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经过简单的准备，把收集上来的“三乱”证据小心地整理停当，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当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车站的月台，一种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怀抱的冲动，使得他们异样的激奋。他们多么想去看看魂萦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看看雄伟壮观的英雄纪念碑和金水桥畔的华表、看看中南海的红墙啊，但是，他们知道大伙凑出的这点上访经费来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须花在当紧的地方。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接待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情况反映，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允诺将很快给安徽有关部门发去专函，促成这事的调查处理。
北京如此严寒的气候，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的，迎面卷过来的又冷又硬的风，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里却都像揣进个腾腾燃烧的火炉子，打心里往外冒着热气。
“既然来了，”王洪超说，“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于是三人一路问过去，又跑了一趟国家农业部。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单位。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热。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三人接过县委书记的条子，认真看了看。因为字比较潦草，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看了一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不过，又好生纳闷：“多提的款”，这是个什么概念？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减负办那样，按照党中央文件规定的精神，指出这件事的严肃性？既然下决心要镇里解决，为何不通过组织的程序，而是随手写了个白纸条子交于上访群众？再说，“群众上访”了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来找县委，县委就是装聋作哑；如今，上边批下来了，马上“笑脸相迎”，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管怎么说，从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访，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签字画押”，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十九天，总算看到了结果。当村民们听说张西德书记表态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一个村子顿时沸腾了。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他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闹到这一步，不用说，是他们为县委、县政府捅了娄子。不过，村民们拿到的，毕竟只是一张白条，细细揣摩，他们既从张西德的“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听到了不满，却也从“请努力做好工作”这句话上读出了县委书记的无奈。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进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一下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一张表格上，仅“一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一笔，就隐瞒了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一直为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
退款不过是虚晃一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
张西德一看来了这么多村民，而且带有明显责怪的口吻，首先就变了脸，再不提如数退给加重农民负担的那部分钱款的事。他的话一下就变得十分严厉，也很难听：“有本事，你们只管狠狠地闹，我就是不给你们处理！”
村民们问：“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吗？”
张西德越发火冒三丈地说道：“有本事你们就往上找！”
张西德显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你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
村民们百般无奈，于是又去找县纪委。因为县纪委曾经派出过调查组，并且查出了白庙镇和王营村“提留统筹”上的不少问题。可是，纪委书记李树成听说下面就是不愿清退多收的钱款，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让他们退，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主管一个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书记，对下面干部的胡作非为感到无能为力；统管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又是这样蛮横不讲理，村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气愤。
不过，这时候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们表现得十分冷静。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人下了也许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心：一定要和这些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的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个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消息，是白庙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施灿洲透露给他的，王洪超同施灿洲私下交情不错。这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施灿洲把他拉到一边，悄悄给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访的事了。”还用了当地一句土话，叫他“赶快‘薅手’”，意思是说“赶快收手”；并严肃地提醒道：“马上要抓人！”
当时，王洪超心中一惊。他知道施指导员不是和他开玩笑，也不是在吓唬他。他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王向东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东听了似信似疑，却也不得不马上通报给广大村民。
一时间，王营村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以防不测；王洪超干脆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村民们虽然思想上有了准备，却没有想到“抓人”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中国农民调查当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车站的月台，一种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怀抱的冲动，使得他们异样的激奋。他们多么想去看看魂萦梦绕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看看雄伟壮观的英雄纪念碑和金水桥畔的华表、看看中南海的红墙啊，但是，他们知道大伙凑出的这点上访经费来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须花在当紧的地方。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接待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情况反映，还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允诺将很快给安徽有关部门发去专函，促成这事的调查处理。
北京如此严寒的气候，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的，迎面卷过来的又冷又硬的风，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里却都像揣进个腾腾燃烧的火炉子，打心里往外冒着热气。
“既然来了，”王洪超说，“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于是三人一路问过去，又跑了一趟国家农业部。
在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亲切与温暖。接待站的同志听了他们反映的问题，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当场就明确表态：白庙镇和王营村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回到安徽后，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单位。
信访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门，还送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劳务管理法》的小册子，分手时，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边照样胡搞，怎么得了！”一句话说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热。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只要他们还从属临泉县白庙镇的权力磁场之内，纵使远离千里万里，也逃不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车过黄河以后，三人似乎都无话可说了，可谁也睡不着。整整一夜，他们就这样枯坐着，似乎什么也没想，一直无聊地听着脚下车轮与铁轨忽轻忽重的碰撞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竟是那样震撼人心。赶到天都大亮了，三个人才昏昏晕晕地有了倦意，不过省城合肥却已经到了。下了车，顾不上休息，三人就按农业部介绍信上写着的单位，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十分重视，也觉得问题严重，当即写了一封态度十分明确的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临分手时，也送了一本他们自己汇编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历次做出的具体规定。
走出农业厅大楼时，三人在京曾有过的那种亢奋与激动，再次溢满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识地回头看看这座已经相当陈旧的建筑，心中油然荡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间，他们还找了一趟省纪委。省纪委接待的同志也相当重视，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他们会过问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显然，这时的临泉县委，已经接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公函；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并当场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
“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三人接过县委书记的条子，认真看了看。因为字比较潦草，有的字写得也不规范，看了一会才闹清上面的内容。不过，又好生纳闷：“多提的款”，这是个什么概念？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够像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减负办那样，按照党中央文件规定的精神，指出这件事的严肃性？既然下决心要镇里解决，为何不通过组织的程序，而是随手写了个白纸条子交于上访群众？再说，“群众上访”了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来找县委，县委就是装聋作哑；如今，上边批下来了，马上“笑脸相迎”，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管怎么说，从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访，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签字画押”，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十九天，总算看到了结果。当村民们听说张西德书记表态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一个村子顿时沸腾了。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他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闹到这一步，不用说，是他们为县委、县政府捅了娄子。不过，村民们拿到的，毕竟只是一张白条，细细揣摩，他们既从张西德的“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听到了不满，却也从“请努力做好工作”这句话上读出了县委书记的无奈。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这时，县纪委在地区纪检委的督促下，也组成了调查组开进白庙镇，对镇村“减负”的问题立案调查。其实，只要查，许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县纪委调查组只是查了一下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经费的开支也极其随便，莫名其妙的单据太多，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甚至将镇村两级的调款情况，合做在一张表格上，仅“一九九三年秋季调款”，查出的明明是四万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调款表格”上，竟然就变成了三万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这一笔，就隐瞒了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但是，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就不能不让王营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领头上访的王俊彬，此前一直为镇的土地管理所聘用，这当儿被突然解雇；再就是，王向东和王洪超接到镇里的通知，要他们去镇机关“清算账目”，二人刚进镇政府的大门，就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
退款不过是虚晃一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
张西德一看来了这么多村民，而且带有明显责怪的口吻，首先就变了脸，再不提如数退给加重农民负担的那部分钱款的事。他的话一下就变得十分严厉，也很难听：“有本事，你们只管狠狠地闹，我就是不给你们处理！”
村民们问：“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吗？”
张西德越发火冒三丈地说道：“有本事你们就往上找！”
张西德显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你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
村民们百般无奈，于是又去找县纪委。因为县纪委曾经派出过调查组，并且查出了白庙镇和王营村“提留统筹”上的不少问题。可是，纪委书记李树成听说下面就是不愿清退多收的钱款，也无可奈何地说道：“我让他们退，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主管一个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书记，对下面干部的胡作非为感到无能为力；统管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又是这样蛮横不讲理，村民们感到难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气愤。
不过，这时候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们表现得十分冷静。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人下了也许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心：一定要和这些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的人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个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消息，是白庙镇派出所的指导员施灿洲透露给他的，王洪超同施灿洲私下交情不错。这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施灿洲把他拉到一边，悄悄给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访的事了。”还用了当地一句土话，叫他“赶快‘薅手’”，意思是说“赶快收手”；并严肃地提醒道：“马上要抓人！”
当时，王洪超心中一惊。他知道施指导员不是和他开玩笑，也不是在吓唬他。他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王向东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东听了似信似疑，却也不得不马上通报给广大村民。
一时间，王营村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巡逻队，以防不测；王洪超干脆把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村民们虽然思想上有了准备，却没有想到“抓人”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