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本是安徽绩溪人，最初是杭州一家钱庄的学徒。由于他为人精明肯干，受到老板赏识，不久就被提拔成为“跑街”。当了“跑街”之后，他工作起来更加卖力，加之为人随和、善于应酬，很快就为钱庄拉来不少客户，并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后来，他有了一定积蓄，就辞去了钱庄的职务，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阜康的钱号，原来钱庄的客户大多也跟随他一起变成了阜康的客户。
这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当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急需筹措镇压浙江太平军的军费。胡雪岩看到这是接近地方长官和发财致富的大好机遇，就使出全身解数为左宗棠筹措到一笔粮饷。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受到了左宗棠的器重，左宗棠就把筹措浙江地区清军军饷和粮饷的任务都交给胡雪岩经办，使他的财富又有增加。
为了进一步捞取政治资本，胡雪岩又花钱捐了一个江西候补道的官职，这使他的财运更加亨通。左宗棠向外国人借军费，请他出面来担保；左宗棠向洋人买机器，由他出面去洽谈；左宗棠聘请海外技术人员，也由他去交涉。他不但捞取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也从中发了大财。据估计，到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胡雪岩的资金大约在白银2000万两以上。他拥有万亩土地，在江、浙一带遍设典库，此外还经营绿茶，是江、浙一带国防和丝业的大亨，操纵着这一带的商业。
胡雪岩的成功就在于他懂得与人互惠互利。
还有个类似的故事。
东汉桓帝朝时，宦官张让的权力超过朝廷内外的众官员。就连张让的家奴，也见人大三分。巴结他们的人不在少数。
扶风地区的富翁孟陀曾不惜巨财结交张让的一个管理家务的总管。那位家奴甚是感激。拿的人家东西多了，那位家奴就有点过意不去了。他问孟陀有什么要求，想在适当的时候为孟陀做点事，以表谢意。
孟陀见狗已喂饱，也就要使唤使唤了，就对那位家奴说：“我只是希望你人们这些人在关键时候，能向我拜一拜。”那个家奴忙说：“那还不容易，我们奴才的膝盖是专门为了下跪用的。”说着，就要给孟陀下跪。
孟陀一把拉住他，说：“我不是说现在，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当时，朝廷中的高官要求拜谒张让的人特别多，他们所乘的车子，经常把张让的家门前给堵得满满的，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庭若市。这天，孟陀也驱车前来拜访张让，只见门前的路十分拥挤，前进不得。正在这时，张让家的那位家奴远远看见孟陀来了，马上就带领张让家所有奴仆们到马路上去迎拜孟陀，并为孟陀亲自驾车，引导进门。
在场的宾客们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都说孟陀已得到张让的厚爱了，马上要升迁了。于是，这些人便又争着去贿赂孟陀。仅十来天时间，孟陀便积攒了几万钱财。本钱早已收回，又引来了数不尽的“利息”。
弥子瑕失宠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能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显然对你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其中也有个分寸的拿捏问题。
弥子瑕是卫国的一名美男子。他在卫灵公身边为臣，很讨君王的喜欢。
有两件事最能说明卫灵公宠爱弥子瑕的程度。其一是弥子瑕私驾卫灵公马车的事。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生了重病。捎信的人摸黑抄小路赶在当天晚上把消息告诉了他，一时间，弥子瑕心如火燎，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到母亲身边。可是京城离家甚远，怎么能心想事成呢？卫国的法令明文规定，私驾君王马车的人要判断足之刑。为了尽快赶回家去替母亲求医治病，弥子瑕不顾个人安危，假传君令，让车夫驾着卫灵公的座车送他回家。后来卫灵公知道了这件事，不但没有责罚弥子瑕，反而称赞道：“你真是一个孝子呵！为了替母亲求医治病，竟然连断足之刑也无所畏惧了。”卫灵公接受弥子瑕没吃完的半个桃子，是卫灵公宠爱弥子瑕的第二件典型事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弥子瑕陪卫灵公到果园游览。当时正值蜜桃成熟的季节，满园的桃树结满了白里透红的硕果。轻风徐徐，送来蜜桃醉人的芳香，让人垂涎欲滴。弥子瑕伸手摘了一个又大又熟透的蜜桃，不洗不擦就大口咬着吃了起来。这种摘下便吃所感受的新鲜爽口滋味是他未曾体验的。当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想起了身边的卫灵公，就把吃剩的一半递给卫灵公，让他同享。卫灵公毫不在意这是弥子瑕吃剩的桃子，并自作多情地说：“你忍着馋劲把可口的蜜桃让给我吃，这真是爱我啊！”弥子瑕年纪大了以后，脸上现出了衰老的容颜。卫灵公因此丧失了对他的热情。这时假如弥子瑕有得罪的地方，卫灵公不仅再不像过去那样迁就他，而且还要历数弥子瑕的不是：“这家伙过去曾假传君令，擅自动用我的车子；还目无君威地把没吃完的桃子给我吃。至今他仍不改旧习，还在做冒犯我的事！”于是，下令将弥子瑕的双腿给剁了。
弥子瑕从年轻到年老，始终把卫灵公当成自己的一个朋友看待，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是卫灵公则不一样。他以年龄和相貌作为宠人、厌人的根据，从而对弥子瑕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表现了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切不可与领导太过亲近，这是处世的基本原则。
曾国藩的权术
曾国藩对政治权术之精通，几乎无人能及。清朝重臣肃顺曾在皇帝面前推荐曾国藩。1862年，咸丰帝驾崩，同治帝即位，肃顺又提出：“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看曾国藩才华出众，有意结识他。但曾国藩从不给肃顺写信表示感谢，因为他预测，肃顺与慈禧太后之间必有一场政治斗争，后果不能预料，如果肃顺胜，自己与慈禧太后没有联系，肃顺一贯提倡重用汉人，自己必被重用；如果慈禧太后胜，肃顺倒台，也查不出自己与肃顺的关系。
果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开始“垂帘听政”，肃顺被处死。当慈禧太后查看带军在外的将领与肃顺的通信时，发现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纸片言，由此对曾国藩十分信任，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权，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三个月后又赐衔协办大学士。
从此，曾国藩成了真正的实力派。
还有个类似的故事。
徐茂公是唐代初年的大将，参加过瓦岗军，失败后投奔唐朝，任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赐姓李。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徐茂公任司空，为人机巧，行事谨慎。
高宗李治想立太子，由于王皇后没有儿子，武则天却有，便向大臣们征求意见。
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提议说：“王皇后是世家之女，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终前拉住陛下的手对大臣们说：‘我的好儿子好媳妇，现在托付给你们了。’陛下听到过这话，至今如在耳畔，没有听说王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轻易将她废除了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变更皇后，恳请好好选择天下的望族，何必要选武氏呢？武氏曾经跟随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天下众人的耳目，怎么能遮挡得住呢？”
韩瑗、来济也上书李治，力主不选武则天，但高宗听不进去。
后来，高宗问徐茂公的看法。徐茂公生性乖巧，心想这个关键时刻超越自己本分发表意见，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废立皇后成功与否，都与性命有关：同意废除王皇后，要是不成功，就将得罪王皇后，不同意废除王皇后，如果武则天被选中，无疑是自投罗网。徐茂公左思右想，含糊其辞地对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有什么必要问外人呢？”
高宗听了这话，便下定决心，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马上废除王皇后和肖淑妃，下令将武则天立为皇后。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任用大臣许敬宗排斥打击不同意拥立她为皇后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一批人，或者被贬逐，或者被诛杀。徐茂公却因为应付巧妙，避免了祸及自身，并且受到重用，负责审理长孙无忌等人的案子。
思不出位，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该做什么，不该说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徐茂公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堪称绝佳妙语，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
智救左宗棠
左宗棠是清代著名的人物，他中举之后，一直没有做官，后来到湖南巡抚骆秉章身边当幕僚，总揽大权有6年之久。
清代官场，官员们一般由幕僚处理事务，这是官场的习惯，但又规定幕僚不可把持政务，若把持政务，可以就地正法。
湖广总督官文与骆秉章不和，矛盾很深，一直伺机报复。恰好永州镇樊燮控告左宗棠把持政务，告到都察：后，官文就把此事报告给了朝廷。不久，皇上传下旨意，要官文查办，如情况属实，可就地正法。
翰林：的编修郭嵩在朝廷任职，消息灵通，他是左宗棠的同乡好友，为了救左宗棠，他就找到王闿运，而王与正受宠的权臣肃顺关系很密切。王闿运见肃顺，要肃顺为左宗棠说情。
肃顺是官场老手，他知道说情不能没有依据，就要王找人先保荐左宗棠，有人保荐，他就可以趁机说情。保荐的人好找，不久，京官潘祖荫、湖北巡抚胡林翼就写了保荐书。胡在《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称左宗棠“才可大用”，还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咸丰帝一方面得到控告书，一方面又得到保荐书，心中疑惑，就问肃顺，肃顺就趁机说左宗棠有大才，在骆秉章处工作，出谋划策，很有成效，骆的功劳都是在左的帮助下建立的，现在正是天下多事、亟须用人之时，要咸丰帝爱惜人才。又建议把官员们的保荐书抄录给官文，请他酌情办理。咸丰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官文接到皇上密旨，知道皇上有意启用左宗棠，也就不便再查办了。
不久，在曾国藩的保荐下，左宗棠出任兵部郎中，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左宗棠有了正式官衔。
这个故事有几个“机关”：
肃顺是当朝权臣，在皇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让他救左宗棠，是选对了人。
肃顺对官场应酬研究得很精深，他在救左宗棠时，不是自己先提出来，若自己先提，必有嫌疑，而是让地方官员保荐。保荐书一到京城，皇帝必然左右为难，一方是控告，一方是保荐，他必与肃顺商量，此时，肃顺顺水推舟，几句话就救了左宗棠。
肃顺为何很容易地救了左宗棠，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兵势雄猛，大清正是用人之时，军事人才难得，肃顺很准确地把握了皇帝的心理。
官文也是官场老手，接到皇帝送来的保荐书，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学会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同投机取巧、阿谀奉承是两回事。在事情微妙棘手之时，只有高智商者才能巧妙应付，或者为避免引火烧身，或者为留有回旋余地，或者为摆脱纠葛纷争。
人世间，官场上，竞争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弄权逞威、明争暗斗的事经常发生，如同家常便饭。敢于仗义执言，不怕同恶势力抗争，精神固然可敬，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作这种无谓的牺牲，并不可取。明知是以卵击石，倒不妨退避三舍、保存实力，待机再图发展。
君子不在其位，便不谋其政。越权插手、越俎代庖、饶舌多嘴，不是招人嫉恨，便是招惹是非。这种人与仗义执言者又不同，他们因超越名分地位而引火烧身，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洞明世事、体察人情、随机应变，是思不出位的前提；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是思不出位的保证。恰当地运用左右逢源这一谋略，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受无谓的伤害。
“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洪应明《菜根谭》）这是强调释怨的工作比施恩的工作更重要。一人之怨不及时化解，会影响许多人，甚至会坏了大事。
春秋时，宋郑两国交战。宋军主帅华元宰羊犒赏三军。在分羊肉时忘记了替华元驾驭战车的羊斟。羊斟因此怨恨华元。华元没有察觉，更没有做释怨工作。作战时，羊斟把华元的战车驾到郑军阵地里，使华元当了俘虏。华元本来想犒赏三军以提高士气，但处事不细而结怨于羊斟，遭到兵败被俘的耻辱。这正是“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的生动例证。
在日常生活中，因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当而结怨的情况时常发生。如果不及时解决，轻则产生隔阂，影响团结，重则关系破裂，闹到势不两立、两败俱伤的地步。在人民内部，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果冤冤相报，恩怨之争就没有穷期了。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做到用正直之心报答怨恨是难能可贵的事，需要有理智、有涵养、有宽宏博大的胸怀。如果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必然是以怨报怨、睚眦必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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