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陪同齐景公打猎的时候，有个叫子犹的人也骑马过来了（子犹又叫梁丘据，是齐景公宠幸的大夫），景公便说：“看来只有梁丘据跟我是相应相和的啊！”晏子随即说道：“他跟你的关系是‘同\"怎么能叫‘和’呢？”齐景公问道：“难道‘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子说：“当然不一样了。‘和’就像烹调鱼肉一样，厨师需要水、火及醋、肉酱、盐、酸梅等各种作料，让这些作料相互配伍，综合运用才能使味道适中。比如味道寡淡，就用相应的调料补给，味道太过，则用相反的作料冲淡。君臣关系何尝不是这样？当国君有所提议，但其中有纰漏缺陷，这时臣子就应当表达异见进行补益；而当国君有所否决，但过于绝对，抛弃了合理成分的时候，臣子也应该陈述异议以求完善。只有这样，君王的提议才能够纯粹中正，才能获得升平、和谐的局面，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您刚才提到的梁丘据却不是这样的臣子，您说行，他顺着说行；您说不行，他跟着说不行。因此，您跟他的关系怎么能叫‘和’呢？”
一、奇妙的矛盾
“和”与“同”是内涵互有差别，境界相分高下的一对概念。
不同的事物相克相生、配伍相成叫做“和”，而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只能叫做“同”。
这一对概念远在西周的时候就有了明晰的分辨。史伯针对只听逢迎之词而摒弃甚至封杀异见的郑桓公，在讨论郑国危亡难继的局面时，进行过精彩的阐发。
史伯说，天地万物，无不是在“和”，也就是各不相同的各种要素，在相互作用之下才显得五彩斑斓、生气贯注，而相同要素的“同”，不管有多少，它最终只会导致发展的停滞和生机的消歇。
如果只有一个音符，怎么会有悠扬动听的音乐？如果只有一种色彩，哪里有美轮美奂的图画？如果只有一种味道，哪里有惹人垂涎的美食？
“和而不同”是人们睿智地洞察宇宙，理性地审视自我的产物，它是一种文明的成果。
对“和”的价值的认识，其中包含着对异质要素，也就是说，对事物对立面的价值的肯定和认识。
历来被奉为智慧宝藏的《道德经》，用长达八十一章的篇幅从方方面面无比朴素地阐发了这个道理。
在老子看来，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由相互对立的因素构成，两者相互依存，在对立中维持着和谐稳定的关系，而世间最基本的一对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存在物，就是“无”和“有”。比如，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老子说道：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意思是说：
把三十根辐条汇聚到车毂之上，只有当车毂中间是空的，能穿上车轴的时候，车的作用才能发挥。
抟和陶土把它做成器具，只有当中间挖空，能盛放东西的时候，才能发挥器具的作用。
只有凿开墙壁安装了门窗，并且四壁中间是空着，能住人的时候，房子才能使用。
所以，尽管“有”给人提供方便，但只有通过“无”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老子是在告诉人们，一般人只注意“实有”的作用，但常常忽视了“空虚”的价值，他说车子的作用是为了载人运货，器皿的作用是为了盛放东西，房子的作用在于居住，这便是这些工具给人提供的便利。但是，车子上加固辐条的“毂”中间如果不空，就无法安装车轴，那么车就无法行驶；器皿中间如果不掏空的话，就不能用它盛放东西；房子的墙壁如果不凿开留空安装门窗，四壁之间如果不空的话，人怎么出入，又怎么能居住，这样，房子又怎么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所以，老子说，“有”的作用是通过“无”来实现的，只有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配合起来，相互为用，才会达到理想的目的。
这便是中国先民们常说的相克相生的道理。
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反复复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阐发着对立面的巨大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19世纪法国文豪左拉曾写过一篇有趣的小说《陪衬人》。小说讲的是聪明的主人公开了一个“陪衬人雇用所”，这个雇用所里的“陪衬人”都是形貌丑陋的女子，她们的工作是，专门陪衬那些容貌平平的上流社会的贵妇，因为，当这些贵妇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候，在身边这些丑陋陪伴儿的映衬之下，相貌无奇的她们也好像显得娇巧悦目，产生了养眼之效。
当然，左拉是在以毫不留情的形式，讽刺这些上流社会女子们精神的贫乏和生活的空虚，但是，这种“巧妙”地利用“丑”以求得其对立面“美”的构想，真可谓异想天开，响落天外！这篇小说简直是对老子思想活生生的注解。
因为老子说过：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是说，只有世人都知道“美”之所以是“美”的时候，才能知道什么是“丑”；当人们知道“善”为什么是“善”的时候，“恶”的概念才清楚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这些两两相对的概念之所以能够产生，内涵明了，都是因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原因。
世间没有什么是纯然和绝对的，都是一对一对的对立要素才形成了完整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相反的关系中显现出相成的作用，它们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
正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潜在的对立双方构成的，它们不仅相互依存，并且相互转化，因此，老子非常注重对异质要素的强调，异质要素的相互依存是贯穿在宇宙万物中的真理，所以，作为智者，应该领会这一真谪，重视对立因素的价值，甚至从相反的角度上实现自己的目的，求得理想效果。
在老子那里，这种认识应该是智者行动的指南。
中国古人有伤春悲秋的情怀，伤春的情结集中于韶华易逝，春光不再的慨叹之中。
辛弃疾面对大好春光，在万分留恋之际也以无比悲叹的口吻说，“惜春常怕花开早”，那是在说，姹紫嫣红意味着凋谢零落。
所以古人钟情“酒饮微醉，花看半开”的境界。
美国的大诗人朗费罗也曾这样歌咏春天：
但愿四季皆春一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世间万物就会永远灿烂辉煌！
但愿人人永葆青春年华，
可是梦境再甜蜜，不过依旧是大梦一场。
如果你带来了快乐，留下的就是悲伤，
倒不如压根别来也别往。
由于痛彻地感到，美好的事物注定也会逝去，使诗人对春天的讴歌简直变成了埋怨和责难。尽管这只是充满诗意的表达，但是它却透露着万物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道理，智慧的人总是能从中窥见隐微难言的玄机。
帮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李斯，后来身为丞相，尊崇达到极限，辉赫光耀举世罕比。但此时的李斯却心怀隐忧，反倒不安起来，司马迁这样写李斯彼时的荣显尊贵，及他的内心感受：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驾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的清醒表达。面对子女都与皇族攀亲，儿子回家之时，百官朝贺，地动山摇，荣耀得无以复加的局面，李斯却非常清醒地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战国大贤荀子的话：“万物达到极盛时，势必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衰败。”因此，他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所以，老子说道：
持而盈之，不若其以。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这段话是说：
与其让所求的东西无限增加，还不如适可而止。锋刃磨得越是尖利，就越难以保存得长久。
功业完成后，就应该含藏收敛，
只有这样才合上天的大道。
一般人在获得名利富贵的时候，没有不陶醉其中的，甚而益发趋之若鹜，得寸进尺。如果能感悟、领会荣枯相随、盛衰相继的道理，怎么会不因此而万分警惕呢？功成身退，方能持盈保泰，全身远祸啊！
明察如李斯，尚且不能在集富贵功名于一身的时候保全自己，而最终沦为阶下囚。他在临刑之际满怀感慨地对儿子说：“往后我想跟你牵着猎狗，出了上蔡的东门一起去打猎，还能够吗？”
此时此刻，对李斯来说，连最最普通的享受都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奢求。
相形之下，深谙贪图荣名富贵之后果的庄子就不一样了。当楚王聘他出任宰相的时候，他笑着对使者说：“先生您难道没见过用作祭祀的牛吗？它养尊处优，等到养肥的时候，给它披上华丽的锦绣，然后就拉进了太庙，试问，这个时候它即便想做个普通寻常的动物，还可以吗？”
韩信遭诛的故事在历史上一次次重演，读来令人胆寒，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发人深省的道理！正因为这种认识包含着无穷玄机和奥妙，因此，老子时时刻刻不忘提醒人们对它的感悟、洞察、谪视和聆听。
在《道德经》第十章里，他这样写道：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他说，人应该屏气凝神，清洗杂念，摒除妄见，观照心灵，感受天地的无穷生机和大道周流不息的玄奥。
老子多么渴望人们能够理解领会，并跟他一起欣赏他对万物相克，矛盾制衡之妙趣的参悟和把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现在吃什么都觉得不那么香，好像童年时候的野菜都比眼前的山珍海味要鲜美百倍，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老子早就给予了明晰透彻的解释：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任何现象都是在矛盾对立的两个要素制约之下保持着平衡的，这其中任何一方放肆无度的泛滥，都会导致平衡的破坏而转化成它的对立面。
我们的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发明创造和生产着日益丰富的商品，光怪陆离绚丽斑斓刺激着眼睛，扰攘痴狂穷喊极嘶冲击着耳鼓，美味珍馐凤髓龙肝挑战着舌头，四方驰骋千里遨游放逸着心灵，滥求无度恣意索取颠覆着操行。
极端的味觉刺激钝化了舌头的敏感，让它的承受限度一次又一次地让步，它还能对微淡的幸福有所感受吗？
人，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解放出了上肢，告别了他们四足行走的同类，但是，“文明”却召唤着世人向婴孩时期的摇篮回归。
人越是贪求感官的满足，越是纵情于声色之娱，便会越加丧失自我、远离幸福，须知，真正的幸福往往寄禺在宁静淡远的心灵之中。
“自然”是个无比美妙的词汇。
它成了古往今来的圣贤对万物最高标准的界定。
“自然”，它的内涵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恪守自然之道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西方哲人曾对美进行过定义：美就是对自然的模仿。
中华文明史上，没有哪位圣哲像老子这样，对万物的相对要素有如此的敏感和清醒！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触，木讷的天性同时意味着质朴和忠厚，就像巧言善辩势必暗示着激诡诈伪。
聪明的人面对着活生生的性格，在接受它好的一面时也不会忽略它坏的因素。
老子说得已经够明白了：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是多么智慧的表达！
对仁义的倡导是因为自然之道已被废弃；
伪诈是智巧的孪生兄弟；
没有家庭的纠纷，有谁知道什么是孝慈；
国家的昏乱才彰显出了忠臣义士。这两两伴生的要素互为因果，反之亦然。
《圣经》对人类原罪的交代非常有趣，几乎是西方人在为老子的智慧提供旁证：
上帝经过了六天的辛苦劳作后，依照自身，造成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然后抽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为他添配了伴侣，并且，仁慈的上帝为他们营造了温暖富丽的伊甸乐园。
但上帝毕竟是上帝，他深知智慧的力量，智慧是一把尖利无比的双刃剑，它固然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善”，但对“善”的感悟、领受必然意味着对“恶”的理解。因此，他对他的杰作，第一个人一亚当，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谆谆告诫：伊甸园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心享用，唯独吃了后可以分别善恶的智慧树的果子例外。
不辨善恶是纯天然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又从何谈起？这是上帝的逻辑，也是老子的智慧。
因为老子这样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他是说，上天对万物本来就无所偏爱，它纯任自然，让万物尽情舒展生命，任情生长，就好像圣明伟大的人物，他从不干涉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学会遵循天地之道去自己发展就够了一样。
如果智慧树上的果子永远挂在那里，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听从上帝的忠告永远不去摘食，则人类会多么幸福地沉醉在永远的伊甸之中。
可惜撒旦专跟人类作对，不惜挑战上帝的权威。他化身为蛇，用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诱骗了夏娃，让人类的母亲初尝了这枚智慧的禁果。
于是，人类知道了羞耻。
这羞耻感迫使他们遮蔽了原本天然的躯体。
羞耻感成了一种美德，但这种感觉升华为美德的代价，却是以人类对罪恶的觉醒。
人类的原罪便由此而来。
创世原型中蕴涵着极高的智慧，它抓住了万物之中惊人的真理，向后人昭示着弥漫于宇宙之间，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道理：相克然后相生这一极朴素又深刻的真理。
对异质要素价值的肯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对真理的深刻把握，正如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之中，笃信道德的人们在指认人类生性本善的自我安慰中肯定着自我的高贵，但智慧的大哲却从人性恶的方面发掘出了更加惊人的真理。
黑格尔这样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马克思进一步的阐述，把黑格尔这段无比警醒的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为了将这朴素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老子列举了很多富有启示意味的生活例证，在五千言的《道德经》中，像这样对寻常生活的深刻挖掘俯拾皆是。
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正因为和谐的局面和理想的状况，都是异质要素在相对和相待中导致的结果，所以，老子提醒世人，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能逾越“道”所规定的尺度和界限，对矛盾的两端给予非常必要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老子常说到“有”和“无”，“多”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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