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女人简简单单的恋》 作者：查尔斯·哈奈尔
第六章 寸步难行
——苏菲亚
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只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要卖这本书。我要不是只拥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那就一双能穿的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不断地买新鞋。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或是不愿意确定，所买的鞋子到底是不是那双真正能穿的。
克莉丝汀娜的意大利“联合供应商”，一年两次固定送十双鞋来供她换穿。镂空的、包头的、高跟的、矮跟的，应有尽有。或者她自己也会亲自到鞋店去挑选。她很清楚她要什么，只是有时候可能要考虑久一点，有时候很快就能决定。
她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很清楚在哪里买得到，价钱是多少。她穿着那些极尽古怪的鞋子，踏着不可思议的高跟，嘴里吹着口哨，怡然自得地走在大街小巷，只等着夏天或冬天又到了，换季了，新鞋就又来了！我和鞋子的缘分就没有那么好，我始终必须忍受因穿鞋带来的痛苦。不是指那双“真正能穿的”鞋，而是指其他所有的鞋子。
那些穿起来很丑陋的鞋子，我想在这里就根本不必谈了。而其他剩下来可谈的鞋子，每一双都让我永生难忘。原因无他，因为它们全给我同一种感觉，那就是“痛！”“痛！”“痛！”每一步都痛，痛彻心扉。当然在鞋店里试穿时走的那十几步不算，买回家后在穿衣镜前走的那几十步也不算。真的，只要是在试穿的时候，任凭你怎么走都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但请相信我，它一定会、绝对会在最最不应该、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纰漏，让你觉得“痛啊！”
第一双让我记忆深刻的“苦难鞋”，是一双深蓝色的漆皮皮鞋，它是那种不需要系鞋带也不用扣扣子一套上就可以走人的“方便鞋”。当时我年方七岁，觉得这鞋简直帅呆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过那么棒的鞋子。对我而言，那已经是一双真正的“女鞋”（而非童鞋）了，因为我看过我母亲也有类似的一双。
我非常珍爱那双鞋，而我的脚不停地在长大，而且长得好快。不久我就感觉到两脚的大拇趾已经顶到了鞋头。光是顶大拇指有时候就够痛的了，但管它呢。问题是，紧接着其他几个脚趾头也全挤上来了。于是我把脚尽量卷起来走路，争取到的空间让我又多穿了半年。
我老妈虽然偶尔想起来也会问一下：“鞋子会不会已经太小啦？”同时以一副很熟练的样子，用大拇指在鞋头的部分按两下。因为她在按下去的地方仍感觉到了空隙，于是高兴地说：“太好了，这鞋显然跟着在长哪！”因为小孩子的鞋都贵得很，尤其是小女生的，如果小妮子们遗传了她们妈妈爱买鞋子的天性，那可真够瞧的。
我妈用手按到的其实是我的大脚趾关节，这些日子锻炼下来，我已经可以把所有的脚趾全部都卷曲起来了，而且照样走路。显然我走得还不错，因为没有任何人察觉出异常。任谁都知道孩子的骨头最为柔软。在运动界或体操界，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训练方式，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挑战身体的极限。于是当苏俄的小朋友们努力在平衡木和高低杠间旋转飞跃，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国际体坛上赢得奖牌，终于能脱离当地酷寒的严冬时，我这厢则蜷着脚趾、“穿”着我那双心爱的深蓝色皮鞋，一拐一拐地练着我的软骨功。可以想像，那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坐车，我总是会欢喜雀跃得不得了。也正因为如此，那段时间全家人都知道我是个“懒脚”，都奇怪为什么我会那么不爱走路？
这中间曾经发生过两件事，让我差点儿得放弃我的宝贝蓝鞋。第一次是因为一个可恶的禁令。当时因为适逢能源危机（我想是在1973年的时候），政府明令规定：星期天禁止开车。而我每个星期天都得去上芭蕾舞课。其实我不只是去“上课”而已，穿着芭蕾舞鞋用脚尖跳舞，对我那终日蜷曲的脚趾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舒展运动与休息。但除了那双蓝鞋，我不可能穿别的鞋子去上课，因为每个同学都穿得漂漂亮亮地出现在课堂上。但要我穿着蓝鞋“走”着去上课简直是不可能！怎么办？我开始哀号，别有用心地比平时哭得更大声、更凄惨。
幸好我还有一个任职于铁路局的舅舅彼得，由于公务的关系，他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禁令实施的时候照样开车。我停止哭闹，喜孜孜地“裹着小脚”，坐上彼得舅舅的奔驰轿车，呼啸着驶过波恩市空无一车的街道。在芭蕾舞教室稍事停留，练习完毕所谓的“儿童芭蕾”，就等着彼得舅舅再用他的大奔把我载回家去。
第二次害得我几乎要放弃蓝鞋的是“皮丽儿”公司。事实上那家公司并不叫“皮丽儿”，“皮丽儿”只是该公司所生产的一种洗洁剂（我后来也知道了）。但因为该清洁剂广受一般主妇的喜爱，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该产品的使用者，遂成为该公司的代名词。“皮丽儿”的包装是一个鲜蓝色的塑胶瓶，在瓶身的背面是一个经过设计的贴纸区，上面有两个“强力去污花仙子”的图案，用户可以将其揭下，贴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像厨房、浴室的磁砖上，或是房间的墙壁上。
我必须承认，“皮丽儿”的行销策略真是厉害，因为在每一个瓶子背面的“花仙子”贴纸，图案设计都不完全一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购买“皮丽儿”的人就不再是为了瓶中的清洁剂，也不再是为了要清洗更多的东西，而完全是为了那些不同图案的“花仙子”贴纸了！
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会变成那样，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只能根据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告诉你们，“皮丽儿”这一招还真是成功。光是我们小孩子，就为了那两张贴纸就可以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吵架、打架、抢地盘，可以说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谁在哪里看到新的花色，就硬说那是他的收藏；谁到“皇帝咖啡馆”去把店里厨房的贴纸偷偷撕走了；谁家厨房的磁砖上贴了最多的花仙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皮丽儿”贴纸还有更糟糕的一点：它很容易从瓶子上揭下来，但一旦贴上磁砖或其他任何地方，就休想再把它撕下来了！任凭你费尽九年二虎之力，连洗带刷、又搓又刮，一层薄薄的、黄黄的、看起来恶心的、仍带着超强黏力的花型薄膜，始终坚守阵地不为所动。而这一小块一小块残留下来的印子，黏着灰尘，黏着残渣，黏着日后任何飞扬飘舞在空中的东西，又像一朵朵小花似的重新绽放在墙上。听说在一些老房子里，二十年前贴过花仙子贴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当然，我也曾是一个“皮丽儿”贴纸受害者。不管我去哪里，特别是去没有小孩的家庭里，我一定马上先进厨房，四下搜寻，看看是否还有“皮丽儿”贴纸。
有一天，我可真走运了。我会时不时地到我老妈的办公室去玩玩，如果她刚好在忙着，我就一个人晃到公司的餐厅去，给自己买一瓶可乐或芬达喝。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全都认识了我，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溜到柜台后面去到处乱跑。
一天下午我到厨房去探望他们的大厨，当时他正在和所有的锅子奋战。笨啊，怎么早想不到！每天有那么多人吃饭，当然会有一堆餐具需要清洗。只要有东西需要清洗，就一定会用到“皮丽儿”洗洁剂，只要有“皮丽儿”洗洁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皮丽儿”贴纸，哈哈哈！得到大厨的许可，我从瓶子上将两枚贴纸抠下来，哇，棒呆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把那两张意外得到的宝贝贴到哪里去？我还有一罐芬达汽水要拿呢，而距离回家贴到厨房墙上去至少还要等好几个钟头，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把偏黄的那张花仙子贴在右脚的鞋子上，另一张偏蓝的则贴在左脚的鞋子上。如此一来，我的两只手就又都空出来了，左手拎着汽水，右手拿着大师傅送的巧克力，我真是再幸福不过啦。
“皮丽儿”贴纸的超强黏力，我是事后才领教了的。我娘当然早就知道个中厉害，所以当我兴高采烈地从餐厅走出来，迎面瞧见她时，她竟然就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声。我告诉老妈不用紧张，我只是暂时将贴纸贴在鞋子上，等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撕下来，贴到厨房的磁砖上去。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比玛丽塔妈妈的厨房多一朵花了！
但老妈并没有停止叫嚷，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但一句“这下可好了，苏菲亚，你这双鞋非报销不可了！”就像打雷一样，一直回荡在耳边久久无法散去。我开始大声哀号。不会吧，我喜欢“皮丽儿”有什么错？我热衷收集贴纸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用我的蓝鞋做为代价？不可能的，不可以的！
我哭着哭着倦极而眠，我老妈则整晚没有停止过唠叨，因为她正在用她那保养得美美的指甲，一点一点地将黏在我的宝贝鞋上的贴纸刮掉。我娘之所以会那么坚韧，那么努力不懈地为我刮掉贴纸，是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她知道我的睡着完全是在为第二天继续哭储备精力。只要等我一醒来，一定马上又开始大哭大叫，而且拒绝去上课，因为没有蓝鞋穿，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学校的。所以不知搞到半夜几点，老妈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让我的蓝鞋“勉强”再度重生。第二天早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我的床前，带着一点“刮伤”，颜色比我造访公司餐厅前稍微亮了一些，但绝对可以穿得出去。
直到今天我老妈才知道，当年她彻夜赶工、不惜牺牲她美丽的指甲、好不容易从“皮丽儿”贴纸的魔掌下拯救回来的那双鞋，她女儿竟是蜷曲着脚趾才勉强穿进去的。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假惺惺地干号了几声，因为，第一，我总得装模作样找个台阶下；第二，因为玛丽塔家的厨房里还是比我们家多一张花仙子的贴纸。
还有另外一双鞋，也是让我毕生难忘的。那是一双鲜红色的凉鞋，它扬弃了传统系鞋带或环扣式的设计，改采沾钩式的开合设计，在当时简单直是前卫中的前卫，套用今天的话：真是酷毙了！
那年暑假我刚满十九岁，带着那双崭新的凉鞋，我和一位好友相偕到瑞士去探访朋友。一位来自日内瓦的交换同学，约我们去共度暑假。日内瓦真是漂亮，丽日当空，阳光普照。我们的瑞士同学有一位要好的男友，为了他，我决定穿上我的新凉鞋。
我们一群人沿着海边散步，在老城中闲逛，在街头林立的小酒吧中穿梭。终于，我再也走不下去了，一定要找到一家药铺，因为我急需创可贴！无法等，马上就要！我真的一步也走不了了……不行，一定要保持优雅的姿势，一定要维持良好的形象。谁愿意和一个跛脚的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聊天？我们是来体验人生的！
好，咬紧牙根，继续向前迈进。一开始，每一秒钟我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从脚部传来的疼痛：左边磨破一块肉，右边擦掉一层皮，每一条经过精心设计的绑带之下，都磨出一个又大又饱满的水泡。而从脚底传来的刺痛，更是比任何酷刑都要让人难以消受。但不行，还是要继续忍耐。我一瘸一拐地跟在“要好男友”的身后，看着夕阳渐渐沉没在美丽的日内瓦湖中。创可贴的功能有限，维持不了多久。
其实我早该把那双肇祸的鞋子脱掉，不再穿着它继续折磨自己。但不行，不能脱。因为它可是让我和他之间“擦”出火花、暗生情愫的肇因哪！虽然我的脸上可能已经看不出任何温柔的情愫，但谁在乎？看我脚上的鞋就够了！
我真的很庆幸那双鞋是红色的，从磨破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已经不可抑止地流得满脚都是了。我终于决定放弃。情况已经糟到让我没有余地觉得丢脸或不好意思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再也装不下去了。
日内瓦真是个漂亮的城市，除了那个会喷水柱的日内瓦湖，它还有许多蓄着冰凉泉水的水池子。喔，那种感觉，太棒了！也许把红肿破皮、饱受摧残的脚一下子放进冰冷的泉水中根本有违医学程序，但管它呢！那种感觉实在太棒了！当然，那个水池因为我的脚的关系，变得有点鲜血淋淋，别人看了大概会觉得有一点恶心，但我已经管不了那么许多。就连那位“要好男友”都一度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我心里却突然涌起另一种“幸福”的感觉，觉得他对我还是很有好感，因为最后是他抱着我回家去的。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又买回来一双颜色深蓝、超级好看、用非常柔软的皮子编织而成、但同时也贵得吓死人的Gucci女鞋。如果穿着袜子（不论是裤袜还是丝袜），它就是全世界最舒服的鞋。但若光着脚不穿袜子，又是在夏天的晚上，还在酒馆里喝了酒，那双原本像拖鞋一样舒服的鞋，就会慢慢地、不可遏止地变成一副刑具：鞋的内面就像用热焦油做的一样，滚烫炙热，而鞋底内层则十足媲美印度苦行僧睡的针板床，刺痛难当。
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酒吧里继续吃着可口的晚餐，喝着香醇的红酒，感觉脚上的皮肤（就像共生现象一样）正以撕裂般的痛楚和鞋子紧密地黏合在一起。我的脚原本至少有三十一公分长，但此刻挤在鞋子里至少被压缩到只剩下二十公分了。同时，右脚大拇趾的指甲正以飞快的速度嵌进肉里。
我还是坐在原位一动也不动，但不敢再碰酒，只敢喝水。我试着一边做些腿部运动，希望能让血液循环恢复，一边在脑袋中不断地告诉自己：把鞋子脱掉，马上脱掉，立刻脱掉！没有意义再拗下去，脱！现在就脱！我当然没有真地脱，因为我知道如果现在脱了，要想饭后再穿回去可就难了。等会儿如果我还想离开这家酒馆，那就有得瞧了。所以我继续咬着牙，忍着痛，坐在椅子上。
渐渐地，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我又喝了一杯烈酒，继续吃着我的蛋糕，希望让脑袋中旋转的感觉停住。现在如果有谁和我一起抽根烟，喝一杯双份的意大利espresso咖啡，或是再来一杯烈酒，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我挣扎着，犹豫着，思忖着该不该干脆就喝他个痛快，醉倒了事；还是应该马上恢复理智，喝掉一加仑的水，躺下来把脚跷高，不再抽一根烟，不再碰一滴酒，更不要再继续大嚼不好消化的食物。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选择的？我继续抽烟、继续喝酒、继续吃个没完没了。因为那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疯狂的机会了，管他呢！
我伸直双腿，先把左脚跷到右脚上，让左脚的肌肉放松一下。脚尖不时传来一阵阵刺痛，讨厌的小猫，干嘛老用它们细细尖尖的牙龄咬我？脚趾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肿胀得如同一截一截的小香肠了。一波波火辣灼热的感觉，就像有一只小狮子不断在用它的大舌头舔我一样。那双鞋的每一道皮条之下，都好像有一支未烧完的香烟，不停地在烧烤着我的脚背。痛啊！我要上厕所，我要尿尿。但现在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要站起来，要是会得膀胱炎那就得吧。当然，表面上我依然谈笑风生，甚至还能再来一杯酒。（小杯的烈酒就好，葡萄酒绝不能再喝了，我的肾脏已经受不了了！）我继续和酒友们插科打诨，听天底下最烂的笑话。
怎么，该走了吗？呃？帐单来了。好，付帐。呃，走？为什么要走？怎么走？用什么走？我的妈呀！人还坐在椅子上，我先试着用脚踩了踩地板。一阵针扎般的痛楚马上自鞋里传上来。停——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绝对无法想像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几吨重的身体，插在两根细细的牙签上一样。这里是汉堡最热闹的观光区，没错嘛，今天又是星期六，所以管他呢。走，继续往前走。我的脑袋瓜里一直有什么东西在敲打。
酒馆的楼梯我还下得去。然后我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开始动手拔掉我脚上的鞋子，耳中清清楚楚听到“噗吱”一声。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我们全家人都有结缔组织太弱的问题，很容易就会引起水肿。真的，没事儿，我很好。谢谢，真的不用担心，一会儿就好了。我就光着脚走，没问题，你们不用管我。虽然脱去了刑具，我的双脚仍奇痛无比。但跟先前比起来，情况已经好了太多。现在只有在“走”的时候才会痛如针扎。但，怎么已经是“走”人的时候了？我说过的嘛，这里是汉堡最热闹的观光区，不碍事的。当年耶稣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骷髅地，心中明白自己即将被钉死的心情，和我午夜十二点半赤着双脚、孤伶伶地站在汉堡街头的情形相比，只怕连万分之一也不及吧。
当然我可以自己决定：是要光着脚走完这条差不多半公里长、布满未熄的烟头、洒满玻璃酒瓶碎片、扎脚的破铜烂铁散落一地、还有成堆的狗屎的街道，还是再穿回原来那双鞋子。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连瑞士的妇女这几年也都已经有投票权了，不是吗？我想我还可以再撑几个钟头，当然，鞋子是拎在手里，不是穿在脚上。
其实我随手就可以将它们丢到就近的垃圾桶里去，因为我绝不会再穿上那双鞋，也绝不能原谅它竟如此残忍地糟蹋我的脚。但我什么也没做，我乖乖地将它们拎回家，日后甚至还穿过好几次。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慢慢清醒起来，才感觉到了羞耻。我赤着双脚钻进一辆计程车。在车上，我感觉到脚下铺着的地毯和塑胶踏垫，感觉到它粗糙的表层和它四方形的图案，那是一张干净而舒适的地毯，那感觉真是太棒了！赤着双脚，我给了司机丰厚的小费。
对了，顺便提一下，我最后当然还是跟我心爱的“蓝色皮丽儿贴纸鞋”说拜拜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脚一天天长大，鞋子却没有。我一直蜷着脚趾走路，一开始是痛，但没有任何人察觉。直到有一天，我没办法将蜷缩的脚趾伸直、也不再感觉疼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发现我不对劲儿了。
外加一些足以媲美的状况：
——脚底长鸡眼
——蚊子在后脚跟上叮了个泡
——指甲内插生长，疼痛指数请比较牙痛
——脚趾关节凸起
——脚底板上出现日晒斑
——大小不同、新旧不一的各式老茧
——脚癣和灰指甲
——满脚的旧疮新疤
——不停长大的赘骨，疼痛指数请比较智齿
下面空白请各位看官自行补充：
鞋子，女人简简单单的恋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只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要卖这本书。我要不是只拥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那就一双能穿的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不断地买新鞋。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或是不愿意确定，所买的鞋子到底是不是那双真正能穿的。
克莉丝汀娜的意大利“联合供应商”，一年两次固定送十双鞋来供她换穿。镂空的、包头的、高跟的、矮跟的，应有尽有。或者她自己也会亲自到鞋店去挑选。她很清楚她要什么，只是有时候可能要考虑久一点，有时候很快就能决定。
她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很清楚在哪里买得到，价钱是多少。她穿着那些极尽古怪的鞋子，踏着不可思议的高跟，嘴里吹着口哨，怡然自得地走在大街小巷，只等着夏天或冬天又到了，换季了，新鞋就又来了！我和鞋子的缘分就没有那么好，我始终必须忍受因穿鞋带来的痛苦。不是指那双“真正能穿的”鞋，而是指其他所有的鞋子。
那些穿起来很丑陋的鞋子，我想在这里就根本不必谈了。而其他剩下来可谈的鞋子，每一双都让我永生难忘。原因无他，因为它们全给我同一种感觉，那就是“痛！”“痛！”“痛！”每一步都痛，痛彻心扉。当然在鞋店里试穿时走的那十几步不算，买回家后在穿衣镜前走的那几十步也不算。真的，只要是在试穿的时候，任凭你怎么走都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但请相信我，它一定会、绝对会在最最不应该、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纰漏，让你觉得“痛啊！”
第一双让我记忆深刻的“苦难鞋”，是一双深蓝色的漆皮皮鞋，它是那种不需要系鞋带也不用扣扣子一套上就可以走人的“方便鞋”。当时我年方七岁，觉得这鞋简直帅呆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过那么棒的鞋子。对我而言，那已经是一双真正的“女鞋”（而非童鞋）了，因为我看过我母亲也有类似的一双。
我非常珍爱那双鞋，而我的脚不停地在长大，而且长得好快。不久我就感觉到两脚的大拇趾已经顶到了鞋头。光是顶大拇指有时候就够痛的了，但管它呢。问题是，紧接着其他几个脚趾头也全挤上来了。于是我把脚尽量卷起来走路，争取到的空间让我又多穿了半年。
我老妈虽然偶尔想起来也会问一下：“鞋子会不会已经太小啦？”同时以一副很熟练的样子，用大拇指在鞋头的部分按两下。因为她在按下去的地方仍感觉到了空隙，于是高兴地说：“太好了，这鞋显然跟着在长哪！”因为小孩子的鞋都贵得很，尤其是小女生的，如果小妮子们遗传了她们妈妈爱买鞋子的天性，那可真够瞧的。
我妈用手按到的其实是我的大脚趾关节，这些日子锻炼下来，我已经可以把所有的脚趾全部都卷曲起来了，而且照样走路。显然我走得还不错，因为没有任何人察觉出异常。任谁都知道孩子的骨头最为柔软。在运动界或体操界，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训练方式，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挑战身体的极限。于是当苏俄的小朋友们努力在平衡木和高低杠间旋转飞跃，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国际体坛上赢得奖牌，终于能脱离当地酷寒的严冬时，我这厢则蜷着脚趾、“穿”着我那双心爱的深蓝色皮鞋，一拐一拐地练着我的软骨功。可以想像，那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坐车，我总是会欢喜雀跃得不得了。也正因为如此，那段时间全家人都知道我是个“懒脚”，都奇怪为什么我会那么不爱走路？
这中间曾经发生过两件事，让我差点儿得放弃我的宝贝蓝鞋。第一次是因为一个可恶的禁令。当时因为适逢能源危机（我想是在1973年的时候），政府明令规定：星期天禁止开车。而我每个星期天都得去上芭蕾舞课。其实我不只是去“上课”而已，穿着芭蕾舞鞋用脚尖跳舞，对我那终日蜷曲的脚趾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舒展运动与休息。但除了那双蓝鞋，我不可能穿别的鞋子去上课，因为每个同学都穿得漂漂亮亮地出现在课堂上。但要我穿着蓝鞋“走”着去上课简直是不可能！怎么办？我开始哀号，别有用心地比平时哭得更大声、更凄惨。
幸好我还有一个任职于铁路局的舅舅彼得，由于公务的关系，他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禁令实施的时候照样开车。我停止哭闹，喜孜孜地“裹着小脚”，坐上彼得舅舅的奔驰轿车，呼啸着驶过波恩市空无一车的街道。在芭蕾舞教室稍事停留，练习完毕所谓的“儿童芭蕾”，就等着彼得舅舅再用他的大奔把我载回家去。
第二次害得我几乎要放弃蓝鞋的是“皮丽儿”公司。事实上那家公司并不叫“皮丽儿”，“皮丽儿”只是该公司所生产的一种洗洁剂（我后来也知道了）。但因为该清洁剂广受一般主妇的喜爱，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该产品的使用者，遂成为该公司的代名词。“皮丽儿”的包装是一个鲜蓝色的塑胶瓶，在瓶身的背面是一个经过设计的贴纸区，上面有两个“强力去污花仙子”的图案，用户可以将其揭下，贴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像厨房、浴室的磁砖上，或是房间的墙壁上。
我必须承认，“皮丽儿”的行销策略真是厉害，因为在每一个瓶子背面的“花仙子”贴纸，图案设计都不完全一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购买“皮丽儿”的人就不再是为了瓶中的清洁剂，也不再是为了要清洗更多的东西，而完全是为了那些不同图案的“花仙子”贴纸了！
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会变成那样，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只能根据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告诉你们，“皮丽儿”这一招还真是成功。光是我们小孩子，就为了那两张贴纸就可以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吵架、打架、抢地盘，可以说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谁在哪里看到新的花色，就硬说那是他的收藏；谁到“皇帝咖啡馆”去把店里厨房的贴纸偷偷撕走了；谁家厨房的磁砖上贴了最多的花仙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皮丽儿”贴纸还有更糟糕的一点：它很容易从瓶子上揭下来，但一旦贴上磁砖或其他任何地方，就休想再把它撕下来了！任凭你费尽九年二虎之力，连洗带刷、又搓又刮，一层薄薄的、黄黄的、看起来恶心的、仍带着超强黏力的花型薄膜，始终坚守阵地不为所动。而这一小块一小块残留下来的印子，黏着灰尘，黏着残渣，黏着日后任何飞扬飘舞在空中的东西，又像一朵朵小花似的重新绽放在墙上。听说在一些老房子里，二十年前贴过花仙子贴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当然，我也曾是一个“皮丽儿”贴纸受害者。不管我去哪里，特别是去没有小孩的家庭里，我一定马上先进厨房，四下搜寻，看看是否还有“皮丽儿”贴纸。
有一天，我可真走运了。我会时不时地到我老妈的办公室去玩玩，如果她刚好在忙着，我就一个人晃到公司的餐厅去，给自己买一瓶可乐或芬达喝。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全都认识了我，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溜到柜台后面去到处乱跑。
一天下午我到厨房去探望他们的大厨，当时他正在和所有的锅子奋战。笨啊，怎么早想不到！每天有那么多人吃饭，当然会有一堆餐具需要清洗。只要有东西需要清洗，就一定会用到“皮丽儿”洗洁剂，只要有“皮丽儿”洗洁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皮丽儿”贴纸，哈哈哈！得到大厨的许可，我从瓶子上将两枚贴纸抠下来，哇，棒呆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把那两张意外得到的宝贝贴到哪里去？我还有一罐芬达汽水要拿呢，而距离回家贴到厨房墙上去至少还要等好几个钟头，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把偏黄的那张花仙子贴在右脚的鞋子上，另一张偏蓝的则贴在左脚的鞋子上。如此一来，我的两只手就又都空出来了，左手拎着汽水，右手拿着大师傅送的巧克力，我真是再幸福不过啦。
“皮丽儿”贴纸的超强黏力，我是事后才领教了的。我娘当然早就知道个中厉害，所以当我兴高采烈地从餐厅走出来，迎面瞧见她时，她竟然就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声。我告诉老妈不用紧张，我只是暂时将贴纸贴在鞋子上，等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撕下来，贴到厨房的磁砖上去。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比玛丽塔妈妈的厨房多一朵花了！
但老妈并没有停止叫嚷，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但一句“这下可好了，苏菲亚，你这双鞋非报销不可了！”就像打雷一样，一直回荡在耳边久久无法散去。我开始大声哀号。不会吧，我喜欢“皮丽儿”有什么错？我热衷收集贴纸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用我的蓝鞋做为代价？不可能的，不可以的！
我哭着哭着倦极而眠，我老妈则整晚没有停止过唠叨，因为她正在用她那保养得美美的指甲，一点一点地将黏在我的宝贝鞋上的贴纸刮掉。我娘之所以会那么坚韧，那么努力不懈地为我刮掉贴纸，是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她知道我的睡着完全是在为第二天继续哭储备精力。只要等我一醒来，一定马上又开始大哭大叫，而且拒绝去上课，因为没有蓝鞋穿，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学校的。所以不知搞到半夜几点，老妈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让我的蓝鞋“勉强”再度重生。第二天早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我的床前，带着一点“刮伤”，颜色比我造访公司餐厅前稍微亮了一些，但绝对可以穿得出去。
直到今天我老妈才知道，当年她彻夜赶工、不惜牺牲她美丽的指甲、好不容易从“皮丽儿”贴纸的魔掌下拯救回来的那双鞋，她女儿竟是蜷曲着脚趾才勉强穿进去的。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假惺惺地干号了几声，因为，第一，我总得装模作样找个台阶下；第二，因为玛丽塔家的厨房里还是比我们家多一张花仙子的贴纸。
还有另外一双鞋，也是让我毕生难忘的。那是一双鲜红色的凉鞋，它扬弃了传统系鞋带或环扣式的设计，改采沾钩式的开合设计，在当时简单直是前卫中的前卫，套用今天的话：真是酷毙了！
那年暑假我刚满十九岁，带着那双崭新的凉鞋，我和一位好友相偕到瑞士去探访朋友。一位来自日内瓦的交换同学，约我们去共度暑假。日内瓦真是漂亮，丽日当空，阳光普照。我们的瑞士同学有一位要好的男友，为了他，我决定穿上我的新凉鞋。
我们一群人沿着海边散步，在老城中闲逛，在街头林立的小酒吧中穿梭。终于，我再也走不下去了，一定要找到一家药铺，因为我急需创可贴！无法等，马上就要！我真的一步也走不了了……不行，一定要保持优雅的姿势，一定要维持良好的形象。谁愿意和一个跛脚的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聊天？我们是来体验人生的！
好，咬紧牙根，继续向前迈进。一开始，每一秒钟我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从脚部传来的疼痛：左边磨破一块肉，右边擦掉一层皮，每一条经过精心设计的绑带之下，都磨出一个又大又饱满的水泡。而从脚底传来的刺痛，更是比任何酷刑都要让人难以消受。但不行，还是要继续忍耐。我一瘸一拐地跟在“要好男友”的身后，看着夕阳渐渐沉没在美丽的日内瓦湖中。创可贴的功能有限，维持不了多久。
其实我早该把那双肇祸的鞋子脱掉，不再穿着它继续折磨自己。但不行，不能脱。因为它可是让我和他之间“擦”出火花、暗生情愫的肇因哪！虽然我的脸上可能已经看不出任何温柔的情愫，但谁在乎？看我脚上的鞋就够了！
我真的很庆幸那双鞋是红色的，从磨破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已经不可抑止地流得满脚都是了。我终于决定放弃。情况已经糟到让我没有余地觉得丢脸或不好意思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再也装不下去了。
日内瓦真是个漂亮的城市，除了那个会喷水柱的日内瓦湖，它还有许多蓄着冰凉泉水的水池子。喔，那种感觉，太棒了！也许把红肿破皮、饱受摧残的脚一下子放进冰冷的泉水中根本有违医学程序，但管它呢！那种感觉实在太棒了！当然，那个水池因为我的脚的关系，变得有点鲜血淋淋，别人看了大概会觉得有一点恶心，但我已经管不了那么许多。就连那位“要好男友”都一度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我心里却突然涌起另一种“幸福”的感觉，觉得他对我还是很有好感，因为最后是他抱着我回家去的。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又买回来一双颜色深蓝、超级好看、用非常柔软的皮子编织而成、但同时也贵得吓死人的Gucci女鞋。如果穿着袜子（不论是裤袜还是丝袜），它就是全世界最舒服的鞋。但若光着脚不穿袜子，又是在夏天的晚上，还在酒馆里喝了酒，那双原本像拖鞋一样舒服的鞋，就会慢慢地、不可遏止地变成一副刑具：鞋的内面就像用热焦油做的一样，滚烫炙热，而鞋底内层则十足媲美印度苦行僧睡的针板床，刺痛难当。
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酒吧里继续吃着可口的晚餐，喝着香醇的红酒，感觉脚上的皮肤（就像共生现象一样）正以撕裂般的痛楚和鞋子紧密地黏合在一起。我的脚原本至少有三十一公分长，但此刻挤在鞋子里至少被压缩到只剩下二十公分了。同时，右脚大拇趾的指甲正以飞快的速度嵌进肉里。
我还是坐在原位一动也不动，但不敢再碰酒，只敢喝水。我试着一边做些腿部运动，希望能让血液循环恢复，一边在脑袋中不断地告诉自己：把鞋子脱掉，马上脱掉，立刻脱掉！没有意义再拗下去，脱！现在就脱！我当然没有真地脱，因为我知道如果现在脱了，要想饭后再穿回去可就难了。等会儿如果我还想离开这家酒馆，那就有得瞧了。所以我继续咬着牙，忍着痛，坐在椅子上。
渐渐地，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我又喝了一杯烈酒，继续吃着我的蛋糕，希望让脑袋中旋转的感觉停住。现在如果有谁和我一起抽根烟，喝一杯双份的意大利espresso咖啡，或是再来一杯烈酒，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我挣扎着，犹豫着，思忖着该不该干脆就喝他个痛快，醉倒了事；还是应该马上恢复理智，喝掉一加仑的水，躺下来把脚跷高，不再抽一根烟，不再碰一滴酒，更不要再继续大嚼不好消化的食物。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选择的？我继续抽烟、继续喝酒、继续吃个没完没了。因为那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疯狂的机会了，管他呢！
我伸直双腿，先把左脚跷到右脚上，让左脚的肌肉放松一下。脚尖不时传来一阵阵刺痛，讨厌的小猫，干嘛老用它们细细尖尖的牙龄咬我？脚趾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肿胀得如同一截一截的小香肠了。一波波火辣灼热的感觉，就像有一只小狮子不断在用它的大舌头舔我一样。那双鞋的每一道皮条之下，都好像有一支未烧完的香烟，不停地在烧烤着我的脚背。痛啊！我要上厕所，我要尿尿。但现在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要站起来，要是会得膀胱炎那就得吧。当然，表面上我依然谈笑风生，甚至还能再来一杯酒。（小杯的烈酒就好，葡萄酒绝不能再喝了，我的肾脏已经受不了了！）我继续和酒友们插科打诨，听天底下最烂的笑话。
怎么，该走了吗？呃？帐单来了。好，付帐。呃，走？为什么要走？怎么走？用什么走？我的妈呀！人还坐在椅子上，我先试着用脚踩了踩地板。一阵针扎般的痛楚马上自鞋里传上来。停——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绝对无法想像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几吨重的身体，插在两根细细的牙签上一样。这里是汉堡最热闹的观光区，没错嘛，今天又是星期六，所以管他呢。走，继续往前走。我的脑袋瓜里一直有什么东西在敲打。
酒馆的楼梯我还下得去。然后我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开始动手拔掉我脚上的鞋子，耳中清清楚楚听到“噗吱”一声。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我们全家人都有结缔组织太弱的问题，很容易就会引起水肿。真的，没事儿，我很好。谢谢，真的不用担心，一会儿就好了。我就光着脚走，没问题，你们不用管我。虽然脱去了刑具，我的双脚仍奇痛无比。但跟先前比起来，情况已经好了太多。现在只有在“走”的时候才会痛如针扎。但，怎么已经是“走”人的时候了？我说过的嘛，这里是汉堡最热闹的观光区，不碍事的。当年耶稣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骷髅地，心中明白自己即将被钉死的心情，和我午夜十二点半赤着双脚、孤伶伶地站在汉堡街头的情形相比，只怕连万分之一也不及吧。
当然我可以自己决定：是要光着脚走完这条差不多半公里长、布满未熄的烟头、洒满玻璃酒瓶碎片、扎脚的破铜烂铁散落一地、还有成堆的狗屎的街道，还是再穿回原来那双鞋子。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连瑞士的妇女这几年也都已经有投票权了，不是吗？我想我还可以再撑几个钟头，当然，鞋子是拎在手里，不是穿在脚上。
其实我随手就可以将它们丢到就近的垃圾桶里去，因为我绝不会再穿上那双鞋，也绝不能原谅它竟如此残忍地糟蹋我的脚。但我什么也没做，我乖乖地将它们拎回家，日后甚至还穿过好几次。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慢慢清醒起来，才感觉到了羞耻。我赤着双脚钻进一辆计程车。在车上，我感觉到脚下铺着的地毯和塑胶踏垫，感觉到它粗糙的表层和它四方形的图案，那是一张干净而舒适的地毯，那感觉真是太棒了！赤着双脚，我给了司机丰厚的小费。
对了，顺便提一下，我最后当然还是跟我心爱的“蓝色皮丽儿贴纸鞋”说拜拜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脚一天天长大，鞋子却没有。我一直蜷着脚趾走路，一开始是痛，但没有任何人察觉。直到有一天，我没办法将蜷缩的脚趾伸直、也不再感觉疼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发现我不对劲儿了。
外加一些足以媲美的状况：
——脚底长鸡眼
——蚊子在后脚跟上叮了个泡
——指甲内插生长，疼痛指数请比较牙痛
——脚趾关节凸起
——脚底板上出现日晒斑
——大小不同、新旧不一的各式老茧
——脚癣和灰指甲
——满脚的旧疮新疤
——不停长大的赘骨，疼痛指数请比较智齿
下面空白请各位看官自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