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封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空头官儿。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魏征是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魏国公。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伤地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做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做镜子则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四、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李世民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他选用了隋朝显贵旧臣，也提拔了张玄素、孙伏加等小县吏为朝中大臣。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发表自己的见解。中郎常何上书，写了20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很有水平。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个武夫，素无学问，便好奇地询问常何。常何老实地供出不是自己写的，是他的一个客人——穷困潦倒的书生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对马周的学问十分赏识，将他一步步地提升到中书令（宰相之一）。
明智的帝王深知，有许多人才出自于普通百姓家里，出自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们积极到民间寻找人才，打破门第观念选用人才。如：五帝时期的帝舜是一个瞎子的儿子；成吉思汗手下有许多大将都是奴隶出身，北魏孝文帝的大将赵黑也是奴隶出身；郑国的军尉弦高是个牛贩子，汉武帝的御史卜式是个羊倌；鲁国的曹刿、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齐景公的司马穰苴是种地的出身；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公孙鞅、平原君的毛遂、唐朝的马周是打杂的门客出身。这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胥臣荐才
公元前600年的一天，在晋国宫殿上，大夫胥臣正在为推荐郤缺向晋襄公苦谏。
“这万万不可！”廷尉出班反驳道，“郤缺是罪臣郤芮的儿子，怎么可以录用呢？”
胥臣见殿上殿下一片摇头唏嘘，就正色说：“父亲有罪，儿子就不能起用么？大禹的父亲鲧有罪，舜帝惩罚了他，但是舜帝还是起用了他的儿子，治水不是获得了成功吗？岂能因为父亲获罪的缘故而埋没了人才，贻误了国家大业呢？”
晋襄公说：“郤芮有罪，国家惩治了他。他的儿子一定耿耿于怀，怎么能赤胆忠心为晋国效力呢？”
胥臣说：“士为知己者死。郤芮有罪伏法，是郤芮罪有应得。君王你现在重用郤缺，正表明君王选贤授能，不拘一格。连罪臣的儿子都能重用，天下贤士怎能不策马扬鞭，踊跃前来投奔您呢！再说君王认为郤缺会因家仇废公，这也没有根据。管仲曾经用箭射击齐桓公，按理说齐桓公抓住了他，应将他碎尸万段，然而，齐桓公却不记前嫌，重用他做相国，终于使齐国称霸诸侯。”晋襄公说：“管仲是天下奇才，郤缺能够和管仲相提并论吗？”胥臣说：“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知秋至，察其貌而观其行，即可知其为人。今天我从鲁国归来，见一对夫妇在田里锄草，那女子将饭罐高高举过头顶，十分恭敬地请丈夫进餐。而那丈夫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我后来得知此人便是郤缺。夫妻相敬如宾，显示了郤缺的德行。以模范的德行治理百姓，百姓就会讲仁义、尊君王、听命令，一呼而百喏，令必行，行必果，国家何愁不强大呢？”胥臣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动了心。晋襄公羞赧地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险些因为世俗的偏见损失了贤才。”于是召见了郤缺，任命他为下军大夫。郤缺果然很有才能，为晋国的强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奖励胥臣荐才有功，晋襄公把“先茅”之地赏给了胥臣。
用人误区
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们在选拔人才时，多多少少有些误区，常见的有下面几种：
1.以龄取人
宋朝何朝宗18岁中了进士，可是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却嫌他嘴上没长髭须，硬是不许他做官。其实年龄不应成为取人的主要标准。“自古英雄出少年”概括了青年成才的规律，甘罗12岁拜相，刘晏10岁任秘书省正字、贾谊18岁做汉武帝顾问都是证明。但也有老有所为的，如姜尚80岁始拜相，元人罗结107岁官升长信卿。
2.以情取人
以个人好恶亲疏用人，此所谓以情取人。西汉的颜驷，汉文帝时就做了郎（即宫廷卫士），历经文、景、武三朝还是个郎。有一次，武帝见颜驷龙眉皓发，惊奇地问：“老叟何时为郎，怎么这么老啊？”颜驷答：“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则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故三世不遇，老在郎署。”武帝遂委任他为会稽都尉。
奸相李林甫与秦桧用人极尽情感反复之能事。李林甫对于政敌诸如宰相张九龄、李适之、裴耀卿等竭尽排挤陷害之能事，但对自己荐用的人如牛仙客、陈希烈之辈尚能共事达六七年之久。秦桧排挤政敌，当然不比李林甫逊色，但在对待自己提拔的同党反复无常这一点上，李林甫就难以望其项背了。秦桧用人，只要见谁可为己用，不出三两年就能把一无名小官提拔为执政大臣，如把宋朴从殿中侍御史连升数级擢升为签书枢密：事。但是，他对被其提拔重用的这些人厌倦了，就能在几个月内将其降职直至罢免，其随心所欲、了无章法是古今少见的。
3.以势取人
按家族地位和势力用人。自曹丕用“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起，直到南北朝末年的300余年中，高级官吏的人选全部被大官僚所垄断。他们按家谱选官，世代相传，中、小地主阶级和下层人民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渠道，政治黑暗至极。南朝梁武帝时，交趾（今越南）
人并韶富有文才，到吏部参加选举，时任吏部尚书的蔡撙以“并姓无前贤”为由，只给并韶广阳门郎（负责城市管理）的官职。并韶感到奇耻大辱，遂回故乡谋反。
4.以资取人
把资历作为晋升的主要依据，这是历代用人的通病。
北魏吏部尚书崔亮首创“停年格”来解决官多位少的矛盾，官吏晋升不问政绩，专以资格为标准，造成“贤愚同贯，泾渭无别”。唐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创“循资法”，官吏“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是铨授（晋升）”，结果是“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朝又实行“磨勘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内外，不问劳逸”，年限一到，照例升官。明、清两朝是换汤不换药，基本沿用宋制。
用人不问他的才、德、行，而先问他的出身高低；不问他的才能是否称职，而问他做官时间长短和官阶经历；明知他有才能足以任职，但因其资历浅而不安排合适的职务；明知他无才无德，却不敢因他不能胜任而辞退他，这种不敢大胆提拔有用之才和不敢辞退无能之辈的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弊端丛生，遗患无穷。
龚自珍中进士后，曾在清朝政府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闲职达10多年，受尽权贵的倾轧，一生在官场不得志，深感并痛恶封建官场的腐败与暴虐。
他指出：一旦事定，或者杀头，或者兴文字狱，或赐“名教罪人”匾额以丑之。在这种环境中，封建官僚精通了投机钻营的把戏，说话投人所好，善于察言观色，其他什么本领也没有。皇帝给个好脸色，赏点不值钱的玩意，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向自己的门生和妻子炫耀。皇帝把脸一沉，那些大官就磕响头，另寻得宠的办法。官员狡诈成性，变得油头滑脑，而且官当得愈久，愈不知耻，地位愈高，愈接近皇帝，愈会奉迎讨好。龚自珍愤怒地谴责道：“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称这种卑鄙的钻营是“辱国”“辱社稷”。
对于用人制度中论资为官的弊端，龚自珍也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指出为官者一般平均30岁才开始进入官场，等到60岁后列为一品大臣时，牙也掉了，头发也白了，精力也不足了，虽然他们德高望重，应该给新的官员做出榜样，然而往往因为阅历深了而顾虑重重、畏葸不前，甚至玩物丧志、不干实事。又因为考虑子孙的问题而不愿辞去官职，即使有人因故去职，年轻有为的人常常限于资历也不能被起用、提拔。他慨叹：以资历长短作为考察、选拔、提升官职的标准，如何能惩戒那些意志衰退的人，而使勇智才能之士得到鼓励，去为国家作出重大的贡献呢？龚自珍还指出皇帝唯恐大权旁落，对大臣严加防范。地方官员受到清规戒律的束缚，无所适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臣们的一点棱角也渐渐地被磨平，只做些“无大损大益”的事情，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弄得“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封建官员只是一群群行尸走肉，治理国家毫无办法。鸦片战争时期，琦善、伊里布等人丑态百出，屈膝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就是例证。
正是基于对封建吏治的深恶痛绝，龚自珍大声呼吁“更法”。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通过气势磅礴的诗句，呼唤社会大变动的风雷，期望立志改革的人才出现，以打破令人窒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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