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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自在红》 作者:熊召政

第25章 我眼中的张居正

  ——在荆州市长江大学的演讲

  一

  我第一次来荆州,是2003年冬天。那次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我省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先生,和著名的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我在这儿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去看张居正的墓园,费尽周折才找到一个满是泥泞的破败的墓地。这次来,我到荆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张居正的墓地。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墓地终于有了一点墓园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人们已经恢复了对张居正这位先贤的记忆。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能在这儿和同学们交流写作《张居正》的体会,这个意义比在任何地方都显得特殊。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家乡。张居正死于1582年。从1582年到2002年我把这部书写完,我和他之间的交流整整隔了420年的时空。因此,我每踏上荆州这个地方,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怦然心动——因为这里是张居正的故乡,是生他养他的土地。另一方面又感到惆怅——因为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岁月中把这位先贤遗忘了。然而,也正因为他的被遗忘,使我产生了写作的动力。

  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我经常想到,一个今天的湖北人和一个400多年前的湖北人穿越时空,进行一种心灵的交流,由于有着相同的楚文化基因,可能隔膜和误解会少很多。

  二

  我知道张居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下海经商,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深圳见到一个商界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和那个朋友在一起喝咖啡,谈到“改革”这个话题。他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后来都夭折了。唯独明代的张居正,他在世的时候改革是很成功的,只是在他死后才遭到清算。

  之前,我只知道张居正这个名字,并没有很认真地去研究他的万历新政。这次谈话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第二天就去翻看明史。结果发现,明史中关于张居正的记载非常简单——肯定他执政的成绩,但把他列为“权臣”。什么是权臣呢?就是一个大臣使用了自己所不具备的权力。权臣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和佞臣、奸臣、庸臣一起,作为贬义词来使用。

  后来,我不仅读到了朱东润先生对他称赞有加的《张居正大传》,也看到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他的评价。这就促使我去研究更多的关于张居正的材料。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慢慢找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张居正当首辅、实行万历新政的时候,明代已经是吏治败坏、土崩鱼乱了。它同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二是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第三是人心思变。张居正进行改革时候的明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在张居正35岁的时候,明代就已经很糟糕了。他32岁时在翰林院里面当一个六品的翰林院编修。当时是严嵩当政,嘉靖皇帝坐朝,信任并依靠奸臣严嵩。这个严嵩当了二十多年的首辅,卖官鬻爵,昏庸至极,明代的吏治在他手上,可以说是彻底地变坏。张居正看不惯严嵩的那一套,但人微言轻,对政局起不了任何影响。他眼见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就辞官回家,在荆州呆了5年。这5年的荆州生活,实际上就像诸葛亮在隆中一样。当年诸葛亮在隆中隐居,静心分析天下局势,后来等刘备前来拜访时,他不仅条分缕析地分析了天下形势,还给刘备想好了具体的对策。张居正在荆州那几年,实际上做的是和诸葛亮同样的功课,就是在冷板凳上研究国家政治。

  后来,严嵩当政后期,官场上对这位奸相的怨言渐多,而当年赏识张居正的徐阶又入阁当了次辅。这时候,张居正觉得自己有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于是在他37岁时第二次离开了荆州,回到京城。他这一次离开荆州,一直到54岁时才回来。

  张居正到了京城以后,由于徐阶的帮助和很携,很快就当了国子监的教务长。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垮台,徐阶当了首辅。由于他的推荐和支持,张居正从此青云直上。仅三年时间,就从五品官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入阁当上了辅臣。由于这个勋职,张居正成了炙手可热的一品大臣。这一年,是隆庆元年,张居正42岁。也就是说,他42岁就进了国家的权力中枢,主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时,他感觉自己26岁考中进士以后(特别是在荆州隐居的5年)一直在思考的国家问题,有可能通过改革来寻找解决的答案,于是就写了一道改革的奏章《陈六事疏》,从国防、吏治、财政、公文、赋税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朝局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呈递给了隆庆皇帝。

  这时的隆庆皇帝30岁,刚刚登基。他在登基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太子名份,因为他的父皇嘉靖皇帝一辈子迷信,自从太子死后,就相信一个道士的话,认为自己在世时不能再立太子,如果立太子就是二龙见面,必有一剋,这样一来,本来顺理成章成为太子的朱载垕,一直熬到父皇死后才正式接班。十几年的压抑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非常懦弱,只想着怎么把皇帝的位置坐稳,根本就不想改革。

  隆庆皇帝是个典型的和稀泥的老好人,既不愿改革,也不会随意地去处罚大臣。他看了《陈六事疏》后,简单地批了几个字,大意是说“我看到你的奏章了,知道你对我很忠诚”,然后就把奏章交给了内阁。而这个时候的内阁正狼烟四起,徐阶和另一个有能力的大臣高拱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斗得你死我活,根本没有精力去做实事。

  通过这件事,42岁的张居正意识到自己的机会还没有来到。这个时候,他既没有一点怨言,也没有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恃才傲物。按照清流知识分子的一贯作风,如果自己建议没有被采用,就会把乌纱帽往墙上一挂,辞官走人。这种态度使很多知识分子失去了为国家服务的机遇。张居正不是这样。他继续忍受寂寞,在次辅的位子上稳坐冷板凳,不出头,耐心等待机会。

  张居正这种善于忍耐的品格,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三

  稳坐冷板凳期间,张居正并不是一味等待,而是从自己能管辖的事情入手,一点一点为自己设计的改革铺路。比如说,军事问题,在他手上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事件,就是蒙古问题。蒙古一直和明朝政权在打仗。蒙古和汉人的战争从朱元璋建立明代开始,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张居正主管军事,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蒙古问题。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蒙古王俺答的一个孙子巴汉那吉因为对婚事不满,跑到了大同向朝廷归顺。大同当时的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叫王崇古,他把巴汉那吉留下,并把这件事立即上报给朝廷。张居正知道以后,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蒙古王的孙子,一定要待若上宾,并及时送回去。他让王崇古负责把巴汉那吉送回蒙古。

  蒙古王俺答听说孙子被汉人扣住,准备用武力讨回孙子。就在他打算发动战争之际,王崇古作为明廷代表亲自把巴汉那吉送了回来,并对俺答说,希望他们家族和睦,不要起内讧。俺答很感动,心里头已有了和明廷和好的意思。蒙古人每年之所以要和汉人打仗,是因为蒙古人没有汉人的茶活不下去,他们吃了牛羊肉以后,要靠茶来消化。茶对他们来讲是最紧俏的资源。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而最好的马在蒙古。那时用蒙古的马来换汉人的茶叶这一生意是被中央控制的,民间不能私自进行贸易,影响了茶叶与马的流通。

  由于不准民间与蒙古做边贸生意,因此经常因为抢夺资源而发生战争。双方旷日持久的打仗,越打仇恨越深,因此一直无法和解。嘉靖朝期间,有一个兵部侍郎杨继慎看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皇上建议开放边关,与蒙古人做生意,经果被嘉请皇帝处死,理由是勾结仇寇,连支持他的首辅夏言也被腰斩。严嵩就是因为反对这件事而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当上了首辅。这一次张居正摸清俺答确实有和好之意,于是不畏风险再次向皇上建言,力主把边关打开,让蒙汉之间做生意,官方做官方,民间做民间,就是计划内计划外经济一起搞。皇上同意了张居正的建议,在口外开发了一个板升城做贸易地,这个板升城,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这个地方算是明代的第一个济特区,就像小平同志搞的深圳特区。

  于此同时,蒙古王俺答也被明廷赐封为顺义王,并与汉朝定下长久和好的盟约。自那以后,蒙古人与汉人融为一家,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始终和明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军事战争。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只要历史能提供一个给机会,张居正就会立刻抓住。

  这件事发生在隆庆四年,张居正还是次辅。我在和明史专家讨论张居正时,他们给我提建议,让我从隆庆四年写起,就是从1569年写起,从俺答归顺写起。我也觉得这段历史可写,但我考虑到自己小说的结构和主旨,其重点不在民族问题上,就没有写这段历史,只在后面有所回顾。

  我讲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张居正很有忍耐力,也有很强的执政能力。而且他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意气用事。他非常理性。到了1572年,他成功地登上首辅的位置之后,立刻按照《陈六事疏》的设想,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也就是说,他42岁时的思想,一直到了48岁才付诸现实。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一个工程师,按照他的图纸来改造中国,张居正等了整整六年。

  四

  张居正的精神品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忧患意识:他在26岁考中进士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很明确地讲自己的理想就是当首辅、当宰相。他的目的很明确,而且一辈子在官场上都没有左顾右盼,也没有丧失信心。这种忧患意识伴随他一直到死。

  第二是担当精神,就是“担当天下事”:这个人敢作敢为,敢承担责任,更敢承担风险。他当上首辅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已知道天下的强势人物会反对他进行改革,但他绝不会退缩。他说了一句话:“虽万箭攒体,不足畏也”。就是后来我们共产党人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精神。

  我去年碰到一个福建的朋友,他说你把张居正写得这么好,我老家还有一个姓李的人,他的遗言要让他的后人世世代代记着张居正是个奸臣。你看看,和你写得不一样。我说我知道这个人,张居正上任首辅的时候,他是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张居正改革三个月,要裁汰官员六千人。当时总共有两万九千名官员,他要裁掉六千。裁官的标准是贪官、坏官、庸官和冗官。前三种官员的裁汰,史有定评。但第四种官员,即冗官,是张居正加上去的。冗官,就是在位子上不干事的人。这位侍郎先生就是一个冗官。张居正给他下了离职通知书,让他一个月内回到老家。这个侍郎回到老家以后,郁闷而死,才留下这个遗言。

  这也是我们的同乡张居正,在死后几百年,还遭人反感、被人忽略的原因。他不但得罪皇帝,还得罪天下读书人。举个例子来说,他坚决不用海瑞。海瑞第一次坐牢,是张居正帮恩师徐阶出主意,把他从诏狱中放出来。因此海瑞很感激张居正。一听说他当了首辅,海瑞非常高兴,还给他写了贺信。可张居正就是不用他。

  当时的吏部尚书为海瑞的事亲自跑去跟张居正谈,说天下书生人言可畏,用海瑞不过是多一个官员,何苦要得罪天下士人呢?张居正对吏部尚书说,海瑞做人是个典范,当官却有问题。当年隆庆皇帝给他平反以后,给了他天下最富的一个府,苏州府,让他去当知府。历史上官员的待遇,历来是有规定的,知府要乘八抬大轿。结果海瑞去了以后,骑了一头驴子,前面弄个人举个牌子:肃静。八人大轿没有了,仪仗队也没有了。这样以来,他的几个副手没法坐轿了,事情也没办法做了,集体要求调走。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但凡穷人和富人告状,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判穷人赢。这样一来富人没办法了。惹不起躲得起,有本事的富人都把自己的户名挂到毗邻的松江府去了,就是今天的上海。他当了三年的知府,苏州的赋税降低了差不多一半。

  海瑞把这么富有的一个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张居正坚决不再起用他。针对这件事,张居正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做人和做官不一样。做人可以讲品德、讲情操。做官除了讲品德之外,还要做到两点:第一要让皇上放心,皇上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你别乱来;第二你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好处,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张居正说:“我若给他个闲官当,天下读书人还会骂我,说你看看,他把人家当花瓶用。我若重用他,又坏事了。干脆我给后代留下一个楷模:你是一个好人的典型。但不能做官。”

  所以张居正是真的有这种担当精神,他完全不计后果,坚决推行改革。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种人。

  张居正死后之所以受到严酷清算,就是因为他做事不计后果得罪人太多太多。他一切以改革为目的,绝不徇私情。他的管家游七背着他收了一点银子,他把游七的腿打断了。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铁面铁到了极致。

  我之所以写这么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把国家的前途放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来承担,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是从屈原一脉相传下来的楚狂人的精神。

  五

  在我写作《张居正》这本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和挫折。我是一个诗人,后来改写小说。我知道如果把刚才讲的这些写下来,是非常枯燥的。要把它变成小说,就要把思想隐藏起来,通过很多曲折生动的故事来让人物丰满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我写第一卷之前,跟所有的朋友讲我要告别商海,回到书斋写历史小说。他们问我写什么,我说写张居正。他们又问我:“张居正是什么人?”我说张居正是明代的一个首辅。他们说:“你要写这个人,肯定失败无疑。你看唐浩明写《曾国藩》,这多有名气?老百姓谁不知道曾国藩?都知道。二月河写《雍正皇帝》,老百姓也都知道。你这个张居正是谁?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名气还没有武大郎大。”

  这倒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这也是因为张居正得罪了知识分子,得罪了强势集团。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强势集团极力诋毁的人物,清流集团一定会极力吹捧他,李贽、海瑞。屈原,都是。唯独一个张居正,双方联合起来扼杀他、压制他。

  我自认为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清流,不会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一位古人的功过是非。在我之前也有不少学者是这样做的。朱东润先生,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张居正立传,他认为在当时那样一种情况之下,只有张居正才能挽救国家的危急,所以他在炮火纷飞的时候写《张居正大传》。熊十力先生,著名的大儒家,在解放初写《与友人论张江陵书》,也是因为感觉到百废待兴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黄仁宇在整个世界和中国格局发生转折的时候,写下“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字句,同样是觉得历史转型的时候离不开张居正。

  这样一种力量,这样一种声音,虽然一直很微弱,但是它一直存在着。现在,又到了一个改革的时代,我感觉到我一定要用我这枝笔,恢复我们民族对张居正的记忆。我知道我的能力可能达不到,但我不能放弃。就这样我用了十年的时间。一直到这个月10号那天,我接到第一个电话,说:“熊召政先生,我向你表示祝贺,你写的《张居正》,这次满票获得茅盾文学奖。”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华商报记者某某某。”我说:“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他说:“我这是可靠消息,5分钟前评委在现场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不接收你的祝贺。因为我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等到11号中午,电话不停打来。最后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女记者,她在电话中说:“我刚和茅盾奖评委会主任通过电话,他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下午2点钟就要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说:“那现在还有10分钟,我等着”。

  后来,大概是下午2点过5分,新浪网上的新闻出来了。这个时候文艺报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他说:“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获得这个大奖,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你尊重了文学,文学就会尊重你!”因为,我花十年的时间来写张居正这个人,我的理想是用我的笔来复活张居正,恢复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的记忆。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我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最后,文学界承认了我的努力。并不是这个奖本身让我欣慰,而是这个奖背后的深刻含义让我激动不已。

  2005年4月2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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