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不同，如果你当时看的是《六人行》片段，由此你接受了对方不公平的提议【同样，当你把原因归结为提议本身，而不是影片片断时】。作为“发送人”，你可能这样想：“我接受7.5美元的分配提议，因为我觉得它还可以，现在对方应该和我一样，我这样分配他也会接受，因此我还是照7.5∶2.5的比例来分。”这就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机制的一个例子。回忆起你的行为，你就把它归纳到更广义的原则上，然后顺着同一条道走下去。你甚至还以为对方也会和你同样行事。
实验的结果更倾向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最初的情绪会长时间地发生影响，即使角色调换了也是如此。“愤怒”一组的“发送人”较多地发出更公平的分配建议，“高兴”一组的“发送人”发出的提议以不公平分配居多。
实验的结果告诉我，情绪对于决策的具体影响背后，复合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可能更大。如果只是单纯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在发生作用，那么它的影响就会仅限于我们重复做出的那一类决策。但是，复合形式自我羊群效应的影响表明我们在短暂情绪基础上作出的决定能够影响到相关选择，以及其他的领域。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新的环境，作出的决策有可能会产生自我羊群效应，就需要特别谨慎，尽量作出最好的选择。我们立即作出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当时发生的事情，还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关系到一系列的有关决策。
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
我们在实验中力图寻找性别方面的不同，但几乎没有发现。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在决策问题上不存在性别差异。我猜测最基本类型的决策【我研究过的有关决策的案例中】，性别的影响不大。不过，我确实认为，当我们研究的决策类型越来越复杂时，就会观察到性别的差异。
例如，我们把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变得更加复杂，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对待不公平分配提议反应的方式上，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别。
假想你在游戏中是“接收人”，收到了一个16∶4的不公平分配提议。与其他游戏一样，你可以接受提议得到4美元；或者拒绝接受，你和对方连一分也拿不到。不过，除了这两种选择外，你还可以从下面两种解决方式中选择一种：
1】你可以选择3∶3的分配方案，就是说你们得到的比原来都少，但是“发送人”损失得更多【原来的分配比例是16∶4，你放弃了1美元，而对方损失了13美元】。而且，你接受3∶3的解决办法，还可以教训对方应该公平处事。
2】你可以接受3∶0的解决方案，就是你拿到3美元，对方受到惩罚，一分也拿不到--让对方感受一下“贪心不足蛇吞象”的结果。
我们在性别差异方面又有什么发现？总的来说，男人无论在愤怒，还是高兴的状态下接受不公平分配提议的比率都比女人高50%。我们在观察替代解决方案【3∶3或3???0的两种分配比例】情况时，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参与者在高兴状态下，情况没有变化；女性接受3∶3方案的比率略高，选择3∶0报复方案的人中间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那些观看过《情系屋檐下》并写过自己生活中类似经历的参与者中间，情况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处于愤怒状态下，女性倾向于选择3∶3方案，而多数男性则倾向于选择3∶0的报复方案。
总的看来，这些结果显示，女性从一开始就更可能拒绝不公平分配提议，但她们的动机比较正面。女性选择3∶3方案的比选择
3∶0方案的人数多，女性在生气的状态下想教训对方平等与公正的重要性。从上面例子，我们可以推导出，她们大致是向对方说：“双方都拿到同样多的钱，难道不更好吗？”相比之下，盛怒之下的男性选择3∶0方案的比选择3∶3的人数多--他们想说的大概是 “去你的”。
独木舟与夫妻关系
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学到了些什么？事实表明，情绪很容易影响决策，即使情绪与决策本身毫不相干。我们还学习到情绪的影响比它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且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决定。
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作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在我们进行同样决策时，而且在作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
要记住，影片片段对情绪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是人为制造的。观看电影里愤怒的建筑师，根本无法与现实中和配偶或孩子争吵，或者老板的斥责，还有因超速被警察拦下这些事情相提并论。因此，我们感到恼火或者厌烦【或者高兴】时作出的日常决策，对我们未来的决策可能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爱情关系最充分地展示出情绪层叠的危险【尽管教训普遍适用于各种关系】。夫妻二人试图解决问题--不论是讨论【或者争吵】金钱、孩子问题，还是晚饭吃什么，他们不仅是在讨论问题本身，他们还同时在形成一套行为功能，这套行为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决定他们互动的方式。
当各种情绪，即使与讨论内容毫不相干，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讨论过程，这足以改变沟通模式--不仅在短期内，即我们当时的感受，而且从长期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些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举个例子，妻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过得都很不痛快，晚上回到家后她的情绪糟透了。家里乱七八糟，她和丈夫都是饥肠辘辘。她一进家门，坐在电视机旁边的丈夫迎面问道：“你回家的路上就不知道顺便买点晚饭带回来吗？”
她几乎忍受不住了，不自觉就提高了声音。“你看，我刚开了一天会。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给你开的购物清单吗？你忘了买卫生纸，奶酪也买错了。你让我用切达干酪怎么做帕尔玛茄子？为什么你就不能出去买晚饭呢？”事态急转直下。夫妻二人越吵越厉害，直到睡觉时，两人的心情也没有好转。后来妻子容易发火的脾气演变成了经常的行为模式【“看，你要是早5秒钟提醒我换道，我也不至于错过了这个路口转弯”】，这种状况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下去。
既然完全避免有关和无关的情绪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否有办法避免夫妻关系这样恶化呢？最简单的一条忠告是，选择一位不会造成这样螺旋下降的伴侣。当然了，你可以寻求数以百计的选配方法，从星象学到统计学，但是我认为你只需要一条河、一只独木舟、两只桨。
我每次去划独木舟，总会看到夫妻或情人因为无意中把船弄得直打转或撞到石头上而争论不休。独木舟看似容易，真正划起来却不简单，因此很容易把夫妻带到战争的边缘。我和一些夫妻一起喝酒或者去他们家吃饭，很少遇到他们发生争论，这不完全因为人们尽量要做到举止得体【说到底，难道两口子在划船时就不想举止得体吗】。我认为，这与人们有关平日正常活动的既成行为模式有关【当着生人在饭桌上激烈争论，在大多数家庭中都是绝对禁止的】。
但是一到了河面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没有现成的规则，河水流速及流向无法预测，独木舟一会儿漂流，一会儿打转，很难预见和控制。【生活也是一样，充满着意外的压力和障碍。】前后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如果你想使用专用术语，那就是船首与船尾】。在这种环境下，倒是有充足的机会建立和观察新鲜的行为模式。
如果你是夫妻中的一员，划船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只要船不听话，你们是否就会互相埋怨【“你难道就没看见那块礁石”】，你们是否会一直吵得不可开交，弃船跳水，游到岸上，整整一个钟头谁也不理谁？或者，你们碰到了礁石，会不会一起找原因，弄清谁应该注意什么，同心协力继续前进？
这就是说，在确立长期关系之前你们应该首先寻找一种环境，那里没有现成的社交规则，来探索你们在其中的共同行为【例如，我认为男女双方在决定结婚之前应该先规划他们的婚礼】。还有，应该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导致关系恶化的行为方式。一旦观察到早期的警示迹象，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绕开不理想的路径。
最后的一条教训是：不管是划船时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先冷静下来，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否则，我们的决定将来一定会碰壁。最后，如果你有意和我一样计划给别人补课，一定记住我那一次是怎样决定作出反应的。我并不是说我以后还会这样做，不过，人一旦被情绪控制，谁能说得准呢？
关于其他形式的自我羊群效应对我们的影响，请参阅《怪诞行为学》第二章。
对于独木舟的测试，我还没有进行必要的、正式的实验加以验证，所以不敢说一定正确，不过，我觉得我的预测十有八九是准的【当然，我完全认识到人类都有过分自信的偏见】。
非理性的教训：
为什么一切决策都需要检验？
是什么在左右我们作出重大决策？
人类都得意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思维是客观、理性、合乎逻辑的。我们作出的决定都基于推理，这一“事实”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决定投资、买房子、为孩子选学校，或者求医问药，都以为自己作出的决策是最佳的。
有时确实如此，但同时也是认知偏见经常把我们带入歧途的原因，特别是我们需要作出重大、困难、痛苦的抉择时。为了展示这一点，让我先拿自己的个人经历举例，来看一看我本人在几种偏见引导下作出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的后果至今影响着我每天的生活。
你已经知道，我在事故中受伤，身体损坏非常严重。身上多处烧焦，并且右手一部分已经烧到了骨头。我入院后的第三天，一个医生来到我的病房告诉我，我的右臂肿得厉害，体内压力太大，致使血液无法流向手部，必须立即动手术才有一线希望保住它。医生整理着器械盘，里面似乎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把手术刀，他解释说为了降低压力，他必须把皮肤切开进行引流手术，并且消炎。他还对我说，因为我的心肺功能都很差，手术过程中不能使用麻醉剂。
接下来的治疗过程，没在中世纪生活过的人根本就无法想象。一个护士把我那血肉模糊的左臂连同肩膀固定住，另一个护士用全身重量压住我的右肩和右臂使它不能活动。我眼看着手术刀划开我的皮肤，从肩部慢慢向下切，缓缓地向肘部撕开。我感觉医生似乎是用一把生锈的钝锄头把我整个人切成两半。剧烈的疼痛难以想象，我只能大口地喘着粗气。接着又是一下，这一次是从肘部开始，往下一直划到手腕。
我一边叫喊，一边求他们住手。“疼死我了！”我叫道。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他们就是不肯停下。“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声嘶力竭，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们只是死死地把我按住，我一点儿也动弹不了。
最后，医生告诉我马上就完了，后面的手术很快就会结束。他教给我一个办法对付疼痛的折磨：数数。他让我从1数到10，越慢越好。1、2、3……我感觉时间放慢了，整个人已经被疼痛吞噬，能做的只有慢慢地往下数，4、5、6……疼痛一会儿转到上面，一会又到下面，他继续在我胳臂上又切又划；7、8、9……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皮肉撕裂的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的折磨，还有那漫长的等待……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数到了“10”！
医生收住了手术刀，护士们松开我。我感觉自己就像古代的骑士，勇敢地战胜了肢解的苦难，已经筋疲力尽了。“很好，”医生说，“我在你的手臂上切了4刀，从肩部到腕部；之后还有几处，然后就真的做完了。”
我想象中的骑士一下子瘫倒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地说服自己坚持挺到了最后一刻，确信从1数到10，一切就会结束。我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疼痛--几秒钟以前似乎还能对付--立刻被无边的恐惧所包围。我还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求求你，你让??怎么都行。请停下！”我哀求着。但是毫无用处，他们把我按得更紧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最后一次恳求，但是医生好像没听见，继续在我的每一根手指上切割。整个过程中我倒着往回数，每次数到10，就把它喊出来。我数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他终于停下。我的手敏感得难以置信，疼痛无休无止，不过，我意识到我还活着。我一边看着自己流血的身体，一边哭喊着，他们把我丢开走了，让我自己休息。
那时，我还不了解这次手术的重要性，也不懂让手术中的人数数为什么可以减轻疼痛。那位医生不顾同事们的反对，冒着很大的风险想保全我的胳膊。那一天他确实让我吃尽了苦头，多年后我还记忆犹新。不过他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几个月以后，另外一组医生对我说，我历尽痛苦保存下来的胳臂恢复的情况不好，最好的办法是从肘部以下截肢。我对这个主意本能地加以排斥，但他们冷静、理性地把事实摆在我的面前：用一根钩子代替我的前臂和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我的疼痛。这样还可以大幅度减少我的手术次数。钩子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一旦适应了，其实比我受伤的手还好用。他们还说，我也可以配假肢，戴上它不会像铁钩【霍克】船长那样邪恶，尽管这种假肢用起来并不那么方便。
要做这样的决定真是太难了。尽管我天天要忍受痛苦，行动也不方便，但我仍然难以割舍自己的手臂。我根本无法想象失去它我该怎么生活，也无法接受我会习惯于使用一根钩子，或者一条与皮肤颜色相近的塑料假肢。最后，我决定还是要保留那可怜的、尽管作用有限、徒有虚名的手臂，凑合着能干什么就尽量干什么。
岁月如梭到了2010年。过去20多年来，我发表了许多书面材料，绝大多数是学术论文，但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长时间打字。我可能一天只能打满一页纸，尽量用短句回复几封电子邮件，要是工作量再大一点儿，我的手就会疼，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我的手指无法抬起或者伸直；要是用力伸，感觉就像骨节脱臼一般。从正面理解，我学会了高度依赖能干的助手和适当借助于声音识别软件，还逐步了解到，起码从某种程度上，怎样与日常疼痛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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