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目前的立场上，我很难说保留手臂是个正确的决定。鉴于它有限的功能和它一直带给我的疼痛，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而且我现在对决策瑕疵问题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怀疑保留手臂这件事，从成本–效益的意义上来说是个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影响我作决策的因素。首先，我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两种有关的心理因素，我们称之为“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感”。在这两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一般过高估价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把失去它看做损失。损失在心理上是痛苦的，因此，我们需要有许多额外的激励才愿意放弃某些东西。禀赋效应使我对手臂的价值估价过高，因为它属于我，我对它有依恋，而损失厌恶感又使我难以放弃，即使放弃它是有道理的。
第二种非理性影响称做“保持现状偏见”。一般来说，我们愿意保持事物现状；作出改变既困难又痛苦，我们宁愿如果不改变就尽量不变。在我的这个具体例子里，我宁可听之任之【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决定一旦作出后悔莫及】，凑合着保留手臂，不管它损伤得有多严重。
第三种因与人类怪癖和决定的不可逆转有关。事实表明，进行一般选择已经够困难了，不可逆转的选择就更加困难。我们为了买房子或者选择职业长时间地绞尽脑汁，因为我们对未来知之不多，难以决断。不过，要是我们知道决定一旦作出，就会木已成舟，你再也不能换房子或者改变职业，你会怎么办？如果一旦作出选择，你必须终生接受，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这样的选择令人望而生畏。对我来说，一旦决定作截肢手术，就会永远失去手臂，一想到这点，我就踌躇犹豫，难下决心。
最后，我想到失去前臂和右手的长远影响，我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最终适应这一变化。如果用钩子或者假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人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想和别人握手怎么办？做笔记或者与爱人亲热呢？
你看，假如我是个完全理性、精于计算的人，对自己的手臂没有一丝感情依恋，就不会为禀赋效应、损失厌恶感、保持现状偏见与不可逆转的决定而苦恼。我就会准确地预料到装了假肢后我的未来会怎样，因此对自己前景的看法就会与医生们不约而同。假如我真有那么理性，我就会理所当然地听从他们的忠告，并且最终也会适应新装的假肢【如同我们第六章里讨论的那样】。但是我并非那么理性，我坚持保留手臂--结果是做了更多的手术，带来了更多的不便，经受了更多痛苦。
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故事里的老生常谈：“要是我早知道会这样，那该多好啊！”很明显你会这样问我：如果你认识到当时的决定是错的，现在为什么不把它截掉呢？
同样，这也存在几个非理性的理由。第一，只要一想到回到医院治疗或者做手术我就直打怵。实际上，直到今天，我到医院去探视病人，只要闻到那里的气味就会唤起我的回忆，精神上又背上了沉重负担。【你可能猜得到，我最怕的事情就是长期住院。】第二，尽管我能够理解和分析自己的某些决策偏见，但我仍然处在它们的影响之下。它们对我的影响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你要是想争取更好地决策，必须牢记这一点】。第三，多年来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双手尽量恢复正常，每天忍受疼痛，想尽办法克服种种局限，我已经深深地陷入“沉没成本误区”。回顾所有的努力，我不愿意让这一切付之东流，便下决心要继续下去。
第四，受伤后经过了20多年，我已经逐步把自己的决定合理化了。正如我注意到的，人是无比奇异的自我合理化机器，从我的案例中，我可以讲出无数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例如，有人碰到我的右臂时，我会感到奇痒无比，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说服自己，这种独一无二的敏锐感觉，足以让我在触觉领域里享有独特的体验。
最后一点，保留手臂还有个理性的理由：多年以来很多事物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我本人。青少年时期--事故发生以前--我面前可选择的道路很多。因为受伤，我多少会根据自己的局限和能力选择与之适应的婚恋和职业道路，并且摸索出相应的生活方式。如果18岁的时候我决定截肢并且安装手钩，我所承受的局限和能力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例如，我可能学会使用显微镜，因此我可能成为生物学家。但是现在，人近中年，我在现有生活的规划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应投入，再进行大的变动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作出利益攸关、改变生活的真正重大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都容易受到形形色色、难以克服的一系列决策偏见的影响。这些偏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光顾我们的机会也比我们意识到的多得多。
专家与政策的非理性
在前面的各章里，我们看到了非理性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如何发挥作用：习惯、择偶、工作积极性、捐款方式、对物品和思想的依恋、适应能力，以及报复欲望。我认为可以把人们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总结为两大教训和一个结论。
1】我们拥有多种非理性倾向；
2】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些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行为的原动力。
因此，我们--我是指你、我、公司企业，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对自己的直觉保持怀疑的态度。如果只是按照直觉和常规想法做，或者按照习惯处理--“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们还会继续犯错误，结果是把大量的时间、劳动、感情、金钱扔到了原来【经常是错误】的那个不知名的世界去了。如果我们学会质疑自己，挑战自己的信念，就可能真正地发现我们什么时候会出错，错在哪里，并且改善我们的爱情、生活、工作、创新、管理和治理的方式。
那么，我们怎样对直觉进行测试呢？这里有个历史悠久、久经考验的方法--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圣经》描述的时代，我是从艾尔·罗斯的实验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在《圣经·士师记》的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基甸的人与上帝的一段简短对话。基甸是个不轻信的家伙，他无法确定和他谈话的到底是上帝，还是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声音。于是，他请求上帝在一团羊毛上撒一点水：“你若照着所说的话，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基甸提出的是一种测试：如果和他谈话的真是上帝，他【她】就能把羊毛弄湿，同时让禾场其余的地方保持干燥。后来怎么样了？次日早晨，基甸起来，将羊毛挤一挤，结果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不过基甸是个聪明的实验者。他无法断定这一切是不是巧合，这种露水是不是常有的事，他只要把羊毛留在禾场上过夜是不是都会这样。基甸需要的是对照的条件。于是他请求上帝恩准他再试一次，不过这一次他使用了另一种实验方式。“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结果基甸的对照实验方式又成功了。看啊，禾场上到处都有露水，只有羊毛是干的。基甸得到了他需要的所有证据，他也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实验方法。
与基甸的实验相比，考虑一下医学数千年来的实践历史。医学一直是依靠传承智慧的职业；远古时代，早期的行医人依靠的是他们的直觉，再加上年代久远、世代相传的智慧。这些早期的医生把他们积累下的知识传给了后世。从来没有人教导医生怀疑自己的直觉或者让他们进行实验；他们主要依赖自己的师傅。一旦出徒，他们对自己的知识就有了至高无上的信心【现在，还有很多人继续这样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做了一次又一次，即使他们看到有些证据表明这样做可能存在问题。
传承医学智慧走入歧途，我们拿水蛭治疗举例。几千年来，水蛭被用来放血--人们相信，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四大体液【血、痰、黑胆汁和黄胆汁】恢复平衡。因此，这种软的扁平形状的血吸虫被当做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从头痛到肥胖，从痔疮到喉炎，从视力紊乱到精神失常。到了19世纪，水蛭发展成日进斗金的大生意。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进口的这种特异生物数以亿计。事实上，由于医用水蛭供不应求，水蛭几近绝种。
我们假想你是一名19世纪的法国医生，刚开始行医，你“知道”水蛭有疗效，因为，这种疗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用，而且“很有效”。你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信心从另一名医生那里得到加强，他“了解”水蛭疗法有效--他的了解或者来自自己的经验，或者来自传承的智慧。这时，你接待了第一个病人，假设这位患者膝盖疼痛。你把一条黏糊糊的水蛭覆盖在他的大腿膝盖上方，给膝盖降低压力。水蛭给病人吸出了血，减轻了膝关节上部的压力【或者你这样认为】。吸血完毕，你让病人回家，告诉他休息一周。如果他不再来找你，你就断定水蛭疗法是成功的。
不过很遗憾，你们那时还不能受益于与现代的科学技术，你不可能了解病症的罪魁祸首是软骨撕裂。休息的作用，医生对患者的关注程度在患者精神方面所受的影响，以及其他形式的安慰疗法可能起到某些作用【有关安慰疗法，我在《怪诞行为学》一书中作过专门论述】，也都没有进行过实验。当然了，医生都不是坏人；正相反，他们既善良，又有爱心。他们中多数人投身这一事业就是为了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善良，还有尽力帮助每一个病人的愿望，使他们难以牺牲某些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在他们身上进行实验。
还是拿你举例，假如你是位19世纪的医生，你会相信水蛭疗法有效，你会进行实验来测试一下你的信念吗？这样的实验会以多少人的痛苦为代价？为了使实验严密、可对比，必须把相当一部分病人从水蛭疗法转换为对照疗法【比如说，用一些与水蛭相似的虫子，咬人时会和水蛭一样疼，但是不会吸血】，你会这样做吗？什么样的医生才会把病人弄去作对照治疗，剥夺他们享受真正有效疗法的机会？什么样的医生才会设计出所谓的对照疗法，让病人同样受罪，却得不到受罪后可能换来的痊愈后果？而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验证这种疗法是否真的像他认为的那样有效？
我想说的是：让人们--即使是他们经过医学专业训练--承担进行实验的成本是不近人情的，特别是他们发自本能地感觉他们的做法或建议是有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介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要求必须有证据证明医疗和药物安全，并且有效。尽管工作烦琐、昂贵、复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仍然是要求有关医药的组织进行实验的唯一国家机关。多亏了这些实验，现在我们了解到某些儿童咳嗽药疗效不佳，而风险却很高，手术治疗下背痛在很大程度上不起作用，心血管修复和支架置入手术并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抑制素确实可以降低胆固醇，但不能防止心脏病。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许多治疗方法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有效。毫无疑问，人们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可能有，也确实存在抱怨。但是多种积累起来的证据表明，它的利大于弊。
实验是判别正确与错误的最好方法，但人们对它的重要性似乎还有争议。我还没见到任何人想废除科学实验，提倡主要依赖本能的感觉和直觉。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实验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特别是事关工商业务或公共政策的重大决策的时候。坦率地说，工商人士和政客们作出种种假定时的大言不惭，他们对自己直觉似乎充满着无限自信，都经常令我莫名惊诧，感叹不已。
但是，政客和工商人士也都是人，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存在决策偏见，他们面对的决策与医生治病一样容易出现判断错误。因此，显而易见，在工商和政治领域难道不是同样亟需系统实验吗？理所当然，如果我要挑选公司进行投资，它的各项基本假定都必须经得起系统测试。想象一下，比如一个公司，它的领导人真正了解顾客的愤怒，懂得真诚道歉能够减少摩擦【就像我们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公司的盈利会增加多少。如果公司的高层经理们懂得工作自豪感的重要【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他们雇员的生产力会有多大的提高。想象一下，如果公司不再给高管们支付过高的奖金，认真考虑薪酬与业绩的关系【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公司的运作效率会有多大的改善【且不说人力资本的重大收获】。
遇事多进行实验的方法，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同样适用。政府解决问题总喜欢使用覆盖一切的政策，从银行救助到家庭节能计划，从农业综合企业到教育，都没有经过实验的测试。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7 000亿美元的银行救助方案是最好的办法吗？用金钱鼓励学生考高分、提高出勤率，以及在课堂上好好表现是激励他们学习的正确方法吗？规定在菜单上标明卡路里数就能够帮助人们作出更健康的选择吗【迄今为止数据显示它不能】？
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我们认识到，尽管对自己的判断有充分的信心，直觉毕竟是直觉，这样岂不更好？我们如果想改善公共政策和制度，就需要采集更多人们实际行为方面经过验证的数据，不是吗？我觉得，与其在功效不明的项目上动辄花费数十亿美元，不如先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实验，有时间的话，再做些大一点的实验，这样做才更为明智。
正如歇洛克·福尔摩斯经常指出的：“没有数据就形成理论是极大的错误。”
说到这里，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如果把人类放到一个谱表上，一端是超级理性的斯波克博士，另一端是经常犯错误的霍默·辛普森，尽管不愿意承认，我们还是靠辛普森近一些。事实如此，我认为克服认知局限义不容辞。正如我们使用安全带预防事故伤害，多穿衣服防寒一样，在思维和推理的能力上，我们需要清楚自己的局限--特别是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无论作为个人、公司企业，还是政府官员。发现错误并且找到各种克服它们的途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进行实验，采集并且仔细研究各种数据，对比实验条件下和对照条件下的不同结果，然后找出原因所在。如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说过的：“除非我误解了它的性格，我们的国家需要，并且要求大胆而持久的实验。有了办法就拿来试验，这是常识，失败了就坦率承认，再尝试其他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尝试。”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同时热切地希望你能够怀疑自己的直觉，自己开展实验，力求更好地决策。提出问题、不断探索、刨根问底。对自己的、公司的、雇员的、其他公司的、政府部门的、政客和政府的行为都问个为什么。如果这样做了，我们都可以发现克服自己某些局限的方法，社会科学的伟大希望也就在这里。
多年后我在运动员中进行了实验，发现数数可以增加忍耐力，倒着数作用更大。
我并不是说多年来医疗从业者没有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确实发明了卓有成效的治疗方法。我要说的是，有些长期使用的治疗方法没有经过充分实验检验，不仅缺乏疗效，而且危险。
ww w.xＩ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