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2001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2001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你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你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你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一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着两臂，像轰赶一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一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你落实，你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方终于把话说死了。
对方冷嘲热讽道：“快走！否则，这种态度都不会再有！”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一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一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一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进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一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一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进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进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进京的代表时，村民们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
中国农民调查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2001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2001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你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你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你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一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着两臂，像轰赶一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一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你落实，你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方终于把话说死了。
对方冷嘲热讽道：“快走！否则，这种态度都不会再有！”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一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一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一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进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一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一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进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进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进京的代表时，村民们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