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今天，给同学们演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历史小说，也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张居正》这部书。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按计划进行，在这里谈谈《张居正》的创作。
一、我的大三峡
《张居正》动笔伊始，是1998年，正值我们国家的三峡工程开工。当时，我写下的第一行字是“我文学生涯中的大三峡工程也开始了。”
我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写《张居正》。动笔之前，我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我已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明史。从1998年开始，再花五年将《张居正》写完。
所谓君子行必有方，动笔之前，我于98年清明节独自驱车到荆州去寻找张居正的坟墓。张居正是江陵人，他的墓地在沙市近郊。荆州沙市合并后，这坟墓便在荆州城内。可是，当我费尽周折找到这座坟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块残碑，一杯黄土，荒草林立，周围是一个巨大垃圾场。比这景象更可怕的是，我走进荆州城中，问了许多人，皆不知道张居正的坟墓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张居正这个人。
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苍凉感。这个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在中国宰相系列里如此辉煌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家乡的后代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坟前，按照最民间的方式，烧了一点纸钱，并且轻轻告诉他，“我要把你复活！让我们这个善于健忘的民族，重新记住你。”我认为，整个民族对我们列宗列祖精英人物的失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我对他（张居正）说：“你很孤独，但不悲哀。活着的人才是悲哀的。”我们的后代子孙离历史再遥远，也没有理由忘记列宗列祖。如果忘记他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身份与记忆。给他烧了纸钱之后，当天我就返回武汉，晚上，在孤灯之下，我开始了《张居正》的写作。
二、为什么选择张居正
我始终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为什么我要选取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呢？
90年以后，我一度非常苦闷。中国的改革走到当时那一步，可谓举步维艰。我总在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与我们今天改革相似的地方？怀着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兴趣，我顺着历史的轨迹，一层一层往下看。结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从秦始皇到光绪皇帝，历史上的皇帝系列，几乎走的是江河日下的路线，中间尽管有几次中兴之象，如汉武帝、唐太宗，但整个大的曲线走势是由高到低。
可是从李斯到翁同和这样一个宰相系列，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为什么皇帝系列江河日下，而宰相系列始终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准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皇帝是世袭制，生下来你是太子，你就是皇帝。但中国宰相没有世袭制，只能一步一步依靠自己的才能干上去，所以，每一个宰相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奋斗出来的。对宰相而言，竞争机制和遴选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
同时，我认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这两种人，在我们中国，是大量存在于宰相而非帝王。但综观90年代的小说、电视，为什么他们偏偏大量写皇帝，而且误导我们的读者，以为我们的历史都是帝王创造的呢？
与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帝相比，从整体上看，我觉得宰相的政治智慧要高出很多，这是他们在几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国务活动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不仅知道国情，也知道民情。基于这种分析，我就决定要写出一个宰相之杰来。
这样，我就从李斯到翁同和这样一个宰相系列中去找，找到了几个。在这几个中间，反复比较。比如王安石、商鞅、赵普、张居正、诸葛亮。所有这些人，我以为对今天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张居正。因为他领导的万历新政，是一场经济改革。同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
找到这个人物之后，我就对嘉靖、隆庆、万历这3个皇帝进行研究。嘉靖在位45年，隆庆6年，万历48年，明代17个皇帝，273年国祚，这三个皇帝在位时间就占99年。他们的统治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五年的时间，我花了三年研究嘉、隆、万断代史，后两年的时间，我研究张居正。研究完之后，我就决定动笔。
三、在历史与小说之间
一开始，我就学姚雪垠先生做了很多资料卡片。大约是1983年，我去见姚老，姚老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小熊啊，你现在只写了一首诗（指《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一首诗能定乾坤吗？不行的。你死后，有没有给你垫后脑勺的作品啊？雨果有《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有《战争与和平》，我也有《李自成》啊！你那薄薄两张纸能垫吗？”
这句话可谓一记棒喝，让我心灵颤动。是啊，这首诗也就两百多行。不过两张纸，垫不起来。但我年轻气盛，有点不服气。我当时脱口而出，“姚老，我一定搞个砖头出来！”姚老说：“行啊，试试吧！”但我听出他的口气，是不相信我能写出个砖头来的。就是我与这位老作家这次不经意的谈话，奠定了我这一辈子要奋斗出这样一部作品。
选取这个题材之后，我就问了许多文学界的同行。许多人都问我：“张居正是谁？”我的文学界的同行，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张居正这个人，对今天的大众而言，过于生疏。但我认为，正因为大家对张居正不知道，所以我更有责任把他写出来。
话虽如此，但我心底清楚，要想让大家通过我的书知道张居正，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在我之前，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写了《张居正大传》。这本书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但这个影响更多局限于学术界，不能走向民间。我想，怎样才能让张居正走向民间呢？
动笔之前，我雄心万丈。但真正动笔之后，我才感到了困难。怎样把历史变成文学，这个阶段最难把握。历史小说，我认为，首先必须得有历史。然后不但有历史，而且还要有小说。这两者都有，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创作的大家中，我认为唐浩明先生是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他的小说更多介于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之间；二月河的小说则徘徊在历史小说和历史传说之间；《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卷都写得很好，但后来的几卷，明显受到了姚老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这不能怪姚老。姚老学养很深，是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导致他文艺的扭曲以及历史观的失误，即便这样，姚老仍是值得推崇的大家。
第一卷从1998年4月开始，到11月底完成，写了38万字。写完之后，我就送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他看过后说，“这本书可以出版了，你只要再把两个地方稍改一改，就可以排印。”经过修改，已快过春节了，但我心里没有底。我就打印三份分别送给三个人看看。他们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名教授、省政府的一个处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下岗工人。半个月之后，三人分别给我答复。教授对我说，“你这本书学问大，对各类事情考证得很详细。”那个处长对我说，“我觉得你对官场的描述，没有二月河好。”下岗工人则对我说，“这本书，我硬是看不下去。我要看懂你这本书，非要读个大学。”
我一听——完蛋了。三个人的答复没有一个是肯定的。过完春节，我给周百义打电话说：“这本书，我得重写。”他说：“你也不必重写，只需要修改几处。”我说：“你也不必同情我。这是我的大三峡工程。我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
1999年一整年，我写了第二稿。写完后，我自己激动了。再拿去给周百义和上述三人看了。那个下岗工人看完之后最先把书交到我家，对我说：“下面怎么搞啊？”我说“你看懂了？”他答道：“这几过瘾啊！怎么看不懂呢。”那个官员对我说：“你这个官场写得精彩，而且准确。”那个数学教授对我说：“你的第一稿，我得坐在书桌上看。现在，我坐火车也可以看了。” 周百义则说：“你看这个封面怎么设计啊？”第一卷出来之后，评论界也包括今天在座的昌切教授都给了我很高的鼓舞和激励。
为什么第一稿失败了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满脑子都在历史堆里打转转，却忽略了小说的特性。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而还应该是小说。认识了这个问题后，我的构思就大胆起来，行文也变得泼辣了。第一稿38万字，我最终只用了2万字。第二稿，也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我是一气呵成，但开头却让我颇费功夫。小说开头非常重要，人家看了十几页，还没进入情节，就肯定不想往下看了。有人对我说，150万字的长篇，你开头哪怕沉闷一点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必须两千字之内，就让人感到好看。再就是小说情节的设计，写张居正改革，到底是从他当上首辅写起，还是从次辅写起？
华中师范大学的吴量恺教授建议我从隆庆4年写起。隆庆4年，张居正和高拱亲如兄弟，两人以怀柔政策共同处理蒙古王子的降汉事件。这件事情，历史上的意义非常巨大，但如果将此事写在小说里是非常不好看的。因为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蒙古归顺也不构成矛盾。历史学家根据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分量、意义来定高下，是完全正确的。但作家眼中的历史，却要看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文学中的典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小说情节而启迪我们的读者。所以，我认为历史学家和作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进入历史，侧重点不一样。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从隆庆皇帝驾崩前3个月前写起，具体说，从隆庆皇帝闰二月十二日那天早上发疯开始。但是，如果单写隆庆皇帝发疯，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分别琢磨，皇上发疯对他有什么影响？那么就是一个单线条。单线条的小说不饱满，不厚重。我因此加了一条重要的复线，写了广西剿匪的失利，主其事的两广总督为高拱的门生李延，而张居正全力推荐的人则是他的同年殷正茂。把这样两件事搅和在一起，就产生了悬念跌起的效果。
就为这个开头，我想了很长时间。所谓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二稿完毕之后，我问那个下岗工人，“我小说里有很多奏章、器物的描写，你看吗？”他回答“我不看，我只看情节。”但是像昌切这样的教授们，他们就要盯情节之外的地方。比如，於可训教授就盯了我一次。我写到午门早朝时，两头大象把鼻子挽起来，百官从下面鱼贯而入。他就笑，说我“这是一个人为的噱头，就是为了好看，根本不可能。”我告诉他，这个细节绝非臆造。他于是遍查资料，后来告诉我说“我找到记录了，确有此事。”
所以，小说不仅要好看，还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个真实不仅体现在情节上面，更体现在细节上面。情节可以虚构，也是文学赋予小说家的权力，但细节必须真实。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素养、功力，就体现在他对细节的大量应用上。第三卷，我写到了孔府、白云观，还有扬州的二十四桥。为了写二十四桥，我就拿着明代、清代关于二十四桥的记述，专门跑到瘦西湖上实地踏勘。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张居正》中所涉及到的每一个场景，我都认真考察过。
我也始终认为，千万不要把读者当蠢人。天下之大，世外高人多得很。你写的东西总有人看得懂，就怕你不做学问。
事实上，就小说中的描写，我常常碰到人同我切磋。比如关于明朝的奏章，就有人问我，“你这样一个奏章的方式是对的吗？”我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明朝的奏章是如何出来的。因为明朝的皇帝朱洪武文化不高，参军前是个文盲。你如果咬文嚼字，他看不懂，就会生气，就会认为是酸秀才故意耍弄他。朱元璋的口语很有趣。比如朱元璋对云南剿匪的圣旨，大意就是这样——‘你追到滇中去了，见到他时，就要打。打不着时，就要追！’正因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的奏章常常夹杂口语，也不用华丽的骈体文。
我写明朝奏章的时候，顾及到这一点。就找出一种语境、语感、关键字，将它们填充进去。读到这些奏章时，有的历史学家有些疑惑，问我，“你书中的这些奏章，我怎么没有找到出处啊？”我说，“它们在我的熊氏词典里！”
就一位作家的追求而言，我追求的不是讲故事的话本作家，我更多的是想用自己的叙事方式来复活明朝历史，包括风土人情。有人对我说：“你的《张居正》好象对女性特别不尊重。女性在你书中没有地位。”我说：“你们批评我是对的。但这个责任不在我，因为当时社会的文化型态就是对女性不尊重。我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感去投射其中。”
此外，我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既应该是历史中的人物，也应该是文学中的典型。如果真实地写出历史人物，那只能叫做历史人物传记。你既写出历史中的人物，又写出文学中的典型，那才叫历史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在历史上并无其人，或者说并没有做其事，但在文学上栩栩如生。在《张居正》中，我就想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李太后，一个宦官政治家冯保，一个平民出身的宰相张居正，让他们这个铁三角来演出万历新政波澜壮阔的史诗。冯保贪得无厌，但在大的问题上，他支持张居正；李太后非常担心他儿子的皇位，可是她的出身告诉她，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她的儿子所做的。所以，我必须研究他们为什么能联合，但不必把这些话说出来。直白与剖析是评论家做的事情，作家只能将它作为案头资料，然后化为有血有肉的情节来展现。
四、灵魂深处的一部分
最后，我再说一点。1998年清明节，我在张居正的墓前说过：“先生，我一定要把你从历史中复活！”这是我当时立下的宏愿，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个要求。我想，待我《张居正》的电视剧播出之后，恐怕就会有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了。
当时，我想我将这书写完的时候一定是半夜。那时，我可能会倒一杯酒来庆祝，因为我的大三峡可以发电了。结果，等到我写完全书，我的快乐却没有来。五年前，我遥望着五年之后，就像曾卓老师的诗——“我遥望着异国陌生的港口！”但当我从故乡启程，走到这个港口，不是快乐，却是无尽的惆怅。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字，我没有拿酒，而是自言自语道：“我们朝夕相处了十年，今天就这样分手了？”我感到故人离我而去时那种无尽的辛酸。
这个时候，我想到杜甫的一句诗“遥落深知宋玉悲，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和张居正相隔412年，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时空。我利用我的笔，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与他倾心交谈……但现在，这场漫长的虚拟的对话结束了，因此，我感到非常惆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只有当你所写的人物与你生死与共时，文学才会成为你灵魂深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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