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千字文》
你们爱抚体恤百姓，四方各族都归附向往。
远远近近都聚在一起，心甘情愿投奔圣君明王。
凤凰欢鸣在竹林，白马觅食于草场。
歌唱这四海升平，赞叹着天降瑞祥。
恩泽的甘霖啊，你滋润着天地间的生命。
贤君的教化啊，你溉着一草一木，布惠无疆。
《千字文》里的这些话，是对普天之下归于一统局面的向往，歌颂贤明的英雄人物开辟了太平局面，让人间充满阳光和温暖，对统一作出了贡献。
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民族融合史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多个民族散布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尽管分属不同的族别，但他们和谐共处，对自己的身份都有一种认同感，他们天经地义地觉得自己属于中国，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这种大一统的稳定局面并非生而有之，它是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付出艰辛努力，苦苦经营的结果。
这个演变过程同时也是锻造文明的过程。
中国这种理想的局面得益于中华文化宽厚博大的精神。
如果我们欣赏一幅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它便会生动形象地展示出这个稳定局面所获得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以前，这幅地图上总会标满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颜色都代表着一个个独立的政权，不言而喻，这些政权是以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就是这么多颜色相互冲突、交相覆盖、相互调配的过程。这块调色板就是广袤的祖国大地，调色板的中央地带是古老汉族居住的中原，调配的工具多种多样，调配的过程充满着硝烟和战火，是一个经历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痛苦的过程；是一个干戈和玉帛交替，失败和胜利并存的过程；也是一个联合与决裂反复，扩张与收缩消长的过程。
当这些花花绿绿的颜色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调配，最终融为一种色调的时候，就意味着真正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权的彻底定型和最终诞生，现代中国的疆界也以它为雏形。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在中原地带开垦了第一块农田，滔滔的黄河滚滚东去，在这块农田上浇灌出了第一朵文明之花。
但是，即便对中原的华夏民族而言，其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且看这样一件历史的陈年往事。
秦朝有个闻名于世的水利工程，那就是郑国渠。
郑国渠的疏凿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秦王（后来的秦始皇）登基的那年，即公元前246年，秦国的实力与日俱增，统一六国的条件日臻成熟，作为近邻的韩国却日渐卑弱，深恐自己成为秦国东征的第一个牺牲品，惊惧之余，他们拟定了一个意在拖垮秦国的策略：派一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前往秦国，劝说秦王羸政在关中一带开凿一条水渠，企图借此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他们阻止或延缓秦国东征六国的目的。然而，秦国很快便察觉了韩国的这一计谋，但这时工程也已在进行当中。就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的时候，郑国以其过人的胆识和远见替自己辩解道：修此工程只能让韩国苟延残喘几年，但却能为秦国带来巨大而长久的利益。秦王接受了郑国的辩护，继续任用他修建该项工程。十余年后，工程终于完成。关中地区一跃而为沃野，秦国由此更加强盛，最终兼并了东方诸侯，统一了中国。这条渠也用设计者郑国的名字，命名为“郑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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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郑国的阴谋败露的时候，秦国朝野震动，兴起了一场驱逐客卿，也就是驱逐在秦国做官的外籍人员的运动，秦王亲自下了逐客令。
后来名满天下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为他是蔡国人。为了自己的志向和前程，李斯给秦王上了一道奏折，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谏逐客书》，正是这道奏折让秦王收回成命，也成就了李斯后来的盖世功业。
在这道奏折中，李斯说，对于客卿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他写到秦王对外国人非常不客气，但是为什么对于进口的产品却非常热衷？质问秦王：一个有眼光和作为的人怎么会这样处理事情？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让我们看看当时李斯列举的进口产品都来自何处？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那些奇珍异宝的产地有：湖北、江苏、河南、四川、河北、山西等。为什么在秦人的眼中，这些地方都属于外国呢？
当殷商在安阳建立的国家被武王的军队占领后，为了巩固这胜利的成果，也为了奖励功臣，周代实行了一种叫“封建”的制度，“封”就是给王室成员和功臣划一块领地，由他们经营治理，“建”的意思是给他们一个爵位或者名号。
这些人就是诸侯，他们的领地就叫“国”，比如，姜太公就被封为侯爵，他的封地在山东一带，因此他的领地就叫齐国。
但经历了春秋和战国后，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早就不像最初那样直接紧密，因此周天子已经对诸侯失去了约束力，诸侯也野心膨胀，各怀异志，一心想取代天子，做天下的最高主宰。所以，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林林总总，扩张和兼并的战争连年不断，孟子之所以说“春秋无义战”就是这个缘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李斯给秦王上表的时候。
最后，秦国靠孝公任用商鞅奠定的基础，加上历代大有作为的国君励精图治，到秦王羸政的时候，在诸侯国中脱颖而出。秦人通过强弓劲弩摧垮了东方六国，最终建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尽管短命的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但是，这块基业随后完整地交给了刘邦，因此，叱咤风云的汉帝国在东方诞生了。
这个由汉人建立的政权就叫“中国”。
“中国”的四周，都是少数民族，古时汉人管他们叫“四夷”因此，中国古人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称为“华夷”。
由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是大海，并且随着汉人不断地向东南方向开发扩张，而将实际的统治推到海滨，并且使南方的兄弟民族很快汉化，因此来自东南方面的威胁几乎不复存在，所以长期以来，跟中原的汉族较劲的是西部和北部的民族。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何以频频出现了对西北安宁充满祝愿和渴望的地名：西安、西宁、西固、定西、安西、靖边、靖远……从某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中原汉族跟西部和北部兄弟民族开始接触，发生矛盾，化解矛盾，最终和解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历史。
由于中国古人把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人”，所以，按照上面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部“胡汉关系史”。
胡人和汉人的抗衡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之中，这个相互斗争的过程也是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接纳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强大、稳定、巩固的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基础的奠定，也是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过程。
胡汉关系既有冲突、战争的一面，又有文化互补、民族融合的另一面。
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
这是错误的说法！
尽管汉族没有史诗，但是中国有《格萨尔》，有《江格尔》，有《玛乃斯》，正是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歌手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园林。
胡人都是以马鞍为摇篮的民族，而匈奴人是世界上首先征服马的民族之一，对马的驯养被学者称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征服”，因为，正是驰骋的骏马加速了文明的传播。
如果没有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舞乐等文化的熏陶，怎么会有美丽的宋词？
如果没有草原民族，我们怎么会有万里岩画，石窟宝藏，“歌的海洋，舞的故乡”？
所以说，胡汉关系史是一部相互学习的历史，一部民族交融的历史。
这段历史，既是汉人胡化，也是胡人汉化的历史。胡汉民族的关系首先是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冲突开始的。
胡人赞美草原，汉人歌咏田园；胡人钟情骏马，汉人挚爱耕牛；胡人剽焊勇武，汉人温雅娴静。
而两个民族最大的差别则是：胡人追随水草以游牧为生，汉人则土著一方习惯于农耕。其实，胡汉两种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是两个民族关系中的根本与核心。
被视为民族文明标志的长城其实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见证。
长城是南北民族以对抗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作品。
从战国之际北方的诸侯国秦、赵、燕等开始一直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无不是从事农耕的中原民族抵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我们且不管它在军事上发挥了多少作用，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长城是中原民族的心理防线，古人用它来达到“绝夷夏，限内外”的目的，它成了同北方民族交流的一道鸿沟和屏障。
因为，长城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界线。
每一个民族在走出史前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都会出现一个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精神高涨的特殊阶段，此时，人类的原始野性和激情全面地爆发释放了出来，充满了挑战同类、挑战环境、挑战世界，甚至挑战宇宙的伟大开拓精神，这样的时代，都会涌现出一位本民族崇拜和敬仰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会带领他的民族将民族精神发扬到极致，这样的时代都会产生伟大的史诗。
这样的时代就是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是史前时代的回光返照，是人类向现代文明迈进的第一步，因此也是人类原始激情的最后一次张扬。
汉民族和北方草原上的各个民族开始相继加入文明的行列，各自开始了他们英雄时代的奔腾。
草原民族进入英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每一次草原帝国的兴起，必然意味着铁骑南下。
一方面，草原民族进入中原，颠覆了中原汉民族政权，使得他们不断南迁，历史地推进了汉民族和南方兄弟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方式都进入了南中国，极大地推进了南方的开发。
另一方面，草原民族在原汉民族聚居的中原建立统治后，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必然会迎来一个学习、消化和吸收汉民族文明的高潮，实际上，让历史悠久而渐渐疲惫的原始华夏文明，又经历了一次复活和更新。
雄伟的万里长城，除了山海关那段依然横亘绵延，跟远处河西走廊的嘉略关城楼遥相呼应，印证着历史的沧桑，记录着时代的云烟之外，中间的部分或坍塌毁弃，或荡然无存，间或可见的残垣断壁生动地揭示着一个历史真相：中华民族的融合是历史大势，它在血与火中奔腾前行，威不可挡。
在分析了客观的历史真实后，我们看到，是北方草原民族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汉民族在民族矛盾中的作为和态度。所以，历史真相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汉民族在对待兄弟民族的时候，显得开阔博大，充分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体现着华夏文明的大雅和宽容。
二、胡化与汉化一兼收并蓄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了汉朝使臣跟匈奴的代表，一个已经归顺匈奴的原汉朝宦官中行说之间的辩论：
汉朝使臣驳难中行说道：“匈奴僻处北方，没有教化，倡导夷风蛮俗，不知道尊重老人。”中行说回答说：“依照汉人习惯，当他们的子弟从军出征的时候，老人们难道不把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替他穿上，并且还要让他尽量带些好吃的东西吗？”
汉朝使者表示肯定。
中行说于是接着说：“匈奴很清楚战争的胜败事关重大，年老的人不能上战场，所以把好的吃穿都让给了年轻人，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胜利，仗打胜了，父子双方都才能保全。道理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匈奴不尊重老人呢？”
汉朝使者又说：“匈奴的风俗，父亲儿子在同一个帐篷里睡觉，父亲死后儿子娶了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便娶了他的妻子。衣服穿着没有必要的讲究，朝堂之上也缺乏应有的礼节。”
中行说这样回答：“匈奴习惯于吃肉喝奶，身穿皮装，过放牧的生活，牲畜要吃草饮水，这些条件会随时变化。因此情况紧急的时候，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形势宽松的时候则享受太平，所以没有种种礼法仪轨，为的是方便易行。君臣之间也没有繁文缛节，国君行施政令就好像指挥自身一样。至于你所说的父亲兄弟死后娶他们的妻子，是为了保持种姓的纯粹，如此，匈奴即便遭到多大的混乱，家族也会得以保留。而汉人尽管杜绝宗亲错乱，但是，只要亲属关系一旦疏远，就会导致相互仇杀，甚至出现改姓易名的情况，这都是不维护种姓纯粹的后果。你们称为礼仪的规矩，由于违背人的意愿，对人进行约束，必然避免不了互相之间的怨恨。营造房屋会弄得人精疲力竭，为了吃穿，人们种田养蚕，为了安全，人们修墙筑城，因此情势迫急的时候人们不会打仗，形势宽和的时候又忙忙碌碌。你们这些住在土房子里面的人，看起来穿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摇唇鼓舌夸夸其谈，又能有什么用呢？”
这段话很能代表胡汉遭遇之初，两个民族相互间的抗拒和抵触。
作为降臣，中行说自然要替匈奴全力争辩，在他强词夺理的背后，也道出了匈奴固有的生活、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必要性和环境依据，而汉朝使者却站在自己立场上，进行居高临下的指责，岂不知这种一味地自以为是而藐视他人的做法，对于交流毫无必要和意义。
但是，正如人格健全，精神成熟的人会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别人，在忽略和包容对方缺陷的同时，会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他闪光优秀的一面一样，一个成熟的民族，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时候也会是这样。
在漫长的胡汉关系中，军事对峙和武力抗争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却是相互的学习，相互学习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和认同，而这正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中原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胡风南渐，也就是草原文明的风俗习惯对汉族的影响却是历史事实。
有些影响早已渗透在坐立行走之中，只是因为早已深深地融入了血液和呼吸，而让人们习焉不察。
曹植在他的名诗《野田黄雀行》中曾这样说：“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这是不折不扣的北方习俗，但在曹植的时代已经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压抑郁闷，有情难伸，壮志不遂的曹植是在借用时人已经接受的北国风俗来纵情挥斥，任意放达，因为草原民族是自由的部落，骏马的飞驰和雄鹰的疾翔是他们民歌永恒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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