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一个人给予别人建议的时候，如果言简意赅、一针见血，那么这则建议肯定会被非常重视；反之，如果再啰啰唆唆不得要领地加上一些没必要的话，那么，原来的那一句就会减损效力。同样的道理，话越多的时候，其效果反而越差，离说话者的本意就会相去甚远了。什么都说了好像什么也没说，反之，什么都没说好像什么都说了。
因此，古之圣贤向世人垂训：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
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阅读现象：
在阅读的时候，有读者习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在书上标画出来，在重要的词句下面画上一条横线。当我们翻开经他读过的书时，那道横线自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它被强调的目的就实现了。
但是，当他在某一页书上到处都画了横线，被标画的词句超过了该页一半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反而被吸引到了没有被画线的词句上；而如果该页除了一句话外其他词句都被画线强调的时候，唯一的关注恰好落在那唯一没有被画线的句子上了。
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愿望跟现实恰好背道而驰，甚至愿望越强烈，效果反而更差。所以老子倡导世人放下强烈的一己之求，在内敛、含藏、冲虚中去体悟真理，用以指南自己的行为，求得完满理想的效果。他说：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句话是在说：光明的道好像显得暗昧；前进的道好像在后退；平坦的道好似崎岖；崇高的德好像低下的川谷；真正的洁白好像含垢一样；广大的德好似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懈怠的样子；质朴纯真往往显得似乎混浊；最方正的反而没有棱角；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才完成；最高境界的音乐反而听来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行迹。
老子是在说，作为真理的道无所不在，它往往以有悖于世人常识的面目表现出来，因为世人据以为真的常识无不受到他的强烈渴求，也就是欲望的左右，所以他难以领略“道”的妙趣。如是便出现了老子所描绘的现象：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能领略道的妙谪的人，一听到道之后，立马会付诸行动；而水平欠缺的人听到道后，显得将信将疑；至于对道一无所知的人，听到道之后会觉得荒谬怪诞，因此付之大笑。
在这里，老子道出了智慧的真谪，表达了极其警悟的见解。
在他看来，人的愚昧和无知，均是因为自己的识断受到了欲望的干扰所致，在强烈的欲求之下，人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原本敏锐的洞察力也被蒙上了一层障蔽，人更不会从相反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为了被自己死死盯住的目标，人也会保守封闭，固执僵化，与自己愿望相左的异见肯定会遭到本能的排斥。
因为考虑到异质甚至敌对要素的存在，对于在具体的处世当中，怎样才能获得和谐的关系及达到理想的效果，老子屡屡倡导人们姑且克制或者放下自己。
比如《道德经》中有这样的表达：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为了使自己显得更高一点而用脚尖点着地，这样连站立都成了问题；为了走得更快一点而阔步前行，孰知这样不会持久；自逞己见，自以为是者，反而无法自明，被人漠视；居功自夸者，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同。
这种强烈的主观愿望恰好适得其反，欲受益反遭损，所以，明智的人应该先舍弃一己的需求，进行充分全面的考虑，甚至从相反的角度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常人所见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看不到它更深的实质；而老子却是用丰富的生活经验所把握的智慧，来观照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事物。
他认为：事物常在对立关系中产生，我们必须给同一事物的两端，予以同等重要的关注。我们必须从正面去透视事物背面的意义，很多时候，对反面、负面意义的把握，更能显现出事物的内涵。其实，所谓正面负面，并非截然相反的东西，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常常是浮面和根本的关系。
常人往往热衷执著于自己的愿望，急功近利，一味贪图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可能更加理想的做法，其结果就是丧失了真正理想的效果。
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再强调人要“致虚极，守静笃”的缘故。
佛家也讲同样的道理，即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
智慧的光芒被强烈的执著蒙蔽了，人看不清自我，看不清世界，只知道一味地依照一己的愿望拼命地往“前”追逐。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老子无比崇尚“水”的美德。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居，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意思是说，水可能是道最好的写照了，因为它滋润了万物但从不居功自傲，它自甘处于人所不愿意的低处，而没有一点怨尤，水啊，的确是善德的最佳写照了！
天下莫能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天下再也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在所有能够克服刚强的东西中，没有什么能超得过它，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这方面的品质无可替代。
那么，到底是水的什么品质让老子如此钟情，甚至让他每每以水为喻，阐发玄机？
一方面，是因为水的淡泊宁静，远离躁乱的品格；另一方面，是因为水所具有的，能够随物赋形的柔弱特征。它无形的力量，足以穿透天下没有任何间隙的东西。
正是水“无为”的品格，让它有了“无不为”的力量。
老子从水之中参悟的智慧，对人的启示就是，首先人从自我的角度上来说，要克制内敛；从对外物的角度上说，要迁就外物，包容外物。
因此，古人云：智者乐水。
这便是“尚和去同”这一认识的理性基础，“尚和去同”进入具体的事物关系，便是高明的“和而不同”的君子之德。
于是，我们才反复说，“和而不同”即是一种智慧，作为智慧，是因为它道出了隐微奥妙的天道之常，认识到了对立面的重要价值。
“和而不同”同时又是一种美德，因为基于对智慧的把握，它表现出了智者对自我对立面，或者说，对异质要素的接纳和认同。
所以，老子才会提倡“知雄守雌”，对于“雄”的一面有了透彻的了解，而后处于“雌”的一方，亦即清楚了解自己强大的一面，而后以柔自守，不与人争。这里的“守”有全面主宰的意思，是从“雄”和“雌”这两个方面把握一种局面，因此，“知雄守雌”最大的启示就是对全面情况的了解和掌握。
所以，对《道德经》的精神旨要，我们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总结：
《道德经》是一部指导人生的著作，作者对天地之道的探索，是为理想的人生服务的。老子通过对宇宙万物的静观后，发现了蕴涵于其中的精微奥妙，他给这一秘密取了个名字，把它称为“道”。
“道”告诉人们，事物无不是在对立对待，相克相生的关系中存在，制约平衡的两个因素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的关系恰好是相互依存，在彼此的对立中相互转化。
因此，就指导人生而言，“道”一方面要求人们内敛自制，另一方面告诉人们，常常应该从对立面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甚至从对立面的角度上采取措施。
正因为如此，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才会这样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
认识别人算是机智，而了解自己才算高明。
战胜对方算是有力，但克服自我才算强毅。
知道满足就是富有。
努力不懈才是有志者。
老子告诫世人，要在自省自检中保持理性的圆满和明澈，克制自己，坚定自我，并且矢志力行，这样才能接近并达到自己的追求。
知人胜人固然重要，但自知自胜则更加关键。
同样，关于如何符合道的原理去求理想效果，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中说：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老子发现，当世间万物向某个方面的发展达到极限的时候，必定会走向相反的方向。认为人应该体悟这蕴涵在万物之中的道，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让人变成是自然使命或者说必然结果的一个执行者而已。
老子常说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蕴涵在《道德经》中的恰好是无不刚健强毅的思想），而是顺天然物理去做，这种不违背真理的做法，才会有理想完满的结果，所以老子说，只有“无为”方能“无不为”。
“柔弱胜强”“反其道而行”的智慧对我们的指导就是，人处世要低调，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更要乐于接受相反的观点和看法。
老子说，像“孤”“寡”“不”（不善）这样的称呼，常人都很厌恶，但越是处于上位的人物，像帝君王公却越是愿意这样自称，那是因为一切事物，减损它有的时候反而会增益它，而增加时反而会减损的缘故。
因此，很多成功者似乎有相同的处世经验，那就是，凡事都应该克制内敛，低调处之，全面把握，充分考虑，抛弃自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一切。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尖锐的东西容易折断，只有把尖锐磨去，才能避免折断的危险。个人从片面的观点出发，偏执自己的看法，排斥别人，所以才是非纷纭，无所适从。解决纷争的良法是全面看待问题，放弃从一己、私我出发得出的偏见、成见和定见。
只有化除成见、捐弃偏执、没有私心的人，才能对于有利的方面不加阻碍，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于不利的方面，也能收蓄包容，因势利导，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为这个缘故，老子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句话是对浩肆雄浑的江海无上的赞美，因为它始终能够居于下位，所以才能融汇百川，成就自己浩瀚汪洋的宏大气象。
老子其实是在拿江海作比方，来说明人拥有开阔胸襟和气度的巨大意义。
老子发明的原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成果。
真理和智慧是天下的公器，同时也是所有智者的钟爱。
关于这种深邃智慧的记载史不绝书。
《淮南子》里有这样的故事：周文王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因此天下响应，四方归顺，纣王了解情况后非常惶恐，所以拘捕了周文王把他幽禁在里。后来周文王安全返回了。他回去后，一反故态，也开始以白玉为门，建造灵台，沉湎于声色之好，大肆享乐。纣王听了之后非常轻松地说：“姬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我的心腹之患终于不存在了！”于是，设置酷刑，荼毒生灵，虐杀谏者，变本加厉。
周文王因此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宏图伟业。
如果周文王不从纣王的角度思考而依然故我，中国历史上还会有救民于水火，名垂千古的文王姬昌吗？
文王的成功正是对水的品格的印证。
《庄子》讲过这样的故事：
纪子曾经替周宣王培养专门用来比赛的公鸡，过了十天，宣王问：“你培养的鸡可以派上用场了吧？”纪子回答说：“还不行呢，这只鸡还神态傲慢，单凭意气，其实它很虚弱。”又过了十天，宣王催问，纪子回答说：“还是不行的，因为它听到别的鸡叫，或看到其他鸡的影子还是有好斗的反应。”再十天以后，纪子对宣王这样汇报：“依然不行，因为它眼睛里满是凶光和杀气。”又过了十天，他对周宣王说：“这下差不多了，因为它听到其他鸡的鸣叫都没有反应了，看上去静寂淡漠，呆愣得像只木鸡一样，它的德性这才算是完满了。别的鸡遇到它感到大不一样，不用斗就都转身跑了。”
庄子的意思是说，没有好胜心，则无所不胜，正如老子所言：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争；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成熟的将帅，从不会逞露勇武；
善战的人，不会轻易发怒；
善于战胜敌方的人，不会选择对打；
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让卑下。
这才是不争执的大德，这样才能充分让对方施展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叫符合上天万古不废的真理。
可见，古代的圣贤大哲对于开阔的胸襟和气象是何等期许，这种富于弹性的柔韧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人怎么能够封闭自己，显出一副睥睨天下、唯我独尊、可怜可笑的面孔呢？
《孙子兵法》谈到两军争利争胜的原则时，曾经这样说：
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这三条对阵的原则，都基于对己方强烈争胜愿望的克制，从敌方的角度作充分合理推想的结果。
“归师勿遏”说的是，对于向自己国内回撤的军队不要拦截，因为这个时候征战的将士都一心思归，所以会为了这个目的而奋勇拼杀。就好像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在刘氏居汉中的时候建议说：“您的部下以山东将士居多，他们返乡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斗力极强，如果这时候趁势东进，那么就可以建立霸业。”韩信的建议说明了这条军争原则的心理基础。作为攻方，面对这一于己不利的因素，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
史载曹操剿灭袁绍旧部，围困了邺城的时候，袁尚回军救援，诸将向曹操进言认为，袁尚是在率部打回老家，因此，士兵肯定会拼命作战，所以，还是暂且避开他们的锐锋为好。曹操说，如果他们从大路行军的话，便是这种情况，反之则不然。历史证明了曹操的判断。“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则是说，包围敌人的时候应该留个缺口，至于陷入绝境的敌人，更不能过分地追迫太急。因为他们身陷危境，必然为了活命而孤注一掷，奋死决战。在军争中，对敌方的这种心态，一定要给予充分的考虑，不然，很可能会将强势丢掉而转为劣势。
关于“穷寇”，孙子有过典型的描绘：用粮食喂马，杀了战马吃肉，损毁饮具，焚弃营盘的敌军。他们已经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叫“穷寇”，对他们一定要采取特别的策略。
西汉宣帝时期，名将赵充国奉命讨伐羌兵。赵充国率兵进至羌军驻扎的地方，发现羌兵因长期驻扎这里，已经非常麻痹松懈。羌兵远远望见朝廷大军便丢弃战车辎重，企图渡过湟水而西逃。因为所经道路险要狭窄，赵充国率军于后面缓慢地追逐羌军。有人对此提出意见说：“追逐敌人宜迅速，现在行动太迟缓了。”赵充国回答说：“这是陷于困迫危殆的敌人，不可追击太急。缓慢追击，敌人就会无所反顾地向前逃窜；急速追击，就会迫使敌人反身与我拼死一战。”部下将士听了解释后，都一致认同。羌兵则因为有了逃生的可能，纷纷仓皇逃命，故在争渡湟水时淹死数百人，其余的人都奔逃四散了。
唐天宝年间，李光弼与史思明在土门交战时，大败叛军，并且将其重重包围，叛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而此时李光弼下令将东南角的围兵撤去，给了誓死决战的叛军一条可以逃命的生路，因此，在叛军丧失了斗志而争相奔逃的时候，反而被唐军全部歼灭。
可见中国的武圣在考虑战术的时候，无不从对方的角度进行合理合情的揣摩和猜度，同时根据这种符合实情的信息制定行之有效的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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