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3)

学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学者来做决策，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请最好的 教授。比如说张维迎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香港中文大学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们的 薪水并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的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到香港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再举个例 子，在2004年，也就是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代，我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顾雏军告我之类的，我们内地很多学者，还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在骂我，但是香港 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我这个事，学校给予我绝对的尊重与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对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在我们内地的教改上体现出来了吗？ 显然没有，我们内地的教改都是在折腾教授，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型的改革。

香港进行的 大学改革相对内地、台湾而言应该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地说香港的大学特规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想做事， 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说，因为特规范，所以做事难，它把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的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下来。台湾跟内地的教改基 本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又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

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阿尔佛雷德·钱德勒强调，规模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当面临大型市场（19至20世纪，美国的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占据明显的优势）时，大规模的生产才有意义。

其次,即便你面临的是大型市场，那么也只有当你具备了保持你的工厂有足够能力运转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应付多个客户所需的营销技能时，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才有意义。

美 国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不同的技术机遇，而不是它们具备全面地发掘这些机 遇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它们通过有形的管理补充了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的一种结果就是许多公司扩大了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个分支工厂， 而是因为确保这些工厂实现高效生产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视原材料的生产，同时也要重视产品的分配与营销。这种趋势很遗憾地经常被共产主义的中央规划师一味 地效仿，他们认为，健康服务、假日别墅以及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场对于有效的生产就已经足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波兰的工业部长告诉我说，克拉科 （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边境的新胡塔钢厂需要的只是加强周边的防护以能够宣布它是一个独立的工厂。

《有 形的手》于1977年出版，这恰巧是多变的经济状况开始限制钱德勒对美国企业的观点的时期。在此后的25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公 司，已经超越了那些小型的、灵活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更集中于关注核心的活动，并且通过其他方式与供应商协调，而不是通过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仅仅与 技术有关。例如，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与国内竞争使许多公司更精明地开展各种活动。

本文摘自［英］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的《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