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欢读书，但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它的讲法使我值得去读，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一次我在外文系图书馆（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到一本书，题为TheTragicSenseof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西班牙最古老的Salamanca大学校长，弗朗哥专政时期惨死在法西斯集中营中。他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惟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of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ofmind一定要throughglory才能得到。”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of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得到peaceofmind，否则不会心灵恬静。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Unamuno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他实际上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仿佛并没有谜底，Unamuno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变，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我仿佛得了一种觉悟之后，就想给《红楼梦》做一番解读。《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如他把Donne的诗句I’llundotheworldby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作者Maurois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Strachey和Ludwig都不如Maurois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后来我又找到Maurois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三十二岁就早早故去。可是Maurois用他一贯的温情，他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锜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Maurois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由于Maurois是英国通，所以一战、二战中担任了法国的对英联络员。二战结束时他访问美国，在大西洋上看到美国舰队演习的耀武扬威，感叹道：“有这样威武雄壮的海军，真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后我不禁惋惜道：“Maunois已经成了法国的林语堂了！”（在当时人看来，林语堂是“骗美国人钱”的，所以评价不高。）
不久，我又邂逅了另一位更加引我入胜的作家，白俄D.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他的思想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是他三部曲的第一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郑超麟先生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自己喜欢遐想，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考问自己，并且喜欢追索书中的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至圣达芬奇做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帝国，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以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是，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破产了。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还难预言，而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作家都喜欢写神秘的作品，同样也很吸引我。比如Unamuno有一篇小说《沉默的谷》，说有个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进去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再比如爱伦•坡、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像《父与子》、《罗亭》、《前夜》，可是也写过许多篇神秘的小说，如Clara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宗教就是真实，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有人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到。”因为上帝everywhereandnowhere（上帝无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当时有几本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著作给我印象很深。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很欣赏，从图书馆借来英文本，还手抄了一遍，时常拿出来看看。不过那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来读，尤其最后的那些话，觉得非常鼓舞人心，但真正的精义我不懂。再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其实早就有中译本了，不过我们看的都是英译本。我国最早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大概是梁启超，清朝末年中国留日学生也翻译过这本书，后来国民党右派元老马君武也译过，不过用的是文言。
《社会契约论》里开篇第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美《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都是这样讲。但同样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这个阶级压迫那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压迫这个阶级。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不过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它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谈自由。一个是从“当然”或“法理”的层面讲，人当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从“实然”或者“事实”的层面上讲，人确实从来没有自由过。比如法律规定，婚姻要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不问年龄、财产、社会地位等等，这是从法理上讲，但事实上没有人不考虑条件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18世纪天赋人权的“天赋”（natural）是“天然”的意思，人天生、天然就是自由的，可是我们把它翻译作“byheaven”，变成“天所赐予的”，有点类似“天子受命于天”、“神授皇权”，正好背离了这个词原意。后来19世纪的历史学派讥讽天赋人权派：什么天赋人权，从来就没有过。如果从历史事实上考据，当然从来就没有过人的自由和平等，这是事实，但问题是：事实上的不存在，能不能用来否定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正像人的婚姻一样，事实上都是讲条件的，但法理上却要规定人的婚姻自由。科学也一样。比如几何学定义中的“点”是不占有空间的，可是物质世界中任何一个东西都要占有空间，就是原子也要占有空间，但我们不能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原型就否定了“点”的存在。如果这样的话，不但“点”不存在，“直线”和“平面”也是不存在的，几何学就不必存在了。所以说，法理的“自由”和事实上的“自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它们可以并行不悖，不能什么都混为一谈，否则，就算吵翻天，也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谁也说不服谁。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解放前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干涉时有个借口：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大公报》上有一篇社论《贵适潮流，不贵适国情》，提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强调我们国情的特色，以对抗历史潮流。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东西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比如自由、平等，应该对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适用，不能说中国就是男女不平等，妇女就得把脚给缠残废了。你也可以说缠足曾经是我们的特色，但这种特色要不要保留？我看这种特色不要保留，毕竟我们首先是要接受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当然，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每个集团、每个民族也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不会都一样，而且肯定有不同。可是在这之上，毕竟有个共同的标准尺度，而且，普世标准才是第一位的，个性、特色则是第二位。“一二•一”民主运动的那天晚上国民党开了枪，后来警卫司令部关麟徵招待记者，说：“你们（学生）有言论自由，我就有开枪自由！”这话说的有问题。言论自由是普世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开枪的自由可不是普世价值，哪能愿意开枪就开枪？自由总有一个普遍的标准，不能说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民主也一样，不能说各有各的民主，不然大家都按自己的标准，岂不乱套了？
解放前争自由主要还是18世纪启蒙运动“天赋人权”意义上的理想，主要内涵包括：第一，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二，集会、结社的自由。这是大家熟悉的。二战期间，罗斯福提出了他有名的“四大自由”，即在此外又增添“免于缺匮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确实，在极度穷困的情况下，饭都没的吃，还谈什么自由？在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可以随意抄家、抓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当然，那时候的想法很天真，以为只要理想好，就一定能实现，现在年纪大了，想法又慢慢在变化。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理论与实践，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而且往往是巨大的差距。过去我们想得很简单，现在想来，不但目前实现不了，恐怕千秋万世之后也难以实现，就是最伟大的实践主义者也做不到。林彪事件以后。大家都学习一篇文章，是毛给江青的一封家信，信里说：我的朋友（指林彪）讲的那些话，我都不太能同意，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违心地同意。违心地同意别人的意见，在我还是头一次。可见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不可能真正做到思想与实践的一致，这是不可避免的。
严格地说，绝对的平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民主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大是小？是朝着那个方向走，能有几分做到，还是根本就是骗人的？我们不能因为理想的不可实现就把它一笔勾销，毕竟还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否则就没有希望了。理想好比人的健康，你要找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达到80％、90％，甚至99％的健康，仔细检查的话，总能找出点毛病来。绝对的健康是没有的，但健康总比不健康好，90％的健康总比10％的健康好，大家还要尽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能因为实现不了就把健康的目标取消了。所以，理论和理想还是有价值的，也许人类的进步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慢慢逐步前进，只是不要过于天真，像我们年轻时那样，理所当然地就认为理想总是能实现的，或者一种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完全地付诸于实践，那就想得太简单了，在现实面前就要碰得头破血流。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教科书几乎全是美国的，理科的不用说，文科也多是西方教本。比如政治学是Garner的《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用Fairchild的《经济学概论》，到了专业课的时候，除非是学中国古代文史的，其余都是美国教本。有几本教科书我是从头到尾的通读，而且写了笔记，所以印象非常深。比如二年级学西洋通史，用的是Hayes、Moon两个人写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本，摞起来很厚，可是写得深入浅出，非常易懂。那时候已经有翻译本了，不过我想试着看原文，结果第一次就发现自己一个小时能看二十页，好像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这样算来，十个小时看二百页，它那一本有五百页的样子，整天看的话，十天八天就能读完。而且读原文有个特殊的方便，它的地名、人名、专名词都非常好记，比看中文好记得多，所以看英文本反而更容易，我觉得很满意。后来三年级的时候上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那是历史系的必修课，用的是Hayes的《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近代史是从维也纳会议（1815年）讲到巴黎和会（1914年），大约一百年，上下两卷都很厚，可是文字依然非常浅显流利，我也把它读完了。Hayes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是皮先生的老师，二战时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当时美国想拉拢西班牙，西班牙虽然是中立的，但倾向希特勒，所以战略地位很重要。
上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要读Jameson的《欧洲文学史》和吴可读（Pollard）的《西洋小说史》。《欧洲文学史》是30年代初期Jameson在清华教欧洲文学史时的讲稿，钱锺书、季羡林都上过他的课，后来吴宓先生教这门课的时候也推荐这本书。不过季羡林有一篇回忆文章，看不起这本书，说它根本谈不上学术。这一点虽然我也承认，不过我认为不能以纯学术的眼光要求每一本教科书。Jameson的这本书写得非常之系统，而且简单扼要，不但容易看，也容易记，对欧洲文学很快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印象，这对于我们初学的外行人非常有用。这本书我很喜欢，而且非常珍贵它，跟了我好几十年，现在还舍不得扔掉。
法国、德国在西方文化史上都很重要，作为专业工具，一点法文、德文不认得也不行，所以我就在本科的时候学了一点，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有一种心态，现在看来要不得。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其实也不大，也就二十岁刚出头，可是总觉得自己大了，不愿意去背那些文法。比如法语有阴阳性，桌子是阳性，椅子是阴性，毫无道理可言。德文更多，还有个第三性，书就是中性的，谁去死记硬背那些玩意儿？会查字典，拿来能读，知道这是桌子、那是椅子就行了，管它阴性阳性？还有法文的那些动词变化，繁复之极，我们都懒得背。可是现在想起来，学习语言没有基本的文法训练是不行的，可是当年没有学好。
希腊文我没有学过，太麻烦了。第一没有材料，第二，除非你是想搞这行专业，否则费那么大劲学了又没有用，不值得。我有一个同学是蒙古人（现在台湾），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回不了家，无事可做，我就向他学了两个月蒙古文。蒙古文非常有意思，辅音和母音是连在一起的，那时候觉着好玩，就跟着他念，完全没想过学了它有什么用。其实学蒙古文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将来做驻蒙古大使、参赞，或者是研究蒙古的专家，否则一点用处都没有。比如你是搞数学的，学蒙古文干什么？除非你要研究蒙古的数学史，不过大概也没人去研究。希腊文是一门很古老的文字，除非你立志将来就干这一行，比如搞古希腊哲学，那也是做学问的一条路。做学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路径，并不是规定死了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走，何况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幼稚，看了什么就觉得什么好。不过幼稚也有幼稚的好处，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学术思想上的门户和政治上的派别不一样，政治上的派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宣誓加入以后就得绝对服从，但学术思想并不是这样。比如我欣赏某个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字字句句都得他的，而且只听他一个人的。我想，任何一种学术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响的话，里边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就是说，我的老师并不限定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应该请教很多的老师。人类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能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好比我们吃东西，不能说牛奶有营养就光吃牛奶，你得杂食，各种东西的营养都吸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