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黑立篇(2)

　　记得小时候，每逢学期末发成绩单，我和大哥立言、小弟立行是第一名的常客，二哥的功课很烂，但是父母亲总是一视同仁，不会特别偏心会念书的孩子，老妈还曾经跑到学校跟我的老师说：“不要再让黑立当班长了！她当太多次了！也要给别人机会嘛！”

　　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下，大哥从来不会因为成绩好，就在二哥面前得意扬扬。而我也不觉得，功课好就值得骄傲。我们一家人，都对课业表现抱持平常心，父母不会对我们“大小眼”，我们也不会觉得谁得到的爱就特别多。

　　说起我这三位兄弟，都各有特色，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大哥是我们的“头头”，总是给人非常成熟稳重的形象，其实他也有调皮捣蛋的一面。记得他曾经带着我们烤了一堆吐司，然后模仿“鬼马小精灵”，拿面包往外头乱丢。还有一次，我们肚子饿了，大哥说：“我会煮面！”于是煮了一锅超难吃的面，因为没人吃，他就倒在别人家的阳台上，惹来邻居的抱怨。

　　我们在美国求学时，大哥认识了一些非常有钱的朋友，他们平时都是开很拉风的跑车，而我们家就是一部破车大家轮流开。很难得的是，大哥在他们面前总是抬头挺胸，从来不会因为家境不如别人富有，就觉得自己矮人一截。

　　或许是受到大哥的影响，我对钱也不会看得太重。记得小时候，我会和拉拉队的女生们凑零钱，到肯德基买一份薯条，加上一大堆番茄酱，大家一起分享，吃起来特别香，谁说只有钱才能买到快乐？

　　二哥立国，从小闯祸不断，一天到晚挨骂，仍然活得乐观开朗，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他就会全力以赴。记得有一次，他在地下道吹萨克斯，还摆了顶帽子让人丢零钱，大家都好奇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黑立国做事，根本不需要理由。”

　　当年功课最差的二哥，现在当了医生，平常时还充当我们的“医药顾问”。我们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都会请教他，虽然他会嫌我们烦，还是详加解答。在我心中，二哥立国就代表了“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至于小弟立行，从小个性就很好，又有点儿呆呆的，我就常常占他小便宜。比方说，明明我手上的糖比较难吃，我就故意骗他：“立行，我这个糖比较好吃耶！我跟你换！”还真是屡试不爽。

　　直到返回美国念书的某一天，我开玩笑地打了立行一拳，立行也回敬我一拳，我当下愣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弟弟已经不一样了！”从此，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平等。

　　因为姐弟曾经“相依为命”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和立行的感情特别浓厚。有一阵子，我很迷音乐剧《悲惨世界》，买了两片装的CD，早也听、晚也听，熟到我和立行都会背歌词了。后来，立行想当歌手，用心苦学王杰、童安格的歌，但是他读中文比较吃力，我就陪他“练歌”，把歌词解释给他听。

　　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走过成长的路，这份手足之情，也将我们和这个家，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法学院的逃兵

　　父亲教我一个方法，来厘清我的问题：去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拿出一张纸，画一条直线，左边写继续念法学院的好处，右边则写下我不想念法学院的原因，然后由我自己来作判断：该不该念法学院？

　　记得在电视剧《天才老爹》中，有一集，是老爹的二女儿要去念大学了，因为有好几所大学都发给她入学许可，该选哪一所，还真让她伤脑筋。

　　老爹很希望女儿选择他的母校，但是又想维持一贯的开明形象，因不愿意明讲。女儿好像也知道老爹的心意，每天更新一份“入围名单”，老爹的母校虽然始终都在名单中，但是到了最后关头，还是可能“出局”。老爹一颗心难免上上下下。

　　到了某天吃早餐时，她终于要宣布最后的结果，只见老爹明明很紧张，又要故意装做毫不在乎。当他知道女儿作出了他期待的决定，兴奋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

　　为人父母，对于孩子所选择的前途，能够做到完全放手不干预，实在不容易，即使开明如天才老爹，也得努力控制自己。

　　就读大学时，我发现凡是跟法律有关的科目，像是“法律与心理学”、“法律与经济学”，我的表现都不差，由于大哥念了MBA，二哥念了医学院，我想，我不如继续攻读法律硕士。

　　我进入法学院，注册了，缴了保证金，也买了一堆书，满心期待地参加学校为期一周的新生训练，由各教授介绍课程内容。

　　其中一位教授大概是为了给新生“震撼教育”，把法学院里的竞争形容得很“血腥”。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现在，看看你左边的同学，再看看你右边的同学。你最好多看几眼，因为他们很快就会遭到淘汰。在法学院，别想要交朋友，别以为自己很好心，借笔记给没来上课的同学，这反而可能让你出局，你的朋友越少，对你越有利。”

　　这一席话，真是让人听得心惊胆战。

　　然后，我又问了身边好几位同学，探知他们都是抱着当律师的雄心壮志，才跑来念法学院。而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只是对法律感兴趣，并没有当律师的野心。

　　当下，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既然我不想当律师，何必来法学院受苦受难？

　　而且，当我开始翻阅教科书，读起来真是无聊极了。我不禁怀疑，继续修法学硕士，会不会是个错误的决定？

　　问题是，我已经入学了，大家也都知道我来读法学院，我还来得及打退堂鼓吗？

　　打电话问父亲的意见，他给我的建议是：去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拿出一张纸，画一条直线，左边写继续念法学院的好处，右边则写下我不想念法学院的原因，然后由我自己来作判断：该不该念法学院？

　　我按照父亲的建议，找了一家附设咖啡座的书店，经过百般思考，最后在一张纸上，列出了念法学院的“YES”和“NO”，结果我在“NO”所列出的项目，远比“YES”多。

　　答案很清楚了，于是我就离开了才入学一周的法学院。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她其实蛮高兴我放弃念法律，因为她觉得，我平时已经是得理不饶人了，如果还读法律，恐怕会变得更咄咄逼人。

　　不过，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指示”我该怎么做，父亲只是提供一个作决定的方法，把决定权交在我的手上。

　　离开法学院后，我的人生出现了一段空当，正好可以照顾生病的奶奶。奶奶过世后，父亲问我和老公，要不要到香港帮他管理当地的卡内基机构。我们在香港待了三年，我除了担任卡内基的讲师，也负责行政、业务等工作。

　　后来，生下三个孩子后，我便专心地当全职的家庭主妇。现在，老公和小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核心。

　　如果当年没有放弃念法律，我可能已经是个女律师，在法庭上威风八面，但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乐、满足。

　　未来，当孩子长大了，我也许还会去做些别的事情，人生有无数的可能，而我知道该怎么为自己作决定。

　　奶奶留给我的礼物

　　当人要离开世间时，最后失去的知觉就是听觉。那一刻，当奶奶的生命正在迅速流失时，她是不是听见了孙女最后的呼唤呢？我轻声地对奶奶说：“奶奶，没事的，你一切OK。”这时候，奶奶的眼角，突然掉下了眼泪。

　　离开法学院后，我并没有立刻找工作，而是照顾生病的奶奶。

　　奶奶起初是出现骨头方面的问题，后来检查是患了子宫颈癌。我亲爱的奶奶，就让病魔一点一滴地消磨了生命的能量。

　　过去，她总是神采奕奕、活力旺盛。她曾经一个人跑来美国工作；即使上了年纪，她还是常常独自出门逛街，或是邀了亲友，兴冲冲地跑到赌城拉斯韦加斯玩。

　　奶奶的记性很好，儿孙提过什么事，她都会记在心中，而且还会“爱屋及乌”。比方说，当她知道蒂姆（当时还是我男朋友）喜欢吃一道叫做“烤肉条”（meatloaf）的菜，每次只要蒂姆来我家吃饭，奶奶一定会用心地做了一大锅“烤肉条”，而且还会昭告天下：“这是特别帮蒂姆准备的。”让蒂姆深刻感受到她的热情接待。

　　总是把日子过得多彩多姿的奶奶，得了癌症后，生活只剩下到医院看病、接受放射线治疗、打针，每当她痛得在床上呻吟时，我也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慰她，却什么忙也帮不上，心里真是难过极了。

　　病痛让奶奶变了一个人，以前个性开朗的她，变得很容易发脾气。有时候，明明前一分钟还有说有笑，下一分钟，就突然勃然大怒，用力敲打手上的筷子，所有的人都被她吓一跳。

　　我照顾奶奶一年多，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有一天，她昏迷入院，医生说她不行了，许多亲戚都赶来医院，要见她最后一面。这时候，奶奶突然又情况好转，不但恢复意识，还嚷着要洗个澡，然后干干净净地出院。

　　看到奶奶清醒了，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正好那天蒂姆的妹妹来洛杉矶，我就放心地陪她去逛街。没想到，傍晚回到家，发现录音机有好几通留言，说奶奶又昏迷了，已经送进加护病房。

　　我直奔加护病房，一看到病床上全身插管的奶奶，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奶奶曾经强调，即使病危，她也不要接受插管。她甚至还问过当医生的二哥立国，该怎么避免插管，二哥建议她把这件事写在纸上，放在皮包里，让急救的医生可以获知她的意愿。

　　然而当她生命垂危之际，医生还是对她做了插管的处置。

　　我走到奶奶身边，摸摸她的头发，摸摸她的脸。我轻声地对奶奶说：“奶奶，没事的，你一切OK。”这时候，奶奶的眼角，突然掉下了眼泪。

　　有一种说法是，当人要离开世间时，最后失去的知觉就是听觉。那一刻，当奶奶的生命正在迅速流失时，她是不是听见了孙女最后的呼唤呢？

　　就在这个时候，护士想要找医生来电击急救，却已经太迟了。

　　只见心电图上，奶奶的心跳，已经变成了一条水平线。

　　奶奶生病之前，一直都是开开心心过日子，而且非常喜欢帮助别人，即使有人以前对她不好，当对方需要帮助时，她还是会大方地伸出援手。

　　陪伴着奶奶，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让我更能够体会：为人生创造价值，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就像我亲爱的奶奶，她用自己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热情、勇气、慷慨、慈悲的最佳典范。

　　婚姻，改造自己的好机会

　　当我们走到湖上的小桥，他跪下来求婚，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在那一刻，我还是非常开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是掉个不停。那应该是幸福的眼泪。

　　我的老公蒂姆是个美国人。其实，年轻的时候，我对于未来的婚姻对象，从来不曾预设过国籍，只是从十五岁在美国学校认识蒂姆开始，不知怎的，两个人总有谈不完的话题。即使后来分隔两地，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如果在写给他的书信中，提到我跟别的男性朋友一起看电影，蒂姆还会不高兴。

　　不过，因为彼此都还年轻，而且父母亲也建议我不要太早定下来，所以我和蒂姆虽然都没有再交往别的对象，却也不曾动过结婚的念头。

　　倒是奶奶开始对我们唠叨，要我们快快结婚。她认为既然蒂姆对我这么好，我就该好好把握机会，不要让好姻缘溜走了。

　　奶奶不仅频频敲边鼓，甚至还出过馊主意，要让我和蒂姆住在同一个房间。她大概是认为，只要“生米煮成熟饭”，这个孙女婿就跑不掉了，真让我哭笑不得。不过，因为奶奶大力鼓吹，我开始认真考虑结婚这件事。

　　某个晚上，我在家里弹钢琴，蒂姆则和我的父母亲聊天。

　　那时，蒂姆已打算跟我求婚，趁着我去上厕所的空当，他先向父母亲“提亲”，据说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展现岳父大人的热情，张开双臂紧抱未来的女婿，母亲则一时心中闪过许多念头，其中包括了：“你这样就要把我们家的女儿娶走啰？”

　　父亲大概是因为太兴奋了，忘了要替蒂姆保密，结果我一上完厕所出来，父亲立刻向我宣布：“女儿，蒂姆要向你求婚哦！”

　　虽然蒂姆并没有当场求婚，不过事情既然曝光，他知道只要一带我去浪漫的餐厅吃烛光晚餐，我马上知道他要求婚。所以他绞尽脑汁，要找一个我猜不到的时机，给我惊喜。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吃完饭后，蒂姆提议去附近的湖边散步，理由是“有益健康”。当我们走到湖上的小桥，蒂姆跪下来求婚，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在那一刻，我还是非常开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是掉个不停。

　　那应该是幸福的眼泪。

　　于是，大学一毕业，我就结婚了，那年我才二十三岁。

　　结婚十年，对蒂姆和我来说，都有很正面的影响。

　　蒂姆虽然来自一个家教严明的家庭，但是他和家人并不亲密，甚至存有心结。我们结婚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加上他和我的家人都处得很好，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他也渐渐放下了过往的那些恩怨情仇。

　　而蒂姆很重视礼貌，也让个性有棱有角的我，变得比较柔软。

　　在美国有一次，我和蒂姆，还有母亲，以及一大群人讨论事情。我对母亲说话时，语气有点儿没礼貌，在当时我自己有意识到，但是话已经脱口而出。

　　母亲的表情有点儿不悦，但是因为现场还有别人，她忍着没发作。

　　后来，我们一起去吃饭、逛街，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母亲在生我的气，但是，我一向不跟人道歉，心想反正再过几天，母亲气消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我们走在露天的购物中心里，母亲和别人走在一起，我跟在他们身后，这时蒂姆靠了过来：“你知道，你应该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我没好气地对他说：“走开啦！别来烦我。”

　　结果蒂姆硬是推着我去跟母亲道歉，我只好半撒娇地说：“妈妈，对不起。”

　　母亲一听到我道歉，气就消了，笑容又回到脸上。至于蒂姆，对于把老婆的脾气改造成功，还蛮得意的呢！

　　当家这个圆越来越大……

　　家，是一个圆。当这个家庭加入更多的新成员时，该如何让它依然维系成一个满满的圆，就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家是一个圆。

　　从一对相爱的男女携手组成家庭开始，这个圆就出现了。随着孩子们陆续出世，这个圆逐渐扩大。然后，孩子长大，有了各自的伴侣，这个家庭加入更多的新成员，这个圆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时候，该如何让家依然维系成一个满满的圆，就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我还记得老公和岳父大人初次“喜相逢”的情景。

　　那时候，我们才十五岁。有一次，蒂姆送我回家时，突然说：“我想见见你的父母亲。”正好父亲在家，我就介绍他们认识。

　　父亲正坐在客厅看报，他放下报纸，两个人打了招呼，然后父亲说：“对不起，我回房间换条裤子。”

　　原来，父亲因为是在家里，只穿了一条白内裤，而我又没有事先告知会有客人来访，因此上演了充满喜剧感的这一幕。

　　虽然第一次见面很即兴，父亲对蒂姆印象还不错，也很看重这位外籍女婿。

　　蒂姆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正好父母亲来美国，跟卡内基洛杉矶地区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就帮蒂姆牵线，让他进了卡内基机构工作。后来，我们又搬到香港，负责经营当地的卡内基。

　　蒂姆是典型的行动派，执行力超强，父亲当初是想借重他的优点，为公司开创出一番新气象，而蒂姆也有心打拼，两个人又相识这么多年，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合，相辅相成。没想到，反而发生了摩擦。

　　原因之一，父亲和蒂姆的个性很不一样。父亲属于深思熟虑型，对一件事情，总是考虑周全后，才会作决定。相对来说，蒂姆的性子比较急，认为什么事情可行，就会动手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