幕”的21世纪，似乎正在暗示着充满不安和憎恶的混乱时代的开始。
日本的混乱与东亚的勃兴
在世界正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成长时代因“泡沫崩溃”而结束，接着到来的是“失去的10年”，始终支撑战后复兴的经济社会系统明显走到了尽头。忽视改革经营思想、技术与体制的企业陷入破产。企业接受公共事业或政府的保护支持，安稳过日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打破封闭体制虽遭到一定的摩擦和反对，但正在成为改变日本的大潮流。
我们看看东亚。一方面，遗留在朝鲜半岛的“冷战后遗症”还没有被解决，不稳定、不透明的政治、安全保障形势还在持续，尤其是朝核问题正在向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投射出黑暗的阴影。另一方面，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中国为中心，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也在升温。
对日本外交来说，东西形势的这些新变化已经影响到与外交直接关联的日本国内政治，也将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以下部分，我将以这些问题为基轴，探讨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论争是如何展开的。
重视亚洲的外交与历史问题
战后的日本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之后，本着“不威胁亚洲周边国家”的基本方针，慎重完善自卫能力，“吸取过去历史的教训，与亚洲各国之间建立包括顺畅经济关系的友好关系，支援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冷战后，日本遇到了一度隐藏在意识形态对立之后的“总结历史”的问题。宫泽首相对于“因日本的行为而遭受悲痛的”亚洲各国，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遗憾”，同时表示“正视过去的事实，正确传播历史，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讲话，表达了与宫泽首相同样的立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明确表示，“我国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唯一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包括追求彻底摧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过去的错误，才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然而，即便政府表达了上述立场，内阁成员的“不规则”发言或历史教科书问题却时常发生，并引起周边国家的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仅在与日中、日韩关系中成为交锋的外交问题，也在国内引起了赞同与否定的对立，美国等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中国、韩国对日感情恶化的过程中，日本依然没能很好地克服亚洲外交的难点--历史问题。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对于高举重视亚洲外交，并把它当做对外政策的支柱，一直致力于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日本来说，不仅损害了自身形象，而且成为发展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日益深化的对华关系的障碍。
国际支援与“人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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