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什么我还可以清楚地记得的话，那就是他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每种货币均由自家的银行和商家代号控制管理。其中一种，即音乐银行的那种，被看作是系统或标准货币，所有金融交易所需的货币均由它统一发放。而且，就我所知，所有那些想让人高看一眼的人，都在这些银行里开有帐户，只是数目大小不一。另外，如果有什么我最肯定的话，那就是这些银行里的存款在外部世界里没有直接的商业价值。我敢肯定，音乐银行的经理和业务员的工资不是以他们自家银行的货币来支付的。诺斯尼波尔先生以往光顾过这些银行，或者说，去过本市最大最主要的银行。不过，他只是偶尔为之，并非常常如此。他是另外几种银行的支柱，尽管他似乎在音乐银行中担任着某个不太起眼的职务。女士们往往只身前往，大多数家庭都如此，除非在特别重要的场合。
我早就想深入了解一下这种奇特的体制，最想陪我的女主人及其女儿们一起去银行。自打来到她家，我发现她们几乎每天上午都要外出。我同时也发现，她们总是把钱包拿在手上。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真的为了卖弄炫耀，惹人注目，实际上是想告诉路上碰到的人自己的去向。不过，迄今为止，她们谁也没有让我陪她们一起去过。
塞缪尔·巴特勒《埃瑞璜》（一八七二）
讽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象征主义描述手法，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暗示人们话外之话，言外之言，而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去诠释它。英语中最为著名的讽喻作品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它把基督徒希望得救的心理看成是一种行程。这种行程始于破坏之城，历经艰难险阻，名缰利锁，如绝望之渊，名利场等，最终到达天城。道德与邪恶被拟人化，成了基督徒途中所遇到的人物。试看：
如今，他来到了山顶，这时，有两个人跑过来迎接他。一个叫胆怯，另一个叫怀疑。基督徒对他俩说，先生，怎么啦？你走错了。胆怯说，他们要去乌托邦城。他们来到了那个地方，可是，他接着说，我们越往前走，碰到的危险就越多。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由于讽喻描写手法的前提是喻体与被讽喻的事物之间必须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在小说中给人的感觉，用亨利·詹姆士的话来说，是“被感知的生活”。故讽喻一旦出现在主流小说里，都是以插叙的形式出现的，如梦境（《天路历程》全书都是一场梦），或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如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烧毁的箱子》讲的是一个睡前给儿童讲的故事，是主人公格力讲给那个孩子般的玛丽·瑞克听的。故事说的是—个事业有成但愤世嫉俗的珠宝商人，明显是讽喻格力的。格力是位有名的天主教建筑师，后又失去了信仰。它同时也嘲讽了格林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生涯：
“大家都说他是个大师，其严肃的主题也备受推崇。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金十字架，上面镶嵌着宝石，是为了纪念国王。”
讽喻作为—种小说创作手法，主要用于说教性的和讽刺性的寓言之中，如《格列佛游记》，《动物农场》和《埃瑞璜》等等。在这些杰出的作品之中，表面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上了一层似乎合情合理的色彩。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睿智与巧妙的处理，并非让你一眼识破，从而增加了趣味性。《埃瑞璜》的英文名字Erewhon几乎就是nowhere（无处，不知道的地方）—词的逆拼倒写。巴特勒因此继承了托马斯·摩尔的小说《乌托邦》（Utopia原意为NoPlace无处，不知道的地方，不存在的地方—译者注。）的传统。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假想的乡村，这个地方与我们居住的地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位年轻的英国人来到了帝国（听起来颇似新西兰，巴特勒在那儿呆过数载）的某个地方；他翻山越岭，途中意外发现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此间的居民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的开明程度不相上下，只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似乎有点怪异和反常。比如说，他们把疾病看成是犯罪，要受到惩罚，并且要与上等人隔离开来；而犯罪则被视为一种疾病，需要亲朋好友的怜悯与同情，治疗时要索以高价。那些充满同情心的、负责治疗的医生唤做“改正者”。我们很快对这种怪诞之作产生好感，发生共鸣。《埃瑞璜》展示给我们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切倒置。重要的是作者并未直接说出。阅读此类小说的部分乐趣在于，人们阅读时要开动脑筋，并会因自己成功地诠释了某个讽喻而倍受鼓舞。
《埃瑞璜》的居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把叙述者守安息日的习惯说成是“患了抑郁症，并且每七天发作一次”。他们有的则是音乐银行，因为“银行内部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音乐中进行的，只不过这种音乐对欧洲人来说不那么顺耳”。这些建筑物装璜考究，大理石覆面，雕塑，右色玻璃等等。像诺斯尼波尔（系英文罗宾逊这—英文名字的逆拼）这样跟叙述者友好的上等人，要装装样子，在这些银行中做点小交易，并且痛心真正充分利用这些银行的人是多么的少；其实，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货币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深层含义，那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仅为一种社交仪式，而且，尽管英国资产阶级表面上信奉基督教的信条，然而实际上他们处世的原则则是完全不同的，是功利主义的。我们阅读与欣赏《埃瑞璜》不是为了获得这一十分明显的信息，而是因为那荒诞的幽默以及那些发人深省的妙语奇思。这些妙语奇思是书中类比成功的基础。比如，银行，尤其是大银行，重要的银行，在建筑风格与装璜手法上与教堂并无二致。通过巧妙的类比，让我们看到了商业以及宗教机构的虚伪与做作，那些去音乐银行的妇人女土，把钱包拿在手上，“并非真得为了卖弄炫耀，惹人注目，实际上赴想告诉路上碰到的人自己的去向”。这些人小心伪善的举止比现实主义小说中手持经书的那些人更为有趣。因此，讽喻是又一种陌生化的创作手法。
小说的艺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我早就想深入了解一下这种奇特的体制，最想陪我的女主人及其女儿们一起去银行。自打来到她家，我发现她们几乎每天上午都要外出。我同时也发现，她们总是把钱包拿在手上。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真的为了卖弄炫耀，惹人注目，实际上是想告诉路上碰到的人自己的去向。不过，迄今为止，她们谁也没有让我陪她们一起去过。
塞缪尔·巴特勒《埃瑞璜》（一八七二）
讽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象征主义描述手法，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暗示人们话外之话，言外之言，而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去诠释它。英语中最为著名的讽喻作品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它把基督徒希望得救的心理看成是一种行程。这种行程始于破坏之城，历经艰难险阻，名缰利锁，如绝望之渊，名利场等，最终到达天城。道德与邪恶被拟人化，成了基督徒途中所遇到的人物。试看：
如今，他来到了山顶，这时，有两个人跑过来迎接他。一个叫胆怯，另一个叫怀疑。基督徒对他俩说，先生，怎么啦？你走错了。胆怯说，他们要去乌托邦城。他们来到了那个地方，可是，他接着说，我们越往前走，碰到的危险就越多。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由于讽喻描写手法的前提是喻体与被讽喻的事物之间必须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它在小说中给人的感觉，用亨利·詹姆士的话来说，是“被感知的生活”。故讽喻一旦出现在主流小说里，都是以插叙的形式出现的，如梦境（《天路历程》全书都是一场梦），或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如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烧毁的箱子》讲的是一个睡前给儿童讲的故事，是主人公格力讲给那个孩子般的玛丽·瑞克听的。故事说的是—个事业有成但愤世嫉俗的珠宝商人，明显是讽喻格力的。格力是位有名的天主教建筑师，后又失去了信仰。它同时也嘲讽了格林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生涯：
“大家都说他是个大师，其严肃的主题也备受推崇。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金十字架，上面镶嵌着宝石，是为了纪念国王。”
讽喻作为—种小说创作手法，主要用于说教性的和讽刺性的寓言之中，如《格列佛游记》，《动物农场》和《埃瑞璜》等等。在这些杰出的作品之中，表面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上了一层似乎合情合理的色彩。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睿智与巧妙的处理，并非让你一眼识破，从而增加了趣味性。《埃瑞璜》的英文名字Erewhon几乎就是nowhere（无处，不知道的地方）—词的逆拼倒写。巴特勒因此继承了托马斯·摩尔的小说《乌托邦》（Utopia原意为NoPlace无处，不知道的地方，不存在的地方—译者注。）的传统。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假想的乡村，这个地方与我们居住的地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位年轻的英国人来到了帝国（听起来颇似新西兰，巴特勒在那儿呆过数载）的某个地方；他翻山越岭，途中意外发现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此间的居民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的开明程度不相上下，只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似乎有点怪异和反常。比如说，他们把疾病看成是犯罪，要受到惩罚，并且要与上等人隔离开来；而犯罪则被视为一种疾病，需要亲朋好友的怜悯与同情，治疗时要索以高价。那些充满同情心的、负责治疗的医生唤做“改正者”。我们很快对这种怪诞之作产生好感，发生共鸣。《埃瑞璜》展示给我们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切倒置。重要的是作者并未直接说出。阅读此类小说的部分乐趣在于，人们阅读时要开动脑筋，并会因自己成功地诠释了某个讽喻而倍受鼓舞。
《埃瑞璜》的居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把叙述者守安息日的习惯说成是“患了抑郁症，并且每七天发作一次”。他们有的则是音乐银行，因为“银行内部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音乐中进行的，只不过这种音乐对欧洲人来说不那么顺耳”。这些建筑物装璜考究，大理石覆面，雕塑，右色玻璃等等。像诺斯尼波尔（系英文罗宾逊这—英文名字的逆拼）这样跟叙述者友好的上等人，要装装样子，在这些银行中做点小交易，并且痛心真正充分利用这些银行的人是多么的少；其实，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货币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另外，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深层含义，那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仅为一种社交仪式，而且，尽管英国资产阶级表面上信奉基督教的信条，然而实际上他们处世的原则则是完全不同的，是功利主义的。我们阅读与欣赏《埃瑞璜》不是为了获得这一十分明显的信息，而是因为那荒诞的幽默以及那些发人深省的妙语奇思。这些妙语奇思是书中类比成功的基础。比如，银行，尤其是大银行，重要的银行，在建筑风格与装璜手法上与教堂并无二致。通过巧妙的类比，让我们看到了商业以及宗教机构的虚伪与做作，那些去音乐银行的妇人女土，把钱包拿在手上，“并非真得为了卖弄炫耀，惹人注目，实际上赴想告诉路上碰到的人自己的去向”。这些人小心伪善的举止比现实主义小说中手持经书的那些人更为有趣。因此，讽喻是又一种陌生化的创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