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摊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级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5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成为同学。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照顾--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间屋，余下年纪大的10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有的比他还年轻，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位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嗯。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朋友龙涛写过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的文章，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地露着青皮。他身高1米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形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对老李，则向来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生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硬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是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需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傻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2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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