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说：“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教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18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解放后这样讲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19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张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烛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后来张奚若还有个声明，说：我不是贵党党员。张奚若是老同盟会的，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的民主运动中转向，而且反得很厉害，并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张先生做过教育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会长。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广大的世界（或者说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落后的）都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中国毕竟要在各个方面和外面世界联系，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其他国家进行民间交往，张奚若先生做会长。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刘少奇批判他说：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八亿人民之大，喜八亿人民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因为总要保护些有名的人，所以后来还是保护了他，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