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不正是为了以合理借口卸下你腕子上那副铁镯子吗？你在劳改队这么多年，怎么这点见识都没有？”
范汉儒略有所悟地：“真？”
“你等着瞧吧！”
几天之后，我们大队人马扛着锹镐，去引黄工地上开冻方挖大渠时，我这个 “估计参谋”的估计应验了：在狱墙外大约一里多地的平场上，我看见了范汉儒。他和几个穿着囚衣的“老号”，正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圈圈里，清理着瓦砾和积雪。此时太阳刚刚出山，范汉儒冒着料峭的春寒，已经光着脊梁挥锹大干了；阳光照在他的结实的胸脯上，晶莹的汗珠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他赤裸的躯体上滑落下来。当我们的队伍经过铁丝网时。我禁不住欢欣之情，含蓄地向他打着招呼：“喂！东边日头西边雨！”
他回地头来，立刻回答：“道是无睹却有晴。”
“分配你干什么活儿？”我压低话音问。
他的诙谐和豁达的性格，随着双手解禁而复活。他打着哑谜说：“喂你！喂我！”
“这是什么意思？”。
“咯咯咯——”他伸长脖子学了声鸡啼，然后严肃地说道，“姜老头叫我领着几个犯人，在这儿建立一个养鸡场。”
“那不是触犯了政委的神威了吗？”我有点担心。
“姜老头说了，‘他搞他的政治，我抓我的生产。’”范汉儒悄声说，“牛蹄子分两瓣，各弹各的调儿，各走各的道！”
我为范汉儒高兴：“这么说。你有盼头了？”
“人世间总是好人比坏人多。”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不然的话，那个新权贵会把我给整死！”
我笑了。但笑得太早了。第二天我们经过铁丝网时，范汉儒和那几个“老号” 的影子就不见了。我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几天以后，范汉儒和那几个老犯人又出现了。我刚长出一口气，范汉儒和那几个犯人又不见了；之后，又复出了。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况，终于使我明白了：崔煊政委并没有睡觉，他正和姜场长进行较量；范汉儒能否解禁来劳动，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因此，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用路过铁丝网，能否碰到范汉儒，来判断农场气候的阴晴——不，应当说是用它来揣摸我们国家的命运。尽管我们褴褛的衣衫上无一例外地都补着补丁，但那双双眼睛上没有补丁——它们的亮度赛得过探照灯。
时间，象火车车轮飞快地滚动……
时间，象大河流水奔腾而过……
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个养鸡场也没能落成，忽儿停工，忽儿开工；忽儿“月缺”，忽儿“月圆”；忽儿“寒流”，忽儿“暖流”……在巨变的气候风中，范汉儒就象置身于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抛上九霄云天，一会儿又坠落到地面。有一次，是农场“阴转晴”的日子，我独自一人，从引黄工地上回来取生产用具，在铁丝网边碰到了他。
“有消息吗？”他很着急。
“没有信来。”我知道他说的“消息”是什么。“
“你没有想办法打听一下吗？”
“我问了，其他干部不知道女队的落脚码头。我乍着胆子问了一回崔煊，碰了一鼻子灰！”
他失望地摇摇头：“完了！”
“你可以和姜场长说说你的事么！”
“谈过了，他说现在顾不上考虑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呢？”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左斜眼’为什么来山西，来了山西根子又这么硬吗？太原有个大造反派，是和他一块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煊这个小小芝麻粒大的干部就不可一世了。姜老头每天应付他还应付不过来，怎么能顾得上管儿女情长的私事呢！”
我沉默了。
“只当是场梦吧！”
“别这样想，接不到陶莹莹的信，一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
正是这样，直到那震惊寰球的“十月雷鸣”，范汉儒结束了“候补囚犯”生活时，这个不解之谜，才算是解开了。有一次我和范汉儒正在一边对饮，一边缅怀往事，不知什么时候，崔煊出现在我们那张自制的小桌旁了。我很扫兴，装作视而不见；范汉儒则反其道而行之，斟满一杯酒举给崔煊说：
“政委！喝下这杯酒吧！这是喜酒。”
“啥子酒我都不会喝哟！”他尴尬苦笑着，“今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啥子政委了，我已经向姜场长写了辞职报告。”
“不行，您可不能辞职，我还等着您领着犯人开我的批评大会呐！”范汉儒含而不露地，把酒杯递到崔煊手里。
崔煊自我解嘲地咳嗽两声：“我今天，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通知我再次搬进监号？”范汉儒火辣辣地说，同时站起身子，“我马上就跟您走！”
“你这是说啥子话哟！我是来告诉你那个叫啥子……啥子陶莹莹的事情。”崔煊木呆呆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当时，你正被审查，她给你来了一封信，按照规矩这信是不能给你看的；后来，工作忙忙乱乱，这封信找不到了。”
“地址还有吗？”范汉儒顿时忘记了一切。
“她在……晋北曲庄砖厂医务室。”崔煊背书似的回答。
范汉儒立刻掏出小本子。崔煊阻拦说：“不用记了。你不是和姜场长谈过这件事吗？他今天上午给砖厂打个长途电话，想把她从砖厂调来。我么，也表示同意。过去么，啥子话都不用说了！今后……”他谢了顶的头发里，爬出几滴汗珠。
范汉儒被突然降临的喜讯占有了。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想发泄一下几年的积怨，但崔煊站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样尴尬狼狈，就象一个面临着被洪涛淹没的人，向他呼吁救生圈一样。范汉儒沉吟了老半天，重新把那只酒杯递给崔煊说：“我虽然当了六年多‘候补囚犯’，那毕竟是昨天的事情了！政委，你今天正好碰上我们喝酒，就把这杯干了吧！”
崔煊毫无生气的脸上，露出一丝呆呆的笑意，他木然地端起酒杯，喝了那杯酒。随着形势的巨变，似乎有许多“堵窟窿”的善后差使等他去做，他没敢多在我们宿舍停留，匆匆地走了。
此时此刻，我们才知道了范汉儒和陶莹莹之间的隔音墙是崔煊筑起来的。严峻的历史没有宽恕他，几个月后，这个湖上高楼顶上的小跳蚤，被时代的铁扫帚打了下来，先是去干他在河滨农场干的角色——管理窝头、白菜；没过多久他从食堂里消失了，姜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宣布，送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啥子队长”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事隔不久的一个公休天，范汉儒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他对准我的耳边说： “叶涛，快起来！”
调动陶莹莹的事，麻烦得很！这几天他一直念叨这事，因而我认为又是有关她的事：“离列队迎接她的日子还早着哩！”
“不，不是这事！”
“……”
“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去找了姜老头，并且替你请了假，咱俩一块去看看黄河。” 他欣喜地说，“本来，我昨天晚上就该告诉你这件事的，怕你因激动而失眠。我…… 我一晚也没睡好、快起来吧！”
我看看手表：“上午的火车赶不上了！”
“姜老头借给我们一辆公家自行车，我带你一段，你再驮我一程。几十里地，两个轮子一转就到。”
时值初秋。群山苍翠，稻谷金黄，通往风陵渡的公路上人欢马啸。范汉儒用自行车驮着我，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蓝天深远，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似乎都溢着香甜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骑着车，在长安大街兜一圈风……”我向往地说。
“不，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准备留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陶莹莹除了‘右派’的问题，还有因医疗事故判过刑的问题。即使将来安排工作，她恐怕也要长期留场就业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黄河。滨河小镇上工作有的是，养鸡也行，在学校里教外语也行。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劳改，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必须我一翘脚就能看见黄河。”
走向混沌阴阳界落红风眼泪空巢雪落黄河静无声远去的白帆黑伞牵骆驼的人“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不正是为了以合理借口卸下你腕子上那副铁镯子吗？你在劳改队这么多年，怎么这点见识都没有？”
范汉儒略有所悟地：“真？”
“你等着瞧吧！”
几天之后，我们大队人马扛着锹镐，去引黄工地上开冻方挖大渠时，我这个 “估计参谋”的估计应验了：在狱墙外大约一里多地的平场上，我看见了范汉儒。他和几个穿着囚衣的“老号”，正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圈圈里，清理着瓦砾和积雪。此时太阳刚刚出山，范汉儒冒着料峭的春寒，已经光着脊梁挥锹大干了；阳光照在他的结实的胸脯上，晶莹的汗珠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他赤裸的躯体上滑落下来。当我们的队伍经过铁丝网时。我禁不住欢欣之情，含蓄地向他打着招呼：“喂！东边日头西边雨！”
他回地头来，立刻回答：“道是无睹却有晴。”
“分配你干什么活儿？”我压低话音问。
他的诙谐和豁达的性格，随着双手解禁而复活。他打着哑谜说：“喂你！喂我！”
“这是什么意思？”。
“咯咯咯——”他伸长脖子学了声鸡啼，然后严肃地说道，“姜老头叫我领着几个犯人，在这儿建立一个养鸡场。”
“那不是触犯了政委的神威了吗？”我有点担心。
“姜老头说了，‘他搞他的政治，我抓我的生产。’”范汉儒悄声说，“牛蹄子分两瓣，各弹各的调儿，各走各的道！”
我为范汉儒高兴：“这么说。你有盼头了？”
“人世间总是好人比坏人多。”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不然的话，那个新权贵会把我给整死！”
我笑了。但笑得太早了。第二天我们经过铁丝网时，范汉儒和那几个“老号” 的影子就不见了。我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几天以后，范汉儒和那几个老犯人又出现了。我刚长出一口气，范汉儒和那几个犯人又不见了；之后，又复出了。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况，终于使我明白了：崔煊政委并没有睡觉，他正和姜场长进行较量；范汉儒能否解禁来劳动，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因此，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用路过铁丝网，能否碰到范汉儒，来判断农场气候的阴晴——不，应当说是用它来揣摸我们国家的命运。尽管我们褴褛的衣衫上无一例外地都补着补丁，但那双双眼睛上没有补丁——它们的亮度赛得过探照灯。
时间，象火车车轮飞快地滚动……
时间，象大河流水奔腾而过……
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个养鸡场也没能落成，忽儿停工，忽儿开工；忽儿“月缺”，忽儿“月圆”；忽儿“寒流”，忽儿“暖流”……在巨变的气候风中，范汉儒就象置身于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抛上九霄云天，一会儿又坠落到地面。有一次，是农场“阴转晴”的日子，我独自一人，从引黄工地上回来取生产用具，在铁丝网边碰到了他。
“有消息吗？”他很着急。
“没有信来。”我知道他说的“消息”是什么。“
“你没有想办法打听一下吗？”
“我问了，其他干部不知道女队的落脚码头。我乍着胆子问了一回崔煊，碰了一鼻子灰！”
他失望地摇摇头：“完了！”
“你可以和姜场长说说你的事么！”
“谈过了，他说现在顾不上考虑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呢？”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左斜眼’为什么来山西，来了山西根子又这么硬吗？太原有个大造反派，是和他一块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煊这个小小芝麻粒大的干部就不可一世了。姜老头每天应付他还应付不过来，怎么能顾得上管儿女情长的私事呢！”
我沉默了。
“只当是场梦吧！”
“别这样想，接不到陶莹莹的信，一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
正是这样，直到那震惊寰球的“十月雷鸣”，范汉儒结束了“候补囚犯”生活时，这个不解之谜，才算是解开了。有一次我和范汉儒正在一边对饮，一边缅怀往事，不知什么时候，崔煊出现在我们那张自制的小桌旁了。我很扫兴，装作视而不见；范汉儒则反其道而行之，斟满一杯酒举给崔煊说：
“政委！喝下这杯酒吧！这是喜酒。”
“啥子酒我都不会喝哟！”他尴尬苦笑着，“今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啥子政委了，我已经向姜场长写了辞职报告。”
“不行，您可不能辞职，我还等着您领着犯人开我的批评大会呐！”范汉儒含而不露地，把酒杯递到崔煊手里。
崔煊自我解嘲地咳嗽两声：“我今天，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通知我再次搬进监号？”范汉儒火辣辣地说，同时站起身子，“我马上就跟您走！”
“你这是说啥子话哟！我是来告诉你那个叫啥子……啥子陶莹莹的事情。”崔煊木呆呆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当时，你正被审查，她给你来了一封信，按照规矩这信是不能给你看的；后来，工作忙忙乱乱，这封信找不到了。”
“地址还有吗？”范汉儒顿时忘记了一切。
“她在……晋北曲庄砖厂医务室。”崔煊背书似的回答。
范汉儒立刻掏出小本子。崔煊阻拦说：“不用记了。你不是和姜场长谈过这件事吗？他今天上午给砖厂打个长途电话，想把她从砖厂调来。我么，也表示同意。过去么，啥子话都不用说了！今后……”他谢了顶的头发里，爬出几滴汗珠。
范汉儒被突然降临的喜讯占有了。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想发泄一下几年的积怨，但崔煊站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样尴尬狼狈，就象一个面临着被洪涛淹没的人，向他呼吁救生圈一样。范汉儒沉吟了老半天，重新把那只酒杯递给崔煊说：“我虽然当了六年多‘候补囚犯’，那毕竟是昨天的事情了！政委，你今天正好碰上我们喝酒，就把这杯干了吧！”
崔煊毫无生气的脸上，露出一丝呆呆的笑意，他木然地端起酒杯，喝了那杯酒。随着形势的巨变，似乎有许多“堵窟窿”的善后差使等他去做，他没敢多在我们宿舍停留，匆匆地走了。
此时此刻，我们才知道了范汉儒和陶莹莹之间的隔音墙是崔煊筑起来的。严峻的历史没有宽恕他，几个月后，这个湖上高楼顶上的小跳蚤，被时代的铁扫帚打了下来，先是去干他在河滨农场干的角色——管理窝头、白菜；没过多久他从食堂里消失了，姜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宣布，送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啥子队长”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事隔不久的一个公休天，范汉儒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他对准我的耳边说： “叶涛，快起来！”
调动陶莹莹的事，麻烦得很！这几天他一直念叨这事，因而我认为又是有关她的事：“离列队迎接她的日子还早着哩！”
“不，不是这事！”
“……”
“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去找了姜老头，并且替你请了假，咱俩一块去看看黄河。” 他欣喜地说，“本来，我昨天晚上就该告诉你这件事的，怕你因激动而失眠。我…… 我一晚也没睡好、快起来吧！”
我看看手表：“上午的火车赶不上了！”
“姜老头借给我们一辆公家自行车，我带你一段，你再驮我一程。几十里地，两个轮子一转就到。”
时值初秋。群山苍翠，稻谷金黄，通往风陵渡的公路上人欢马啸。范汉儒用自行车驮着我，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蓝天深远，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似乎都溢着香甜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骑着车，在长安大街兜一圈风……”我向往地说。
“不，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准备留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陶莹莹除了‘右派’的问题，还有因医疗事故判过刑的问题。即使将来安排工作，她恐怕也要长期留场就业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黄河。滨河小镇上工作有的是，养鸡也行，在学校里教外语也行。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劳改，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必须我一翘脚就能看见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