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王浩在纽约去世时，曾有两个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纪念文章，大概知道他和我是老友的缘故，但我都推辞了。因为他是数理逻辑家、哲学家，我对数理逻辑和他的哲学一窍不通，无从下笔。随后我在《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但觉得意有未足。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毕竟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记得当年谈到未来自己想做什么，我说：“将来我就做你的Boswell（即《约翰逊传》的作者）。”但是现在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浩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做校长。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因为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以就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也考入这个学校。王浩高我一班，不过那时候已经头角峥嵘了，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历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京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北京师大附中原是我的母校，所以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和我是球场里的“changeside”（交换场地）。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了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
1939年秋天大一刚入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看见他坐在那里看一本大书，我走过去一看，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是哪国文都不知道。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德文本，指着封面用英文说：“TheLogicalStructureoftheWorld（《世界的逻辑结构》）。”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本经典名著。还有一件事情，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工学院，一次去工厂实习，他托我买一本旁人出让的《数理统计学》，这都是我们初入大学的新生望尘莫及的高级学术，而他已经高出了我们一大截。
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谈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我们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论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的大官僚，大家都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他的字怎么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很激烈，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有理，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前两年他的家乡出版了他纪念册，嘱我题词，我写了如下几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isvirtue（知识即美德）”，而F.Bacon（培根）则是“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王浩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我不敢说，没想到他居然敢这么说。”
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就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我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tropdecuriosité）。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它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Merck。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S.Eliot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多年以后，我去清华遇到当年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光，我问她：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后答案的。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Quine（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又被全部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BeyondAnalyticalPhilosophy（《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1948年哈佛毕业以后，王浩先到瑞士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4－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洛克讲座教授”。1958年，中国有个访英的学术访问团，包括作家谢冰心、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五六个人，在牛津的时候是王浩接待的。我听美籍学人余英时说，那次接待中王浩和许涤新吵了一架，本来王浩想回国搞计算机，自此变了主意。我向王浩问起此事，他说并没有吵架，只是有点不愉快。因为许涤新说：“听金先生说你念得很好，你回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个工作。”王浩少年才子，也有非常自负的一面，所以这句话让他很生气，后来他跟我说：“难道我还要等他赏我一碗饭吃？”当然，一个人成名之后容易争强好胜，这种心情可能我们资质平平的人不会在意，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国外也有吸引力，在那里更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又拖了两年。接着是文革，就回不来了。
王浩从牛津回到哈佛做教授，1967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主持逻辑研究中心。1972年中美建交，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访问团回国，团中包括清华学长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们刚从信阳干校回来，没过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告诉我他到北京了，住在北京饭店，这次行程安排得很紧，希望我跟他联系，见一面。以文革的厉害，哪能随便去见一个美国人？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工宣队。按理说，当时毛泽东希望打开美国的局面，凡是这种机会应该安排会见，可是工宣队一直不回答我，我也不能问，结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在这一点上，工宣队大概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关系有所缓和后，吴大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王浩到台湾讲学，他也去了，不过他对台湾没有好感，许多人骂他。后来我问王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台湾的学术不欣赏，说了些“台湾成名也容易”之类揭短的话，弄得台湾学术界对他大有意见。此后，王浩又几次回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文革末期，我们已不必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一天传呼说有电话，我赶忙跑去接，一听正是王浩。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来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离北京饭店远不远？”我说不远，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坐车只要三五分钟（当时路况还不拥挤，没有堵车现象）。他说：“好，你等着，我就来看你。”这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无法像过去那样事先请示领导，只好说：“你来吧，我等着你。”挂上电话，我马上又给历史所打电话，那时候这种事所里做不了主，得请示社科院。还好，院里同意了，闹了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还闹了一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可是她才二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谈话中，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8年第一次结婚，据说他的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我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夫人HanneT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这条路怎么样，他说：“Fromnothingto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的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
从德国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他说打电话比写信省事，可是我从来不给他打，因为我知道给美国打电话太贵，他就每隔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一年以后，他告我得了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正在进行化疗，口气也信心十足。忽然他连续两个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疑心他出了事，果然，不久便去世了。
王浩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不过国内对他介绍的不多。最近，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得文集，大约不久可以问世，但收入的只是他的专著，而他大量的文章，尤其是论鲁迅、论时事、论中国的生活与学术的文章都未能收入，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