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黑立国篇(2)

　　不论是麦克森教练，或是我的父母亲，他们从来没有逼我读书，或是要求我当听话的“乖乖牌”。很神奇的是，正因为这样，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好人缘才有好机会

　　我很感谢父母亲，因为他们从来不曾主张“功课至上，其余免谈”，而是放手让孩子们去发展兴趣，去累积各式各样的生命经验。

　　大四时，我开始申请医学院，连母亲也有点儿忧虑：“会不会申请不到啊？”

　　我可以体会她的忧虑。一般人都认为，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能进医学院就读。在美国，医学院的入学竞争很激烈，录取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我大学时代的成绩还不错，但是并非顶尖，如果从成绩的标准来看，脱颖而出的机会实在不大。

　　不过，从小在卡内基式的家庭长大，让我成为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而乐观的人有一项优点，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我才不会去担心自己能不能申请得上，反正先申请再说。

　　甚至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面试现场，我还能跟教授开玩笑。有一位表情严肃得不得了的教授问我：“你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因为“安乐死”（Euthanasia）这个字眼的英文，听起来像是“亚洲的年轻人”（Youth in Asia），所以我就回答他：“亚洲的年轻人都是好人。”只见这位教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气氛几乎冷到冰点，于是我赶紧收起搞笑的心情，认真回答他的问题。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插曲，最后我还是获得录取，而且是在第一阶段的筛选中，就过关了。

　　事实上，我所申请的医学院，都录取了我。

　　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学校印制了一份专刊，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会有特别的标记，但是我的名字旁边并没有特别的标记。有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亲戚仔细看过那本专刊，还疑惑地说：“为什么黑立国有办法申请到医学院呢？”

　　后来，我常常在想，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医学院就读，除了成绩还能符合标准外，教授为我写的推荐信，以及我所参与的研究活动，应该为我加分不少。

　　记得是大三那一年暑假，我到旧金山当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因缘际会下，认识了另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大概对我留下不错的印象，来年夏天，他要到外地度假，就请我帮他看守房子，同时照顾他养的马，一天要喂食两次。那匹马还蛮娇生惯养的，有一次我睡过头，晚了两个小时去喂它，它居然还不高兴，看到我来了，转头就走。

　　那个夏天结束后，因为我顺利完成任务，教授对我很满意，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他还是特地跨刀为我写推荐信。

　　至于大四那一年，有一位教授针对儿童看电视和胆固醇的关系，作了一个研究，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很努力地搜集资料、作访谈，最后写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要在一个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因为我和教授互动良好，他不但让我在报告书上挂名，后来他因为有事不能参加研讨会，就指派我去参加。当时我还只是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就要在大型学术会议上担纲演出，一般人可能会怯场。但是一方面，我自己实际参与了这个研究计划，非常熟悉内容；另一方面，因为受过卡内基训练，我可以上台侃侃而谈，结果不但“代打”成功，甚至吸引了媒体记者询问这项研究的内容。

　　我很感谢父母亲，因为他们从来不曾主张“功课至上，其余免谈”，而是放手让孩子们去发展兴趣，去累积各式各样的生命经验。我能够在申请医学院的竞争中胜出，或许正是因为我除了功课之外，其他各方面的经验也很丰富。

　　后来，每当有晚辈来请教我，该怎么准备才能申请进医学院，我总会建议他们，成绩当然还是要好，但是同时也要“发展”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兴趣，要去参与活动，并乐于认识朋友、帮助别人。

　　我看过不少人，成绩一流，整个人的感觉却怪怪的，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打交道，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好医生—医生是一个助人的行业，只有当你的内心是丰富而温暖的时候，你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拦截飞机，逃命去！

　　我天性爱冒险，而且“行动力”超强，开明如我父母，也得练就强壮的心脏，因为我这个“冒险王”不时就会给他们“惊喜”。

　　念医学院最后一年，有一天，我满心兴奋地打了通电话给老爸：“我这个周末要跟朋友去玩高空特技跳伞！”

　　老爸在电话那一端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我臭骂了一顿。

　　他的意思大概是，你好不容易读完了医学院，现在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是想找死吗？

　　面对父亲激烈的反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如果我也跟着他激动起来，一定会愈吵愈烈。

　　于是，我用镇静平和的语气向他解释，玩高空特技跳伞时，有专业人员会帮我做好安全措施，他其实不必担心我的安危。

　　沟通了老半天，我总算说服了父亲，他最后甚至还说：“听你这么说，好像还蛮有趣的！”

　　后来，我真的到洛杉矶的沙漠去跳伞—从高空一跃而下，整个人伸展双臂，像是在空中飞翔的大鸟，强风刮着脸颊，整片大地都在脚下，那感觉真是棒透了！我甚至觉得，每个人一生中，都该去玩一次高空特技跳伞。

　　只不过，我不免心想，父亲会有高血压，大概跟我脱不了关系。

　　我天性爱冒险，而且“行动力”超强，开明如我父母，也得练就强壮的心脏，因为我这个“冒险王”不时就会给他们“惊喜”。

　　事后想想，我的某些冒险经历，还真是非常惊险。

　　记得1994年，我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当时卢旺达发生内战，死伤无数。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相关报道，很希望有机会到卢旺达当医疗志工。

　　正好学校有位教授要到卢旺达附近的扎伊尔①设立一家救难医院，我便向他表明心意。教授同意了，但前提是我必须自己出机票钱。

　　于是，我打电话回台湾，向父母提这件事。

　　不敢相信，他们不但同意我去非洲当志工，甚至还帮我出机票的费用。

　　我在扎伊尔待了一个月，那里真是一片混乱。因为当地军人接管治安，反而更加猖狂跋扈，行径如同土匪。有时候经过哨站，这些军人就会假借检查之名，向我们勒索金钱和物品。我偷偷将一些美元藏在袜子里，当做最后关头才动用的“保命钱”。

　　由于医药资源有限，我们只能去救那些“救得活”的病患，对于太小、太老、病得太重的病人，我们只得坐视他们死去，这实在很让人心痛，却也无可奈何。

　　眼见状况越来越差，为了保命，我决定赶紧离开扎伊尔。

　　没想到，通往机场的路上，路况极差，车子爆胎两次，连备胎都用完了。

　　还好有德国人伸手相助，几经波折，终于赶到机场，但是没赶上飞机。因为当时一周只有两班飞机，错过了这一班，等于还要再等两天。我心想，这下可惨了，道要在这个鸟不生蛋的机场再待两天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突然看到机场跑道上，有一架载运物资的德国军机，刚把货品卸下，正要起飞，我想“机”不可失，就跑到跑道上“拦机”。

　　那位军机驾驶从窗口看看我，还真的要让我搭“顺风机”。

　　正要登机时，突然有人揪住我的后背，要我交护照给他。在那种紧急的状况下，等他验完护照，飞机早就飞远了。我索性丢了四十元美元给他，转头直奔飞机，而那家伙居然也就放行了。

　　我从扎伊尔逃出来，在非洲各国转了五次的“顺风机”，最后终于从肯尼亚飞往伦敦。伦敦当地已经是秋天，气温很低，我的行李全是在非洲的夏季服装，刚下飞机时，还打了好几个寒战。

　　类似的逃命经验，我后来又经历了一次。

　　1998年，我到了内战中的尼泊尔当志工，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小村落提普林，落脚一个月。

　　按照计划，我们接下来还要前进到下一个村落。这时候，却接到通知，那个村子已经被叛军占领，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必须逃回加德满都。

　　不过，如果要步行，得走上两天才能走到加德满都，实在太慢了，而且在我们团队中有一些女护士，步行对她们的体力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到底该不该逃？实在左右为难。

　　还好，我们最后招来救援直升机，短短十五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加德满都。

　　不过，即使回到了加德满都，危机并未解除。

　　我们听说叛军很快就要打过来，于是再度上演“机场逃难记”。很幸运的是，赶在叛军占领加德满都前，我就飞走了，听说有一位同行的牙医因为没有及时逃出来，被游击部队痛打一顿。

　　每当在父母面前说起这些惊险的时刻，我说得眉飞色舞，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我猜想，当我在外地音讯全无时，他们一定也是提心吊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因此禁止我去做想做的事，因为他们把我当做成人看待，相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而且安全归来。

　　而我在异国担任志工的日子里，看到了那么多人在生命边缘垂死挣扎，这让我更懂得珍惜生命，其实，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已经是上天很大的恩赐。

　　现在，我在医院工作，又有了家庭，很难像过去一样，行李一收，就往天涯海角去冒险。但是，在平日的工作中，我就是比别人多一点儿创新的精神，只要同事提出新的做法，我都觉得不妨一试，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呢？说不定，一个新尝试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家”生病了……

　　每天在医院里，看到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个人都为了不同的理由来找医生。我发现，有时候，“生病”可能只是个表象，其实是这个家出了问题。

　　就读医学院时，我曾经接触过各种分科，比方说像内科、外科、小儿科、耳鼻喉科等，每次接触一种新的领域，我都会感到兴趣十足。我最后的选择，则是家庭医学科，因为学习的涵盖面最广，很能满足我的学习欲望。

　　毕业之后，我便进了社区医院，担任家庭医生。在美国社会，一般人平日有病痛，通常不会直接去大医院看病，而是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诊疗。这个角色有点儿像是家庭的守护者，可能你就是由他接生的，而从小到大，只要你感冒、发烧了，或是肚子拉个不停，也都是找他报到。家庭医生会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史了如指掌，彼此建立一个比较深远的关系。

　　我喜欢研究医学，又重视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份工作真是再适合我不过了。

　　因此，我照顾的对象，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甚至还有四代同堂的家族，从老爷爷到曾孙女，都是我的病人。后来，这位老爷爷因肺炎过世了，他的家人还邀请我参加丧礼。

　　我听说，在台湾，一名医生往往一天要看上百位的病人，根本很难产生所谓的“关系”，相较之下，在美国，家庭医生和病人之间，就有人情味多了。

　　每天在医院里，看到形形色色的病人，每个人都为了不同的理由来找医生。我发现，有时候，“生病”可能只是个表象，其实是这个家出了问题。

　　前一阵子，有一位母亲，带着十七岁的女儿来找我，因为她很担心，女儿会一直发胖起来。

　　“医生啊！请你帮帮她！我女儿每个月就增加两磅（约0.9千克），我担心她到三十岁时，会胖到三百磅（约136千克）！”

　　母亲的语气忧心忡忡。但是我仔细观察她女儿的体形，发现她并没有像她母亲说得那么严重。

　　跟这对母女深谈后，我才发现，因为这位母亲年轻时，身材曾经比较胖，大概有过一些不好的经验，她很害怕女儿会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体重“斤斤计较”，反而让女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我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减肥问题，而是母亲的心结，以及她对女儿的态度。

　　经过三四次的会谈后，那位母亲终于想通了：“我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让女儿放弃自己，到那时候，会是我让自己的噩梦成真。”

　　我提醒她：“别把自己的恐惧，强加在女儿身上。”她也听进去了，愿意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作治疗。

　　遇到这种情况，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任就变得很重要。如果当时我只是说一句“你想太多了”就把这位妈妈打发走，她一定会觉得医生根本不懂，而问题也无法获得解决。从这个例子中，我再次认识到，懂得聆听，病人才会相信你的建议，你才能真正地扮演好医生的角色。

　　最近的某个星期二，一对父母“硬架”着十八岁的女儿来医院，他们才发现，女儿怀孕了。听到消息时，这对父母好震惊，也好生气。

　　接下来，这个女儿星期三开始阵痛，星期四就生下了孩子。还好这对父母蛮乐意迎接这个意外的孙子，算是喜剧收场。

　　然而，我不禁想到，直到女儿临盆前两天，家长才发现女儿怀孕了，这个家庭在互动和沟通上，一定出了一些问题。西方教育中，常有一个“迷思”，认为儿女到了一个年纪，就放他独立，不管他了，结果，父母亲不知道孩子发生什么事，孩子出了事也不跟父母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身为一名家庭医师，我是那么深深地体认到，有一个完整而健全的家，才会有一个美好而健康的人生。

　　二十九岁当院长

　　有一位医生向上级推荐我，认为我之前参与了不少医院的决策，而且我人际关系不错，适任这个职位。于是，二十九岁那一年，我就晋升为这家诊所的院长。

　　在1998年，我从医学院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华盛顿大学附属联合诊所（UW Medicine Auburn Clinic）任职。

　　当时，这家诊所也才刚成立，请来了一位加州的老医生安迪（Andy）当院长。我和安迪合作愉快，安迪对其他的医生们也还算礼遇，但是对于护理团队，却有点儿霸气，好像觉得自己是诊所里的大王，每当他在看病人时，就规定护士在门口等待，随时听命他的吩咐。

　　安迪的管理风格，造成诊所人事流动很严重，员工做不到六个月，就纷纷离去。更上一级的主管发现这个状况，他们认为不能再这样经营下去，决心要把安迪换下来。至于新的院长人选，他们原本要从外面招进来，不过却有一位医生向上级推荐我，认为我之前参与了不少医院的决策，而且我人际关系不错，适任这个职位。

　　于是，二十九岁那一年，我就晋升为这家诊所的院长。

　　上任后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变原来的工作气氛。因为前任院长比较权威，员工即使有意见，也不敢说出来，而我则鼓励员工，主动对工作提出建议。我常常告诉他们的一句话就是：“你比我更了解你的工作。”（You know your job better than I do.）

　　很多人上医院的经验是，医生和护士都紧绷着一张脸，我们医院的气氛却很轻松。我常常会问候员工的家人，会跟他们讲笑话，或是拍拍他们的肩膀，让他们知道，我很在乎他们。

　　至于前任院长安迪，他还留在医院中继续工作。因为他是降职，而我是晋升，一开始，彼此之间难免有点儿怪怪的。不过，我对他并没有摆出“我是老板，一切都要听我的”这种姿态，仍然把他当做伙伴看待，互动就变得很自然。

　　不过，有那么一两次，我还是需要找安迪好好沟通一下。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安迪看病人时，比较没有效率，有时候病人是下午五点半挂的号，而安迪却看诊到快九点才看完，而且安迪又要求护士不能先走，等于是拉长护士的工作时间，护士当然抱怨连连。

　　第二天，我和安迪见面时，就问他：“昨晚怎样啊？”安迪告诉我，他的病人毛病一大堆，看诊看了好久。于是我问他：“这种事常常发生吗？我该怎么帮你？”安迪听我这么一问，他心里也有数，知道自己看诊时，的确耗费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