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知青返城 住房告急（2）

然而，二十年后的1972年，美国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随尼克松来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后，著文标题是：《在老手看来，一切毫无变化》。一个客观事实有目 共睹：1934年建造的“远东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以24层83.8米高度雄居了大上海制高点长达近半个世纪，才在1982年被改革开放之初兴建的上 海宾馆逾越。

新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改革开放前住宅建设投资三十年总和，不到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六十分之一。

人口增长更把一切努力消解于零。上海1950年至1965年住宅面积增加约三分之一，市区人口也增加约三分之一，于是“人均3.9平方米”十五年止步不前。

“文革”开始后，我国住房建设就基本上被叫停了。整个“文革”十年，上海市解困办原主任李四明曾披露：有五年时间全市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一个平方米。

位居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上海，居然都五年不造房子。全国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原本已在人口财政重压下微乎其微一直不断的努力，到了这个十年，近乎一切停止。

国民经济日渐衰落，住房建设停滞不前，无房户、特困户有增无减。全国各地知青蜂拥回城更加剧了住房困难，当时苏州就需解决住房5000多户。这些暂 没找到“单位”，被称为“蚂蚁搬家”的知青，不得不挤进父母本已人满为患的居室，身陷居住窘境。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9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期。全 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这种住房紧张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以“单位”形式增加福利分房供给后才得以缓解。

房子，对于每一个为生活而辛苦着的人来说，就像是蜗牛身上背着的壳，即使再小，那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有了 巨大的变化，住房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前行，伴随的也有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的变化。而今天我们回望三十年前，小小的“蜗牛壳”所背负的故事，实在太多。

在狭小而雷同的房子里栖居的人们，他们孜孜以求的仅仅是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求。

今年59岁的郭先生，是1979年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那时候单位还是实行论资排辈分房子，而郭先生工作的事业单位当时房子非常紧张，所以刚返城 的郭先生等于回来就没地儿住了。但在当时万分积极的争取之下（用郭先生女儿的话来说就是：“生抢的”），郭先生和妻子终于搬进了现在北京站附近一个胡同的 平房里。那是间6平方米的小平房，郭先生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小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上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里去，生活设施简单 得不能再简单。但这间小房对于郭先生来说也许是意义非凡的，生活就从这间小房开始了。

那时，城市里流传着一句话：“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这是对当时住房紧张程度的形象比喻和真实写照。貌似调侃的话里不知包含着多少苦涩和无柰。

“家里住房太小，我和爱人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亲热。”已是上海某大学教授的老穆如今谈起返城后的窘境时仍然难掩辛酸之情，让现在的年轻人听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

“我家里的住房比电影中那个贫嘴张大民住的还糟糕，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楼房里，我妈和我爸睡一张双人床，奶奶和妹妹睡一张双人床，我独占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就用布帘隔起来。

“我返城半年后结的婚，当时也只能是把我的单人床变成双人床，唉，那份窘状可想而知，除了新婚头三天全家借住亲戚家让我们享受了一下新婚快乐，从此就是六口人聚集一堂了。爱人难以忍受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我亲热，所以一到晚上她从不让我碰她。

“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夫妻并不在少数。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克服这种困难的，但我的确在好长一段时间都被这个难题困扰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我买了四张电影票，把家人都支出去了。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如梦如幻的二人世界……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爱人激动地说，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我也憧憬地说，是啊，如果我们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呀！”

“房子啊房子！你是一堵残忍的墙，多少颗真情痴情的心，都被你狠狠击碎。”这几句看似普普通通的歌词，却牵出了许多人的眼泪。生活，就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发人深思的树，幸福和不幸，都因为一套房子。

返城的知青既要成家又要立业，心情自然十分迫切。生活的具体困难使不少人未及细细思量便急急地入了“围城”，以致造成后患，终生悔恨。

项女士从农场回到南京之际，正值家中住房最紧张之时。两个弟弟正值当婚年龄，却只能容一人住在家中，另一个需要另外找房。看着俩弟弟用“抓阄”的办 法来决定去留，感伤之余，她便想只有尽快地设法把自己嫁出去。恰好这时有人热心地为之介绍了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相约几次，项女士看他模样脾气都还过得去， 便急急地把自己嫁了。

丈夫虽说是斯斯文文的，可是邻居们却未曾看见过新媳妇的笑脸。原来新婚的丈夫是个阳萎患者。她又气又羞，却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

如此这般，他们夫妇的感情当然不会好。项女士内心满是苦涩却又无处诉说，三年后选择离婚。

“这么倒霉的事怎就轮到你呢？”项女士至今还记得老妈临终前的一句感叹，她说她无言以对，心如止水。假如当初不是为了房子，不忙着结婚，她也许就不会如此不幸了。

居住拥挤、结婚无房、住房质量差等始终是中国城市生活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大批知青回城后，住房紧缺的问题日益尖锐。住房问题逐步演变为“天字第一号”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