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妆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地出售一点蔬菜，且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物什。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足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房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地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地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
一天，我幼稚地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常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化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地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解放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它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军当做国民党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才生在临刑之际，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气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2007年初秋于大理茶隐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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