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知青返城 住房告急（1）

这个民族刚刚从夜里醒来

喝了一杯开水

吃了两个小饼

然后就在这条街上

放出了大片的铃声

沿着这条街

是走向工作和走向未来的呵

——吕品贵《中国的一条街》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1979年远没有1978年那般炫丽。

直到今天，还有人把1979年——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看成是一个不太平的年度。不妨让我们作个回顾：1月，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4月， 巴斯斯坦前总理布托被处死；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难；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玻利维亚 发生政变；12月，苏联武装侵略阿富汗。

果然是小小寰球，惊雷声声，风云变幻。电视画面上那种血腥的场面和各国民众的惊愕与悲恸几乎天天刺激着人们的眼睛，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其实，这一年，中国的不平静来的更早。

谁也不曾想到，响在云南边境老山前线炮火之前的竟是云南建设兵团数万知青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要回城！”的呐喊声。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女知青 徐玲先的猝死，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知青返城大风暴，并迅速向全国蔓延。“不回城，毋宁死！”一千万知青的血泪呼唤，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灵。

1979年，已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第十一个年头。此时，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高达1600万人，其中尚在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不断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的强烈不满。果然，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在1979年年初便愈演愈烈。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 条》（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 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连“知青”的回城权利都给剥夺了！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这就是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小白花。

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于是，这一由女知青的猝死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他们随后采取了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极端方式，震惊中央。

1月2日，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云南知青代表乘火车来到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

10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这位戎马一生的老革命家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1979年2月到5月， 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一年后，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 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全国知青返城潮的结果可想而知，逾10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作家梁晓声把这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

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

挡。

吃饭、住房、就业，一个个城市纷纷告急！

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更加尖锐。

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和生活，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四大问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住房”占其一。住房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人类古今中外普遍的理想。作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发出号召：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