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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 作者:何兆武

3.战国派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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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曾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意思好像中国通史不能教。雷先生不但教中国通史,还教西洋史和史学方法,什么都能教,这和汤用彤先生有些相似。汤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讲印度哲学,讲佛教,也讲魏晋玄学、讲西方哲学,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能中、印、西三种哲学都讲。汤先生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而雷先生则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了。
雷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而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列国时期、战国时期、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文明灭亡,例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莫不如此,现在,西方的文明已经快要到了它的没落时期。这种学说被称为文化形态学,雷先生基本接受这一学说的论点,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雷先生又把这种理论发展了,认为中国的文明经历了两个周期: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北方蛮族打进来,汉族退到江南,从此开始南北朝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也是第二个周期的开始。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上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不过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而且文化形态学的理论我也觉得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有人说,斯宾格勒并不希望西方文明没落,这一点我相信,不过按照他的理论,西方文明非得没落不可,这是他理论的一个必然,所以我年轻时就不太能接受这种论点。文明毕竟是人类共同的创造,是不是能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硬搬到人类的历史文化上来,这一点很难肯定。比如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是几千年积累演化而来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它会消失,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周期。
雷先生和林同济先生是好友,1939年秋天,林先生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比作新的战国时代。林先生口才非常好,讲得确实动人,所以那天非常叫座,大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总有个两百人的样子,我也去听了。记得有个同学提问:“马克思讲过,人类社会的进化最终要进入共产主义,没有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是不是这样?”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事先可以预言的。”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作“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1941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英美打了个措手不及,最初的那一个月把整个远东都席卷了。越南是此前早就被占领的,这次又把缅甸、新加坡一直到印尼、菲律宾一网打尽,速度之快非常惊人。《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上每周都请名人写文章,这时公孙震发表了《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文章写得确实大气磅礴,据说“公孙震”即是林先生的化名。文中似是责备英美对中国仅仅停留在援助上,未能在生死关头全力以赴的投入。那篇文章当时颇为轰动,而且博得了很多赞美。不过按我现在的理解,战国派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即它并没有真正能从人文的高度,而仅仅是技术的层面看问题,这一点倒是吻合了“战国策”的名字,完全是从战争的策略上去考虑。二战以后,雷先生写过几篇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文章,也都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空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旧大陆、新大陆之间应以走北极为捷径,所以一定要在阿拉斯加或者挪威的斯皮兹贝尔根(Spitzbergen)建立空军基地等等。当然这些也应该考虑,不过其中总欠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文底蕴。而且,因为他们是右派理论了——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毕竟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所以也有很多人攻击,还出了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同时左派也攻击他们派,我最近看到一篇回忆录说,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还曾向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说:不要这样攻击战国派,毕竟他们还是抗日的,还在同一个战壕里。
1942年春天,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一次讲演,雷先生又去专门讲他的那套历史周期论,我也去听了。讲完以后,林先生赞美说:“这真是theromanceofa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林先生的英文极好,本来是政治学教授,解放后资产阶级政治学不能教了,就改行搞英国文学,教莎士比亚,前些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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