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1)

　　阎长贵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毛泽东秘书，也是毛泽东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