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要的偷窃

偷窃，任何社会都不允许，法律要惩罚，道德要谴责。这里所谓“不必要”，不在道德、法律立场立论，而是仅就偷窃动机而言的。

　　偷窃为不正当获取他人财物之手段，偷窃者目的明确，就是获取财物且越多越好。偷窃与一个人经济状况有关联，却没有必然关联，许多处于穷困之境者偷窃，但也有相当数量偷窃并不为基本衣食之需，只是出于不劳而获或贪得无厌之想。可如果一个人家境富裕衣食无虞，而所窃之物又微不足道，得之不足惜，失之无所谓，这未免就令人纳闷，因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偷窃。

这类“不必要的偷窃”，香港有过一例：

一位贵夫人经常独自光顾一家大商场，每次总要鬼鬼祟祟窃取一些小物品如袜子、领带夹、茶具，有一次还偷偷拿了把折叠伞。这位贵妇的丈夫是香港富豪，且是这家商场大股东，贵妇偷窃小物品，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没必要，可她如此行径已持续多年。商场不是不知道，可所有员工视而不见，佯装不知。原来，商场最初发现贵妇行窃时，即婉转告知富豪。富豪声称其夫人精神有问题，平时比较压抑，不太活动，既然现在有心思到商场转转，拿点东西，那就不要阻拦，更不可揭穿，让其“自由活动”，反正一切损失，年底由富豪结帐。于是商场经理告诫所有员工，贵妇来商场任其所为，任何人不得声张。事实上，为避免其他顾客可能的干涉，每当贵妇来店，商场员工还暗中加以保护，助其行窃成功，走去了事。

　　这篇见诸报章的报道是“西洋景”写法，意图展示大千世界的无奇不有。对这行为背后的意义，看来报道者是不理解的。那位富豪是否明白呢？从其关照商场不要声张、任其夫人所为来看，他应该有所感觉。

　　加拿大著名小说家阿瑟·黑利的长篇小说《汽车城》中，描写了类似的一件事：

　　美国大汽车公司高级经理亚当·特伦顿，事业心强，为研制新车型，每天工作十余小时，妻子埃莉卡受冷落，性生活不满足，两人感情逐渐疏远。埃莉卡出外寻求性伙伴，仍然无法填补内心空虚，一次逛商店时，见柜台上一瓶香水，突然产生偷窃冲动，放瓶入包，提心吊胆离开了商店。回家路上，她对自己的行为“还是纳闷：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的？蓦然间，她心情轻松了；几个星期来，她还没有过这么好的心情呢。”不久，埃莉卡又偷了一个表，为此而“兴高采烈”。此后半年，埃莉卡没有再偷，她找到了一个赛车手情人。可好景不长，赛车手和她分手，她开着车离开了约会旅馆，“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好呢？……怎么过完这一天呢？怎么过完这一辈子呢？蓦然间，好象拦住的洪水冲决而出，苦闷、失望、伤心，在汽车旅馆里硬憋住的这一切，现在统统袭上了心头。她感到被遗弃了，绝望了。”她来到商店，看见一个公事包，再次产生了偷窃冲动。在此，作家对其有一段心理描写：

　　“她想：她完全没理由要有一只公事包呀；过去不需要，今后也不见得需要。再说，公事包就象征着她痛恨的一切──把工作带回家来做的虐政，亚当跟他打开的公事包一起度过的许多夜晚，他没有和埃莉卡相处的无数时光。不过，刚刚看见的那只公事包，她就是要嘛，莫名奇妙的，此时此地就要嘛。她就是想要弄到手嘛。埃莉卡想，她或许可以把这个公事包送给亚当，作为绝妙讽刺的临别礼物。但是一定要出钱买吗？当然，钱她是出得起的，不过，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拿了就走，就象前几次巧妙地干过的那样，不更显得有挑战的味道吗？这样一来，当天生活不就横添了几分妙趣吗？以前那可是太少了呀。”

　　可这一次却没有以往好运气，她被商场发现了。如果她逃跑时不冲撞保安，事情原本可私了，因为这些富裕地区商店对这类“不是因为需要而在商店偷窃的女人，早已司空见惯，无可奈何了。”他们知道，“这种偷窃行为究其根源，原因在于婚姻不美满，寂寞无聊，要出风头──这些情况，对汽车界经理的妻子来说，特别容易发生。”埃莉卡被商店扭送警局。警察通情达理，考虑到其丈夫地位，将亚当招到警局了结了此事。回家路上，亚当愤怒地责问妻子为何干出这种事，她解释道：“不用说，我并不希望给人家抓住，可是知道自己可能给抓住，免不了捏一把汗。这一来，什么都惊心动魄了，不知怎么的，这种心情就格外厉害了。有点儿象多喝了一杯酒的那个感觉。不用说，我一给抓住了，那可真吓死人。我想不到有那么糟的。”她向亚当保证不再偷窃。此后随着夫妇间感情和好如初，更没有这种可能了。

　　作家准确写出了“不必要偷窃”的原因。虽然是小说，但根据黑利写作习惯，每当写一部长篇，都要在题材所涉行业深入调查，这事肯定是有其现实生活依据的。

“不必要的偷窃”是典型的性变态现象，性心理学上称之为“窃恋”。具有这类性变态者多为已婚女性，尤其是那些感情和性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的中年女性。

　　西方一度将这类行为称作“窃狂”，认为这类行窃者精神状态有问题，具有不可抑制的偷窃冲动，一旦发作，不由自主地就要行窃。但医学界始终未认可这种解释，因为对这些中年已婚女性而言，不是精神状态有问题而导致行为失控，而只是性心理失衡以后的一种变态。窃恋者心理可能有问题，但决不是精神病。如果说“窃狂”，一旦冲动就无法克制，那其偷窃行为就没有动机；“窃恋”也冲动，但其偷窃行为却不冲动，往往如一般行窃者那样，等待时机、选择场合才下手，因为她们有明确的动机，那就是获得性情绪的宣泄和抒解。

　　在统计上，窃恋者主要是已婚妇女，由于性生活不谐调、性欲望遭挫折而导致心理压抑。这可以由各种情况引起，如夫妻离异、夫妇长期分居、丈夫冷落等等，但其引致的结果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性压抑和心理失衡。《汽车城》中埃莉卡就是如此，丈夫为开发新车型，工作紧张，晚上回家也埋头工作，夫妻之间没有感情交流，性生活一月一次。埃被冷落，尽管努力多次，仍无法将丈夫的工作兴趣转变为对她的“性”趣。不得已她向外寻求性伙伴、找情人寄托感情，仍无法获得满足，这才发生“不必要的偷窃”。

　　窃恋者的家境一般都比较富裕。生活艰困者可能无暇顾及于此，日常劳作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生存压力下，其他都可忽略不计或被压至最简单的需要。因此，“不必要的偷窃”可说是一种富贵病，唯有家境富裕且有闲暇的妇女，才对夫妻之间感情和性生活有细腻的体验和较高的要求。这也是低度发展社会中，这种现象稀少也难以理解的原因。

　　“不必要的偷窃”所窃取的，一般都是无甚价值的小物件，她们的目的不在物品，她们是为解脱感情困境，缓解内心逐渐积聚的性压力，以使心境获得平衡才出手的。对此，她们往往并不自觉，即使事后被抓也说不清楚，对自己都无法解释明白怎么回事。驱使她们走出这一步的，实在是内心的压力。正如埃莉卡所言：她怕给人抓住，捏一把汗。可“这一来，什么都惊心动魄了，不知怎么的，这种心情就格外厉害了。有点儿象多喝了一杯酒的那个感觉。”可见，窃恋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的。

　　窃恋，不在物品重在过程。偷窃是不被社会允许的，行窃者因而提心吊胆，甚至内心深受折磨，然而这也就具有了挑战性，令人兴奋和刺激，而兴奋和刺激则是缓解心理压力的良药、摆脱无聊生活的秘方。偷窃与性活动两者所经由的心理历程相似，行窃者不知不觉间将偷窃象征性转换为性活动。每当心理压力过大，她们就偷一次，经历种种紧张恐惧终于做成之后，随之而来的即是一阵狂喜，压力松弛了，情绪排解了，身心获得了一种倦怠的满足。埃莉卡偷窃成功后，“蓦然间，她心情轻松了；几个星期来，她还没有过这么好的心情呢。”她从偷窃中，获得了象征性的性兴奋和性满足。

　　在性心理学上，“窃恋”归属虐恋。虐恋，即在性活动中或施虐、施加肉体痛苦于对方，或受虐、忍受对方肉体折磨。虐恋者将肉体痛苦与性关系相联结，以肉体痛苦来激发薄弱的性欲。窃恋则是将偷窃中的提心吊胆与性相联结，提心吊胆是一种心理痛苦，在这一点上，窃恋等同于虐恋。其间的区别只在于：虐恋是将痛苦作为刺激性感的情绪中介，由激烈的痛苦过渡到性感的兴奋；而窃恋，是将偷窃过程中所引起的提心吊胆、惊心动魄等使人兴奋刺激的感觉在心理上移换，将其替代性关系，从而获得一种性活动的象征性满足。

　　理解了“不必要的偷窃”的真实原因，人们想必不会对这类行为过多谴责，这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绝不是精神病，至多只是心理障碍。如果性关系、性生活发生变化，这一障碍完全可不治而愈的。

当然，这只是学理，法律上又是另一回事了。

讲一件近事：

老步原来单位是一所小大学，有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位四十多岁女老师，工作认真，待人和善。想不到，有一天出出事了，她在南京东路商店偷窃衣服时被人抓住了！

对系一级干部，学校总要出面，学校请公安交人，带回学校自己处理，却被公安拒绝，不为其它，只为她所窃衣物已超多少款项，达到这一数量级，公安就必须移交司法处理。原来，她的行窃并不是偶然为之。这次被抓之时，店家说，近年经常发现缺少衣物，周围店家也出面控告时常少衣物。公安审问之下，她老实承认行窃不止一次。公安要证据，于是押着她往家中搜查，果然，家中衣橱内整整齐齐挂着二十余件从未穿过的新衣。所有衣服价格一累计，公安就把她正式拘留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了。

她所窃衣服并不名贵，尤其对于南京东路大店家而言，这些中低档衣物，店家平时疏于看管，所以被她很容易窃得了。可这些衣服，她一件也没穿，只任其挂在衣橱内。可见她所窃实在不是为衣服本身。

这不是个典型的窃恋事例？

老步把这个道理在学校范围内尽可能游说，众人也蛮有兴趣聆听，可听了也就听了，对事情处理似乎没啥影响。最后这位女老师被开除党籍，司法处理后被学校要求提前退休了。或许，这也就是最好的处理结果了。

修改于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