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罗生门

　　范福潮

　　黄兴一生，真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自投身革命，凡统兵作战，无不以失败告终，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尤为惨烈。此役经过与失败原因，黄兴在“致海外同志书”、“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在黄花岗之役周年纪念会（南京）上的演讲”中，所述甚详，每每读及，无不为众英烈忠勇侠义之精神感佩叹息。

　　黄兴堪称同盟会第一大英雄，他本该坐镇香港总部，派人去广州指挥作战，却由人摆布，自己上了前线。

　　本拟四路出击，战时却只有黄兴一路进攻督署，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不遵将令，玩忽职守，着实难辞其咎。

　　二十五日之前诸事勿论，此日黄兴到广州，即是统帅，所作部署，即是军令，判断姚、胡、陈三人所作所为是否有罪，当依此原则：知不知黄兴为统帅？知，就要服从；知不知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起义？知，就要遵命；知不知自己的任务？知，就要执行。军令如山，岂是儿戏？

　　为党尽其忠，为友尽其义，为自己尽其责，杀身成仁，不辱使命，方是大丈夫所为。而三人临阵脱逃，陷同志于死境，事后未见一人道歉、认罪，反倒二三其说，互相推诿；亲历者或为亲者讳，或为友者讳，辄以“误会”之由，曲意回护；或以陈叛孙、胡杀廖，已沦为“阶级敌人”，落井下石，构陷谤毁；以致种种回忆文章，众说纷纭，真假难辨，读者如坠雾中，一场悲壮惨烈的起义，竟成了一出“罗生门”。

　　黄兴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向海外同志通报了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的罪责

　　——姚之罪

　　“平日专任调度处之人匿不敢出，伪言其众有枪无弹。是日再三言巡防营必反必应，克等因之再定二十九之期，讵伊临时并不一往接应（防营与我党相遇，亦随处敌视），非诈伪欺人，即忍心作壁上观耳。此姚雨平误事之罪也。”“姚雨平专任运动军界兼选锋，而临时并不与军界接洽，其选锋有枪有弹，在省坐视。”（《黄兴集》，第54、59页）姚雨平说，二十九日上午，他派郭典三等拿着黄兴的条子去始平书院找胡毅生领枪，没领到；下午他去报告黄兴，黄正准备出发，派陈其尤带他再去始平书院领枪；胡毅生说，赵声、胡汉民还没有到，发难将改期，仍不肯即发枪，说后他就走开了。“我急得拉他回来，严肃地对他说：‘克强什么都准备好了，他本人已全副戎装，所有武器都已摆出来，看样子立即就要发动了，事不宜迟，请你赶快发枪吧！’胡听我说后，指着一个阁子上说：‘枪放在那里，你自己去取吧。’”待他领了枪，归德门城门已关，出不去了，他又把枪放回去，仅取一支自卫，再到双门底，黄兴攻督署已经失败。他还说，“那天，陈炯明也到过黄兴处，听说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和胡毅生都说，赵声、胡汉民未到，发动要改期。他们两路可能就因此没有动作。我这一路因为领不到枪，空急了一场，也不能出动。”（姚雨平：《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94～295页，下称“姚文”）事实果真如此？陈其尤说，三月二十九日清早，他去司后街陈公馆见陈炯明领任务，然后就跟两位督队在总督署前卫边街一家饭馆吃午饭，一直吃到下午四点，他没去小东营机关，根本没有黄兴派他带姚雨平去始平书院领枪这回事（陈其尤：“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317页，以下称“陈文”）。此姚之谎言一也。

　　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藏有“三二九”广州起义参加者的回忆录，有几篇收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一书，其中，有朱浩怀所著《姚雨平先生革命史》（广东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48年版，以下称“朱著”），民国三十五年五月，朱将此书的油印本送请胡毅生核阅，并询问“三二九”之役的实况，胡在书稿上眉批了两段：

　　一、余与雨平约，在河南溪峡，交与械弹，盖溪峡过河，即长堤之嘉属会馆也。雨平于二十九日早九时，派一人颊间有一黑痣者来取，余乃点交三箱与之，彼随运下，泊于后门之小艇，余即出前门而去。后知所运者两箱，较轻者，皆为枪械，其重者为子弹，竟留在溪峡未运，此运弹之人贻误，非余之责。至始平之弹，乃备他方之用，而非留与雨平者也。

　　二、二十八日下午有巡防营调回省，雨平谓：“有同志在内，乘夜入营接洽”，嘱必俟其亲自回报始可决定发动，二十九日午后一时，陈炯明来始平书院云：“尚未见雨平面，众议改期”云云。故余信其言，出东门，命选锋之众，暂止入城。（《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页）若据胡毅生上文分析：

　　一、二十九日上午，姚派人领走了两箱枪，但装船时忘装了子弹，并非没领到枪，此姚之谎言二也；二、中午一点，陈炯明来说起义改期之事，胡即离开了始平书院，出城而去，姚下午到始平书院领枪，胡并不在场，此姚之谎言三也；三、二十八日下午，姚告胡，待他“亲自回报始可决定发动”，二十九日直到胡离开始平书院，也没见到姚，哪有胡毅生告他“赵声、胡汉民未到，发动要改期”之事？此姚之谎言四也。

　　另，徐宗汉告诉黄兴，姚雨平从她那里领走了三千发子弹，加上二十九日上午从胡毅生那里领走的两箱手枪，还有他从统筹部支取3500元自购的枪支（范注：按统筹部自日本、西贡、香港购枪的平均单价63元\/支，姚自购枪应在50支以上），起义当天上午，姚的选锋队员已在长堤嘉属会馆集合，他可真是既有人，又有枪，又有弹，怎能说“领不到枪”不能发动呢？此姚之谎言五也。

　　再有，姚雨平从统筹部还支取了24960元的“运动”费，占了起义总支出的近六分之一，起义时，新军和巡防营竟无半点动作，他是怎么运动的？怎么联络的？这笔巨款花到了哪里？有无开支明细？他在文中一字不提。

　　胡之罪

　　胡毅生选锋150人，皆来自本省，用款4605元，三月二十七日因有改期之说，尽数遣返。二十九日起义议定之后，黄兴知胡之选锋不能复来，乃命其从陈炯明选锋中择二十人守大南门，到了二十九日，胡又以与陈部言语不通为由（陈之选锋为海陆丰人），请陈另派人指挥，“毅生既有任务，初岂不知炯明之众为海陆丰人，何至临时方始悟及？轻将守大南门之任并还于炯明，其误事一。惟其任守大南门，故克听其多分驳壳枪，否则克部战斗力增，伤亡减少，其误事二。”（“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黄兴集》，第55页）那么，胡毅生为“朱著”所作的眉批靠得住吗？

　　陈炯明中午一点去见胡毅生，可与谭人凤文（《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佐证，当时，谭肯定向陈炯明通报了他从香港来时赵声命他劝黄兴把起义时间“无论如何必须压住一日”，陈炯明闻信，即到始平书院告胡毅生“众议改期”。胡毅生几时离开始平书院出城的？若在姚雨平下午领枪之前离去，则姚撒谎；若在姚下午领枪之后离去，则胡撒谎；朱浩怀记述姚雨平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到始平书院领枪的经过时，只说是保管人不给，并没说胡毅生在场，“朱著”可以拿给胡看，肯定也会拿给作为传主的姚雨平看，并未见姚有更正之说，可见“朱著”也可作为胡不在场的证据。但胡毅生作为储备科长，主管购运、保管、发放枪弹，受命去守大南门，非要十几支驳壳枪，只发给黄兴六支，致使黄兴一路缺少枪支，死伤惨重，而他却临阵逃脱，甚是可恶，难怪黄兴一提此事，就恨“毅之无良”。

　　陈之罪

　　“陈炯明本不知兵，然既承指挥之任不辞，乃便造为克已允改三十之说，自误误人，殊不可解。先担任攻巡警教练所，因毅让还其部二十人，则云，如此我并以全众守大南门，不攻督练公所，既已非矣。后则并大南门而不守，徘徊于城外，此皆陈炯明周章误事之处也。”“是夜（范注：二十八日）商议次日进行方法：兄弟任由小东营出攻督署，陈炯明诸人承认抵御警察局，姚任收复小北门枪炮局，时间则定午后五时半。……先十分钟（范注：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之前），陈炯明君派人（范注：马育航）来问，今日究竟发动与否，然来者见我等皆携弹荷枪，遂不言而去。事后始知陈因畏事之棘手，欲不发动，故派人来陈说一切。然来者并未明言，故我等并不知其不来援应，仍孤军冒险前进。”（《黄兴集》，第55、182页）陈炯明先是主张缓期，二十八日，又有巡防营三营由顺德调广州，姚雨平、陈炯明去找黄兴说，此三营经他们秘密运动，加入革命者甚众，其哨官十人中八为同志，现泊天字码头，正可借其力助起义成功；姚、陈遂往巡防营联络，不久即回复，言其人已决心响应。黄兴意此三营若能反正，不患他营不降，况有新军从外而入，又有巡警督练所学生三百余人决心相助，事当可成，遂定二十九日下午发难，并给陈分配了攻巡警督练所的任务。

　　陈炯明的好友莫纪彭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血战军记》中写道：“辛亥三月二十八日晚二漏许。余叩选锋队长陈炯明宅，进谒副司令黄兴而问之曰：‘明日之期限已定耶？不再更改耶？’司令点首曰：‘定矣。君宜率所部一准明晨来城。’”（《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96页）此夜黄兴就住在陈炯明家，陈完全知道起义计划，并接受了“攻巡警教练所”的任务，二十九日早晨，陈其尤去司后街陈宅，陈炯明命他下午四点“到此处集合，带领队伍出发”，可是等陈其尤四点到他家集合时，他已离去。

　　这天早晨，熊克武去码头接赵声的人，一直等到四点没接到，失望地回指挥部：“进南门时，碰着林直勉戴着黑眼镜坐着轿子出城，我想他这个时候这种打扮去干什么？接着又遇见陈炯明，因时间紧迫，要他带我走捷径去指挥部，他给我指点方向后又匆匆地出城了。当时我还以为林、陈二人另有特别任务，后来知道他们都做了逃兵。”（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对于陈炯明出逃，陈其尤分析道：“陈炯明临时没有率领队伍参加起义的原因，是陈认为事机既然泄露，情势突变，提前起义，不但攻打教练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亦无获得成功的希望，不如改期发难，以保全实力，乃于起义前刻派马育航到黄兴处主张改期。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并留下绝命书，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他当时推开马育航，径自率领队伍向总督府进攻。陈炯明见改期不成，即逃出城外，躲藏于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亚弁的盐船里。如上所说，我们在起义当天下午四点钟到陈公馆时，他已离开，原来是他临阵脱逃了。”（“陈文”，第318页）其实，陈炯明未等马育航回来报信，已在四点之前撇下他的选锋队员出走，而非像陈其尤所说“见改期不成，即逃出城外”。

　　心有余而力不逮

　　读史至此，深为黄兴惋惜，侠肝义胆，忠勇绝伦，同盟会第一大英雄也！可惜勇有余而谋不足，心有余而力不逮，身为统筹部部长，本该坐镇香港总部，运筹帷幄，派起义总指挥赵声去广州指挥作战，却由人摆布，自己上了前线，明知驾驭不了同盟会南方支部那几个广东人，他们背后有孙中山、有胡汉民，哪个把你这湖南人放在眼里？赵声也摆弄不了他们，遂借故不行。可怜黄兴一到广州，胡毅生、陈炯明就逼他缓期，无奈将已到广州集中的数百选锋队员遣散；既定二十九日起义，给姚、胡、陈的任务交代得明明白白，临战之时，将不用命，直逼得元帅做先锋，留下绝命书，挥枪上阵，连个掩护接应的人都没有！

　　事败之后，赵声火冒三丈，胡汉民还要为他的堂弟胡毅生辩护：“成则归功于己，败则诿罪于人，庸非笑话？”气得赵声拍案大骂：“胡毅生什么东西！”胡汉民悻悻而去，可是财权在他手里，当时黄、赵忙于善后诸事，急需用款，他一撂挑子，什么事都办不成，谭人凤只得耐着性子硬把他请回总部，赵声还要忍气吞声与他握手言和。赵声满腔怒火郁积心中，只有借酒浇愁，可怜他心火郁结，悲愤难遣，盲肠炎发作，做了两次手术，不治身亡。

　　姚雨平与黄兴坐同一条船逃离广州，他没去见黄兴，到了香港，他也没去慰问受伤的黄兴，待他得知黄兴给海外同志发去报告书对其有所指责时，即赴南洋，亦向各埠发函，向侨胞报告起义的经过，并拟邀集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和旅居海外的同盟会负责人到新加坡开会评理，大有令黄兴为他平反之势，后为同志劝阻而作罢。

　　仅过半年，广州独立，胡汉民当了广东都督，被黄兴怒斥的广州起义的三个“罪人”，也个个手握兵权，成了强人，姚雨平当了北伐军司令，胡毅生当了海军司长，胡汉民把广东都督交与陈炯明代理，随孙中山赴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人称“第二总统”。

　　胡汉民向姚雨平解释道：“我和克强在报告中对你的指责，主要是克强的意思。他在失败后十分伤感，同时又觉当时非对革命党人多加责备，不足以告慰侨胞。我完全照他的意见写成，请你不必有所芥蒂。”（“姚文”，第298页）胡汉民说得好轻松，竟把黄兴对姚、胡、陈的怒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文宣策略，黄兴地下有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