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为自然立法(2)

　　芝诺之所以提出这个悖论，是为了反驳那些反对他老师巴门尼德的学说的人。在芝诺提出这个悖论的当时，就有一位希腊哲人第欧根尼试图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其荒谬，但是由于它的推理过程不仅严谨，而且合乎逻辑，以至于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人可以从理论上真正讲清楚它到底错在哪里。直到19世纪黑格尔首次对运动做了辩证法的表述后，才从理论上澄清了芝诺的错误。

　　黑格尔说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必须把一个对象的连续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芝诺在考察运动时，把间断性和连续性这两个本身不可分离的方面割裂开来，只看到了间断性，却丢掉了连续性。芝诺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运动就是矛盾，运动意味着某一事物既在这个地方同时又不在这个地方。这就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对立统一，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真正把握运动。

　　芝诺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了，虽然现在再不会有人为阿基里斯到底能否追上乌龟操心了，但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不少远比芝诺命题复杂得多的悖论。只有掌握辩证法，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才有可能避免重犯芝诺的错误。阿基里斯追乌龟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对有些问题，尤其是某些理论问题、认识问题，单凭简单的、摆事实的方法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信事实胜于雄辩。但要在理论上彻底战胜对方，除了摆事实之外，还必须依靠理论思维的武器。

　　万物存在与变化的四个原因

　　变化万千的世界为什么会存在？是什么促成这些变化的产生？这些都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曾经对后来的哲学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的“四因说”就是这样一种解释万物存在变化的学说。

　　他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就是食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发展和灭亡的最普遍、最本质的原因。

　　首先，所谓“质料因”就是事物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如构成房子的建筑材料砖、瓦、木料等就是质料因。其次，所谓“形式因”，就是事物构成所具有的一定结构。房子在具备了砖、瓦、木料等质料因后，还必须有房子形式结构——形式因（设计样式、尺寸等）。再次，所谓“动力因”就是事物构成的推动者。房子的建造者是促使房子形成的动力因。最后，事物为什么要形成呢？譬如，人为什么要建房子呢？房子是用来作什么的呢？显然，要有一定的目的，这就是“目的因”。

　　这其中形式和质料是具体事物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也是世界万物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可以互相转化，而不是绝对的。亚里士多德指出世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高级阶段复杂的事物比低级阶段简单的事物有更多的形式。因此，当某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确定后才能肯定它是质料还是形式。

　　再有就是质料因、形式因是动力因的基础，然而，没有目的因，动力因的作用也是盲目的，制成的东西也是无用的。所以只有质料因和形式因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来说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动力因来推动，同时根据目的因来确定事物的存在样式和变化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主要在于阐明了“四因”的相关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已分别涉及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们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难以对自然界的整体做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解释。比如，水性不变何以说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释各种事物确定的形式？可见，任何偏颇都会带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难。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

　　“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还以房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建筑师、建筑术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较为圆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成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人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我们去总结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几个命题，那么由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这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的影响力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它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源泉。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哲学大师在努力解读着其中的思想，并从中发现种种启示。

　　就命题本身而言，它所引发的问题远远大于其形成的结论。例如，这里的“人”究竟作何解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还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则直接导向了人类中心主义；而如果是后者，那么则偏向了典型的唯我论。同时，无论从怎样一种思路，都无法避免人的复杂性，于是，究竟是人的哪一方面能够作为万物的尺度呢？是欲望、需求，还是价值、良知？这一系列问题似乎都在这个命题中被引发出来，而与之相对应的回答竟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众多流派，各种辩论也随之兴起。也许，作为智者学派的代表，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中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但是，一个命题能产生如此的影响，恐怕就连作者本人也不曾想到。

　　因此，要解读这谜一般的命题，我们必须将其放入普罗泰戈拉本身的语境中。

　　其实，在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中，对这个命题有一个自己的解释——“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在场者之所以在场的尺度，也是一切不在场者之所以不在场的尺度”。在这里，人是作为主体的人，它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人还是整个人类来说，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人在自身内部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在世间的万物中，唯有人不是被先天设定为一个特定的角色的。如同我们无法说清一个新生儿将最终以什么方式实现其价值，他可能是一个科学家、一个诗人，或者是一个官员、一个农夫。正因为人具有这一本质，因而万物才能在人的视野中显现为丰富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在场”，即意义的在场。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是说没有了人万物就不存在了，而是说没有了人，万物就难以显现出来。万物的意义是由人赋予的，而人的无限可能性同时造就了万物的无限性，即使对于同一事物，由于人们在不同环境中遵循的不同价值取向，也会显示出不同的意味。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团遵守着物理学定律的死气沉沉的物体，它们不会有名字，不会有价值，更不会有善恶美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万物在自然中被隐匿了起来，尽管不能否认其客观性，但是它们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就是说人能够使得万物从隐匿走向显现。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万物之灵长”。

　　人为自然立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几乎颠覆了西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路。这场“革命”的引发者就是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而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这样一个命题——“人为自然立法”。

　　在康德以前，欧洲大陆哲学在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争论了很久，其核心问题就是人们的主观认识如何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相符合，即人如何能认识真实的客观世界。这场争论可以说没有产生最终的结果，因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似乎都有着自身不可回避的局限，从而最终导致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即认为人不可能认识真正的客观世界。这种结论显然很难被认识论所接受，因而就必须有人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重任在历史的选择中落到了康德的肩上。

　　在康德看来，传统的认识论遵循的是用主观去符合客观的办法。即预设了一个先天的等待我们去认识的客观世界，而认识的过程就是用我们的主观思维去符合这个客观世界，从而得到关于世界的真正认识。而显然，在休谟的不可知论中，这条传统的思路已走到了尽头，那么康德就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康德将这种传统的思路颠倒了过来，提出认识的过程不仅是主观去符合客观的过程，同时也是客观去符合主观的过程。在他看来，人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一方面，人类能够产生先天范畴，而范畴就是这样的概念，“它们先天地把法则加诸现象和作为现象全体的自然界之上”，例如，原因和结果，整体与限制等；同时，人类还有先天综合的能力，即把感性材料综合为相互连接的表象。在这里，认识的过程就演变为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康德承认有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这一世界为认识提供各种感性材料，但这种感性材料本身只是一种“杂多”；当这些材料刺激人的主观时，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便被发动了起来，通过先天的范畴去综合这些材料，最终形成可以认识的表象世界。因此，事物之间普遍必然的联系其实就是范畴之间普遍必然的联系，自然界的普遍法则是经由人的先天认识能力才得以确立的。当然，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康德认为在表象世界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物自体”的世界，即不掺入任何主观偏见的纯粹的客观世界，有着不可知论的色彩。

　　然而，无论康德是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主客观统一问题，“人为自然立法”的提出又一次使人在认识论领域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立，人的认识不再仅仅是外在客观世界或客观精神的反映，而是成为了认识论领域的核心。在康德所处的启蒙时代有着巨大的意义。

　　正是人的这种地位，使得神在传统的认识论领域被驱逐了，无怪乎有人说，康德的认识论“杀死了上帝，袭击了天国”。

　　世界是不存在的

　　智者学派代表人物高尔吉亚辩术过人，被同时代的喜剧作家讥讽为“靠舌头过活”的人，然而雅典城邦却在德尔菲神庙为他竖起了全金的塑像，民间和官方对智者的态度迥然不同。他提出了怀疑哲学的三个命题，非常有趣，他对它们的证明也很有意思，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三个命题是：（1）无物存在；（2）如果有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3）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这三个命题本身已经足够颠覆常识了，但更有趣的是他的证明，你可以尝试去反驳它们。

　　对于第一个命题，他的证明是这样的：先假定有物存在，这会有三种情况：一是该物不存在，二是该物存在，三是该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如果该物不存在，那就等于说该物既存在又不存在，说一个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是荒谬的。如果该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派生的，或者是本生的，或者既是派生又是本生；如果它是本生的，那它就没有开始，就是无限的，也就不在任何地方，而不在任何地方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是派生的，那么它或者从存在中派生，或者从非存在中派生，从存在中派生等于没有派生，该物就是本生的，而从非存在中派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该物就既不是本生的，也不是派生的。所以该物存在就是不可能的。既然该物既不能不存在，又不能存在，那么说它既存在又不存在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有物存在的这三种情况都不可能，那么显然，结论只能是无物存在。

　　第二个命题，他是这样说的：认识就是思想该物。如果所想的东西不能因为思想而存在，我们便思想不到存在。而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并不因思想而存在是很明显的。比如，我们可以思想到飞行的人或者在海上驰骋的车，但是那些东西并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思想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到6个头12个脚的女妖和吐火的怪兽等其他许多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

　　最后一个命题，他论证道：认识需要依靠各种感官，而转达给别人却要依靠语言。然后，看到的东西不能听到，听到的也看不到。各种感官之间都无法替代，无法沟通，语言就更不能把一个人的感觉告诉另一个人了。语言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感觉，所以我们无法向他人转达对存在的看法。

　　高尔吉亚的论证虽然充满了诡辩，但是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主客之间、思维和存在之间，以及语言和感觉之间的矛盾关系，对于我们锻炼思维能力有着莫大的好处。

　　上帝预定了世界的和谐

　　当前“和谐”是一个热门词汇。其实不仅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重视“和”与“和谐”，在西方哲学中关于和谐的思想也有不少，其中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相当著名，他认为上帝预先规定了世界的和谐。那么莱布尼茨为什么提出又如何论证前定和谐呢？

　　首先，要知道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因为前定和谐是“单子论”的一部分。莱布尼茨认为，万物由“单子”构成，而单子因其绝对单纯而无部分，没有“窗子”可供出入，因而彼此不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如果仅仅这样，那世界万物之间就是毫无联系、世界也不会呈现出变化万千的各种形态，而是一个个雷同的“单子”了。这显然跟现实不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提出了他著名的“前定和谐”论，认为是上帝让宇宙万物互相协调，构成一个和谐的总体。

　　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包括了单子之间的和谐，还包括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和谐。首先是单子之间的普遍和谐。所谓单子之间的普遍和谐是说所有的单子，赤裸裸的单子或仅具有微知觉的单子，虽然全都自行其是，但它们之间却都始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和谐关系。单子之间的这样一种普遍的和谐是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体系的基础环节。因为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单子乃构成世界万物的终极单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一个单子世界，而所谓“普遍和谐”归根结底是单子之间的和谐。

　　其次，是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和谐。与赤裸裸的单子之间的普遍和谐相比，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和谐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所谓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和谐，指灵魂与身体的活动一方面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又协调一致。莱布尼茨认为身心就像两具制造得极精密的时钟，它们各走各的而彼此自然地保持一致。“灵魂遵守它自身的规律，形体也遵守它自身的规律，它们的会合一致，是由于一切实体之间的预定的和谐，因为一切实体都是同一宇宙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