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松赞林寺印象

　　我在迪庆工作期间，多次陪同客人到这个藏区著名的佛教寺院松赞林寺参观。去的次数越多，就越感到这个寺院的宗教文化及历史底蕴的厚重。仅仅靠导游简单的介绍，既不能满足客人的好奇心，更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意识到，在这里工作，要对迪庆这片藏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要体会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民间这浓郁的宗教氛围，松赞林寺不可不探究一番。在大量翻阅相关资料、采访相关人物后，饱经沧桑、神秘悠远的松赞林寺从历史的烟云里显露出来，在我眼中变得愈来愈清晰。

　　松赞林寺，是香格里拉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位于香格里拉县城北面的佛屏山下，坐北向南，全称为“噶丹·松赞林寺”。在政教合一的时代，除了是众喇嘛念佛修行的寺院以外，还处理这片藏区各地的行政事务。松赞林寺是这片地区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最高宗教及行政机构，除主寺以外，还有八大“康参”，形成庞大巍峨的宗教建筑群，有些类似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所以又称为“小布达拉宫”。这个寺院最兴盛时，曾有僧众3000余人。“文革”时，松赞林寺被毁，僧众被遣散，土地被没收，牲口、粮食被充公，大部分文物不知所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落实宗教政策，这座寺院逐步得到恢复，现在又重现其恢弘的气势。

　　松赞林寺的历史已经十分悠久了，从建成至今已达300多年，可以说是历经了沧桑。这座寺院，不能同我们往常在迪庆高原见到的藏传佛教寺院等量齐观，它的规模和名气要大得多。尤其是松赞林寺的建成，标志着政教合一制度在迪庆高原扎根以及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地位的形成。在此之前，这个地区主要是丽江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宗教流传的是苯教、宁玛教派和噶举教派。当时这个地区灾害频繁，百姓生计艰难，僧侣不守寺规，居民不遵法度，社会秩序混乱。1674年，蒙古和硕特部打败了木氏土司，取得了对这个地区的管辖权。

　　合，五世达赖命名“噶丹·松赞林寺”之外还加了注脚：“一切显密非一次修成，为使无垢之法源源不断地惠及众生，使之圆满，特建此寺。”我在想象松赞林寺全盛时期的情景：在八瓣莲花似的群山簇拥下，巍峨庄严、金碧辉煌的寺院建筑群熠熠生辉；寺院前的圣湖更增添了钟灵秀气；几千僧众朗朗诵经，晨钟暮鼓响彻中甸草原；作为藏传佛教当中佛、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将这片地区献给五世达赖。此时，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格鲁派已经巩固了在西藏的统治，为强化对康巴地区的统治，同时弘扬格鲁派教义，五世达赖时期建起了“康巴地区十三林”，松赞林寺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迪庆藏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由五世达赖亲自赐名为“噶丹·松赞林寺”。松赞林寺建成后，归并和强令改宗了宁玛派、噶举派寺院，自此，格鲁派取得了迪庆藏区的统治权，松赞林寺成为政教合一的最高机构，藏传佛教由此深深地渗透到这片藏区的社会之中。松赞林寺的建成，更标志着藏传佛教显宗与密宗的结法、僧“三宝”具备的殊胜道场，坦然地接受来自云南、四川、西藏等地佛教信徒的虔诚朝拜；作为政教合一时代的最高机构，时刻行使着对这片藏区的统治权力。俨然一派香火兴盛、人气旺盛的景象。

　　我的想象是有根据的。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这座寺院在五世达赖时期建成，以后又不断得到扩建和完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座寺院曾经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避难地，使他成功地逃过了大劫。康熙年间，六世达赖圆寂，转世灵童尚未产生。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拉萨三大寺的僧人通过卜神问卦，认定灵童在四川理塘寺并找到了他。而蒙古和硕特部的藏王拉藏汗却另外找来了一个灵童。两相之间矛盾迭出，拉藏汗即着手策划迫害拉萨三大寺认定的这个灵童。僧人们将转世灵童秘密送往松赞林寺避难，后来又转由青海塔尔寺供养。逃过劫难的转世灵童终于得到康熙皇帝的认可，成为七世达赖喇嘛，并加封“宏法觉众”的封号。有了这层情谊和缘分，七世达赖对松赞林寺就很关照，对这座寺院的扩充和完善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松赞林寺与拉萨三大寺关系十分密切，松赞林寺的僧人剃度受戒入寺十年后，一般都要到拉萨受比丘戒和进行佛学深造，这在其他寺院是不多见的。

　　资料记载：松赞林寺这片建筑群，是历经几百年的不断扩充完善而形成的。除将藏式建筑风格、藏传佛教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外，还把汉式的坡屋顶、斗拱、方亭和藏式平顶密梁的碉式结构、梯形窗、异形柱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和谐，构成汉藏结合的艺术风格。整个建筑群依山而上，形成一个高踞山峦的庞大宗教城堡。在这个城堡里，开设有扎雅、独肯、东旺、绒巴、鲁古五道城门。最高的建筑是屋顶铜瓦镏金的扎仓、吉康两个主寺，环绕着这两个主寺的是八大康参、西苏以及作为主寺扎仓办理事务机构的觉厦；在这个城堡里，还设有碉堡、哨楼和望台，再就是500多间喇嘛住所层层叠叠依山势排列，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进了寺院大门，一条石阶大道逶迤而上，直达主寺。主寺扎仓规模最为宏大，大殿内可容纳2000人趺坐诵经，可以想见当时众僧云集、人声鼎沸的空前盛况。大殿正中供奉五世达赖铜像以及诸多佛像，妙相庄严；墙壁上则是精美的壁画，阐释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佛教故事。上到二楼，回廊迂回曲折，雕饰精美绝伦，设有护法神殿和临时经堂、会议室等。到了三楼，又是另一番景致：这里设有达赖、班禅的精舍佛堂，布置得豪华气派；供奉着五世和七世达赖布施的佛像、经卷、佛塔与历代达赖和班禅的袈裟、用具以及法器、宝物，这些都是珍稀罕见之物。资料还记载，松赞林寺曾经藏有众多珍贵文物，比如曾在大殿内供奉的达赖像、释迦牟尼像、弥勒佛像、宗喀巴像、固始汗像，分别为响铜、铜合金、铜镀金、纯银制作，十分珍贵；大量的唐卡、法器以及金粉书写的经书《甘珠尔》、纳唐版的经书《丹珠尔》等，宝藏琳琅满目，可见当时松赞林寺称为“小布达拉宫”果然名不虚传。扎仓主寺旁边，是同样巍峨的宗喀巴大殿，大殿内供奉一尊宗喀巴镏金造像，与三层楼顶齐，是迪庆所有藏传佛教寺院中最高的佛像。

　　在政教合一时代，松赞林寺对当地政治经济的统治作用更不容低估，可以说这座寺院在迪庆藏区拥有着绝对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资料记载：松赞林寺内设有最高的行政组织称为“堪扎会议”，这个组织可以代表松赞林寺和其他大寺参加地方的最高行政会议“吹云会议”。而最基层的僧侣组织“密参”则与地方基层政权“属卡”结合。在僧与官之间，僧的地位在官之上。地方政治经济的重大事项的处理，包括对土官的任命，都必须经寺院认可，否则，政府单方面发布的政令或任命，都将会被寺院否定或取缔。实际上，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治是通过寺院来实现的。可以看出，松赞林寺在宗教氛围浓郁的迪庆藏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十分巨大。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都很尊重这个影响力，1957年建立迪庆藏族自治州时，松赞林寺的主寺松谋活佛，担任了第一任州长。从经济特权上看，松赞林寺有着十分严密的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也控制着整个迪庆藏区经济社会的运转。新中国成立前，松赞林寺的僧侣享有吃“皇粮”的特权，这个“皇粮”是由地方政府从田赋收入、差发收入中按寺院的僧侣定额来发放的。除吃“皇粮”以外，松赞林寺还拥有两个庄园遍及八个“属卡”的土地、金沙江沿岸的大量良田好地，迪庆高原的大部分高山牧场也归松赞林寺所有。寺院同时还有许多布施性的收入，并可以不时地对老百姓进行摊派。钱多了，寺院就向老百姓发放高利贷。据介绍，当时大多数世俗百姓都背负着寺院的债务，有的成为寺院的佃农，有的则沦为寺院的奴隶，生活在藏区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新中国成立后，藏区推行土地改革，农奴制和政教合一的制度被废除，松赞林寺的特权被取消，走上“以寺养寺”的路子，松赞林寺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

　　松赞林寺虽然失去了原来政教合一时代的权势，但仍然是藏区的一座著名寺院。经过20多年来的不断整修，依然辉煌庄严，气象万千，名气依然很大。由于松赞林寺的名气，到此朝拜的佛教信徒同样络绎不绝，到香格里拉旅游观光的游客也要前去瞻仰。当然，与佛教信徒不同的是，很多游客是怀着好奇心理到松赞林寺的，看个热闹就走人；也有的是想感受一下藏区的宗教文化氛围，或者烧炷香、许个愿什么的。我们的一些导游就投其所好，将烧香许愿渲染得神秘灵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误导，不应该提倡。应该介绍的是松赞林寺厚重沧桑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精湛绝伦的藏式建筑、藏族工艺等等，以丰富旅游的内涵，使游客从中受到教益与启发，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渊博浩瀚，由此萌发出爱国主义的情怀；更了解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在藏区的体现，由此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融洽，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我还想，寺院前的圣湖应该恢复，寺院周围的绿化应加大力度，寺院的道路应该整修，寺院的人文环境还需优化……将这些需要做好的事情认真规划一番，形成寺院僧侣与当地群众的共识和行动，对于促进迪庆社会的稳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弘扬香格里拉内涵，将是多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