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时为政者，如日本的大臣与高官们，惟是对在野党的攻击责问辩答时要忍耐，对有选举权的公民要笑颜，对记者谈话要表示有自信，那都是演技，并无人格为内容。他们的精力是权利欲与斗志，能有事即应而不知天理。他们的人在接见时是好，在什么场面都是很愉快，但若你与他二人单独同过半天就无趣。若政治是一桩高尚的事，政治家总不是这种人吧。
或曰：政治家公私分开，但问其公事，不须问其私人道德。
此言是错觉。事件要公私分开，人格却是不可分开的。冈洁先生言二千多年来大数学家二十四人中，没有一个是坏人。数学上的发见尚且不是坏人所可为，何况政治更大过数学。
《洪范》讲敬用五事，貌要恭，言要从，视要明，听要聪，思要睿，是因为政治与祭祀一体，政治与祭祀是一个修行。
文明是使人伟大，聪明美貌，富裕与高贵，而现在的唯物质的社会却使人成了藐小，短智，成了动物身，益益没有了余裕，美国的大总统亦只是权力，毫不高贵。好事坏事皆归结于人身，唯物质的生活之极，是人身亦只是一个肉体，势必至于如美国今日的男女淫乱，到得这地步，是一切文明都熄灭了。
文明是有绝对的东西，物不只是物之形，尚有物之象，人亦有形身与象身，象身犹云如来身。文明今惟中国与日本幸而尚存典型。日本人家的寻常妇人在裁衣做针线的端正姿势，便觉是生在天下世界的风景里。日本的男人休假日在家，换上家常穿的和服，那洒然的神情使人只觉有人世的稳定。民间的寻常人都是这样绝对的，不必是英雄美人，那绝对都与权力无关。是这样的人世风景里，所以可有朝廷与君王之位是绝对的。君王也不一定要是英主，寻常的庸主亦好，因为人君之位是绝对的，可以是世袭的，或禅让的，乃至以革命更迭，只要是君，也不是为领导，而是有君王郊祀天地与临御朝廷，就人世有主了。
我们的文化人只要不被西洋的那些君主专制、民主、阶级独裁等名词用语所迷惑，而依于中国史上我们自己的言语来思考，就能明白事体。中国人的做事是最理想的而亦最现实的。何谓理想的？
是因为知道依于无与有，物之象与物之形来思考问题。何谓现实的？是因为中国史上早有极好的秩序条理的王制，职官制，不必担心到会是什么君主专制。
历史上政治的制度亦何常，而有道者终必再兴。有昨日闻之掩耳者，有今日闻之诽笑者，几时革命却会把来成为事实。其时的人
们将会说：“啊，早该是这样做的。”
把天下摆平
政治是把天下来摆平。房间里的东西没有摆好，你无从工作。
东西要摆得落位，秩序不但是工作的环境而已，生动的秩序自身即是活动营为的场，譬如数字，同一个“5”，列在一桁，只发挥“5”的值，列在二桁便发挥“50”的值的效能。物之动在卦象的爻位，爱因斯坦的非对称性统一场理论的研究没有成功，是因不知此爻位。西洋人不知一个“无”字，不知卦象与爻位，单知道物形的运动与其函数，所以知得不真。
若社会没有秩序，一切都行不得，社会的秩序是先要把人人来摆平。我们解决一桩纠纷，也是说把事情来摆平了。还有就是把东西来摆摆好。但西洋的只是权力的构造，物理学的与数学的相配置，民主的票数与阶级函数的政治秩序，与工学的制品构成，工场秩序，都市建筑秩序，与市场的秩序。但是他们做的这些都不落位。所以他们的历史上每会被一阵劫风吹失。便是在他们的盛时，也没有一个“和”字，没有安详落实的一个“安”字。
中国文明的是人世的秩序，从物之象爻之位来把人摆平，把事摆平，把东西摆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平”。人各得其位，故可各尽其能，物各得其所，故可各效其用，以此建立得大汉大唐的世界。中国文明的建立秩序，先是悟得了无与有，老子曰“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物之动是来自无，素粒子即是从究极的自然的“无”中动出来的。西洋人不知物背后有个“无”来发动，所以要造作出一个权力才来发动得。中国的可以是无为而治，所谓“垂拱平章”，自然生成王天下的秩序。而西洋的则是霸道的秩序，讲力的支配。中国人是与西洋人造同样的一件器物，亦两者不同。
一件器物的构成亦然，中国文明小自制器大至建国，皆是生成的，依于生命成长的本末先后与上下左右的顺序的位的。中国当然也使用数学与物理学，但是先要有这个位。西洋的欠缺，是在其只是数学的与物理学的，他们不知生命的东西的成长顺序。这顺序中国是有一条公理，絜矩公理，《大学》里叫做“絜矩之道”。这以书法为例来说明，最容易明白。
书法，写字有笔顺，自上而下，先左后右。自上而下是宇宙自天以成地，先左后右是万物阳始而阴随。大凡一个字的笔划，多是上轻下重，左简右繁，带有非对称性的，但若头轻脚重则沉坠，
左右跛累则倾侧，要写出有生命的这才能举，有生命的这才能非对称性的亦相配，所以写上头要宽舒，始举得起中腹的重，字脚收笔要有始起之势，才是终而复始，全体都生动了。写左偏要疏离而多有空间，才罩得住右偏的茂密。这就是懂得无与有，阴阳虚实的道理。如云画处有画，不画处亦是有画，空白处可以虚以对实，故上下左右非对称性的亦可以对称。此是写一个字的结体。
还有字的行间与全章字的章法。汉魏晋的字，一行之字，大小稍有参差，字与字的间隔，行与行的间隔亦皆疏而参差，至唐人的书才变得排列密接而整饬，一律齐。我喜欢唐以前的那种形虽疏与参差，却是有息为连属与相呼应，而又每一个字都是自在的，皆自足于其位，这是比较难。我近来才注意到集王羲之字的《圣教序》，虽是选王羲之诸帖中的字拼凑起来的，亦字的行间与章法天然参差相呼应，像是一气写成的。原来好字像好人，他到生疏的环境亦自然与人意气投合，可以相处得来。乃知字的结体法与行法章法不是在外的，可以计划安排得的，却是生出来的，所以不是数学的函数与集合论可以到达。
而字的结体法与行间的章法，又皆是生于笔姿，是《石门颂》
的圆笔就有《石门颂》的弘实而荡逸的笔法，是《礼器碑》的方
笔，就有《礼器碑》的疏朗而安定的书法，可比惟樱桃枝才可有樱桃枝的分布法，袅曳而不弱，那袅曳惟是樱树的，决不是杨柳的。
又惟梅枝才可有梅枝的分布法，密到那样而不乱不挤。如王羲之的笔姿是写出了物形与其运动的背后的象，形之意与动之意。
这里乃想起张爱玲的说话。原来中国的人世秩序是因于中国人的人身才有。张爱玲说她路过诸暨乡下时，适值演社戏，“戏台下看戏的村人都像是几何学的点线，不占面积的。”中国人的是如来身，其物质之身已升华而为物之象之身，谐于神明与万物，故人世可以有对应得大自然的秩序。
这里所以要讲修身，而中国人的修身是在格物致知里，凡是格物致知的艺如礼乐射御书数，今日来说可于书之次加上中国日本的画与插花、作陶、围棋等，皆可以是修身，而祭祀最大，祭祀第一使人自觉是天地人的人。修身是“必有事焉”，日本叫修业，不同于印度人的修行惟是静坐冥想的、观念的。中国与日本的祭祀是有仪、有位的。
知祭院的所事
人要自己有一样真的东西，才能知天下的东西的真伪。譬如你学书，真知道了书法是什么，你就也会得看陶器、看文章，乃至看政治了。所谓旁通。而祭祀则更是直接的，因为文明的众业皆从此出。你若知祭祀，你就能直接的知看天下了。
祭祀不是为政治，像做预备体操，而是祭祀即已是政治。可比国剧的开场锣鼓即已是戏。日本的能乐，仕手（主角）将出场正式作舞之前，台上惟击鼓与囃，类似吆喝为节拍，而间曳尾音，高高的杳然远去，有幽思不尽。这样半天。现代人学美国的简便，以为可以略去，而真会看能乐者却重在囃。囃像画的布白，不画处也有画。祭之于政，便有似于能乐的囃，祭祀本来亦就是政治。
《周礼·王制》，天官相天子司祭与地官相天子司政是一个朝廷，不同于议会与政府的是两者。亦不同于党的对政居于的指导地位，而不干政。天官却是参政的。将来复兴王制，知祭院与行政院（或可称知政院）亦承此意，不因于两者的权限划分，却两者乃是生长舒发的一树条理，故可以参错为政而不相犯。王制里譬如教育，即春官也管，夏官也管，兵赋是秋官所管，而夏官也管，像梅
枝的要撩乱了而不乱。
今时设立知祭院，职司的性质上仍是《周礼·春官》的，分别如左。
一、复兴郊祀，襄助元首行祭，并敷教民间季节祭祀，而行左列五事：
二、恢复农历正朔，为重节气。而阳历则惟以为对国际的外交上，与通商上之用。
三、正服色。中国要有自己民族的衣冠。
四、掌史馆。定历史上文明的正统。
五、正音乐。
六、正自然观。
七、统一天下的学问。
为司掌上述事项，知祭院于院长之下设有礼官、乐官、历官、史官、服色官、学官等。其中学官是采取对大自然的现象的新发见与其他学问上发见的新知识，而知其故。如老聃司马迁皆是当时最高的新知识人。孔子亦然。拿现在的事来说是，今世纪素粒子与天文学上的大发现及史学上古文明国出土史料，便是要有懂得《易经》与《尚书》的学官来说明其故。
知祭院管这些事，与行政院的教育部及别的部多有关系。现在的行政也是好多事是由有关部会汇同或分工办理的，但那是依于权力的构造，不然就是相补性的，而知祭院与行政院的则要是生在一体的。我在这里所提的只是草拟，将来正式制定纲领时，还是要依据《周礼》朝廷是天官与地官，与民间是王官与王民的制度的原则而新之。而现在国会之与政府则是相补性的，不好。至其政党，那又只是搭建政治的棚架。西洋的政治学不能想象还可有知祭院与行政院的是生成的一体。
我们今日要细细玩味《周礼·王制》的朝廷与民间，拿现代的新鲜的眼光来看。周朝的民间，譬如说一乡一邑，是王官与王民一同来做灌溉工程、耕作与蚕桑、学校、兵赋、社祭、乡饮酒礼乐等。王官必是士，而政治是教化，王官是好比学校的先生教导学生作业似的发动并参加王民来做这些。其后周礼虽废，周汉以来的新制度里亦还是继承此精神，上头是天子春耕籍田、皇后亲蚕，为万民倡，日本的天皇与皇后今尚行此礼，下头民间是应着时节，总开始春耕的第一日，太守与县官必定到场参加，礼式上要先由官扶犁耕一畦带头。《牡丹亭》里即有为杜丽娘之父杜太守春耕临场的风景，此时正是桃红柳绿，田头都是鼓声与饷耕的热闹。
此与西洋的不同是，如拿经济来说，西洋的或是放任的自由经济，或是国家管理的，乃至国家直营的统制经济，美国式的，苏俄式的，皆是讲的统治方法与效能，而中国的则向来政治是教化，产业亦是生在世俗人情的深厚与周遍里。西洋的政治是有关权力统治的要干涉，无关权力统治的则不干涉，如不干涉国民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即其政治并不遍在。而中国的政治则遍在，却不是干涉而是教化，所以不只是灌溉兵赋等事情上，还有行祭祀，行乡饮酒礼等亦是官与民一同。
西洋的政治是干涉，所以现代社会只觉处处碍着政府，又靠着政府，动一动是税，国民都被编入了国家的总雇佣劳动体制里。而以前中国的政治是教化的，其实更是遍在于民间的生活的全面，却使人不觉得有政治，倒像是天高皇帝远，不受人管。好的政治是像带子系得好，不觉得有带子。
中国的是基础在祭政一体，故能行于大自然之理，而生于人情。
百事皆举，而一似无为。而西洋的那种权力政治，则于身体是异物。
而今日我们来再建中国的礼乐政治，是先要从文化运动做起。
今日先要正学问
一
读南北朝史，晋末五胡乱华，其中成气候者如北魏，是有高允等劝农桑，兴学校。苻坚也是有王猛教其劝农桑兴学校。而其他如刘渊石勒等不知为此，所以都是像飘风不终朝。晋朝亦不但以王谢风流闻名，王导等也是兴农桑与学校打了东晋的基础的。因想起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只知爱一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却全不去想到魏吴蜀如何兴农桑与学校。而其他黄巾与袁术等则皆因没有做这些所以随即都败亡了。
小时候如此读书尚可以，更误人的是宋儒的影响，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多是不知时务，成了像贾政与《儒林外史》中人，及至挨了西洋的耳光，才知原来是还有政治学，经济学，要讲物质，自己既一向没有，就都依了西洋的，照西洋办学校，照西洋搞政治，照西洋搞经济，学也学不及，追也追不及。大家争正统，却是争的西洋的正统，彼时惟有孙中山先生立起了中国的正统。但是大家也不了解。
中国的事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政治制度是孙先生给起了草稿，今有着个五院的中央政府，
经济亦孙先生给起了一个草稿，今可是惟存原则，未立制度，现行的经济制度多只是依照西洋的。我们前面已说过要设立知祭院，这里还要来说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的产业制度。以及正学风。
过去史上承大乱之后，建国的顺序是劝农桑，兴学校，但现在却是要正学风在先，因为今时中国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思想为思想，这点不教正之，中国的问题无从谈起。
二
今时要正学风。还有是正学制。
正学风是以今世纪的学问上的新发见，来见证中国文明，更以中国文明来统一天下的学问。目前先要做的建立新的常识：
一、生灭变易的宇宙观二、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正统的历史观三、行于逻辑而有逻辑以上的创造观以上三项，今若得政党来发动成立研究班，分批招集学校与出版界传播界文化人施以再教育，可以收效最速，又如果知祭院成立，这就可由知祭院来做。但是现在只可由“三三”来作为一个文化运动的方式来开始。
三
还有正学制，则是要把学校分为二种，一般的学校与士的学校。士的学校是譬如现在亦有党务人员养成所与军政大学，但士的学校的教学，是要以中国的经书为本，而于天文、数学、音乐、物理学、文章美术皆知其最高之意，与知民间之现实，天下的形势与兵机，而归结于对应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以行于礼乐政治，乘历史的气运变化以日新。士的学校是要如此的育成以士为政之士。
而其他一般的学校，则为育成一般生活技术与工艺之人，如农业学院、科学学院、美术学院、商业学院等，但亦皆要有必修课教其知有中国文明与伦常礼义的人世，自小学至中学即要培养其知对大自然的感欣，与对人对物的好情意，再教以今时的一般的正确的常识，以之为生活的新鲜，觉与理知，此是国民的基本教育，士的学校与一般的学校皆要有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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