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
，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30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悼词，洋洋万余言，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道：
……张伯苓40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作者简介：
司徒允，原名张晓唯，笔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平与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国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