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闭目不应，良久，才张目看着刘秀说：“从前唐、盛德要巢父执政，巢父洗耳不听。士故有志，何必相迫！”刘秀说，“我如此下你还是无动于衷吗？”于是，上车叹息而去。
又请严光入宫，两人整天相对，论道旧故。
刘秀问光：“朕比以前怎样？”
光答道：“陛下略比前好。”
是晚，刘秀与严光同榻相卧，光以脚加在刘秀腹上。刘秀任严光为谏议大夫，他拒绝，便回去自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秀又特派使聘请他，也不来。年八十，病死于家。刘秀伤惜之，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显然，严光是巢父、许由一类的隐士。这类人一生修身洁行，自命清高，自乐其乐，甘与草木同朽。刘秀当时已贵为天子，如此屈驾以待严光，不仅显示其不忘故旧，更重要的是说明其思贤若渴、急于求贤治国的迫切心情。而刘秀能完成汉室中兴大业，是跟他尊贤敬贤分不开的。
适度把握德与才
德和才又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就是单讲一个“德”字，其中里面的内容每个人也不是一致的。一些聪慧的帝王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势需要来选用人才。当政治需要“德”强些，他们往往以德为主选人用人。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对魏征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选拔官吏上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
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得太对了，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和魏征的话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因为官吏的言行是国家的导向，人民的楷模，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会通过各级官吏的言行传向全国。
但是，历史上也有的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集团总的目标任务的需要，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三国时期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中都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
第一道《求贤令》中讲，选人以才为主，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点毛病也可以启用。
第二道《求贤令》中讲，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陈平“盗嫂受金”，但他能帮助刘邦成就汉朝基业；苏秦最不讲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
第三道《求贤令》中讲，陈平、韩信是市井无赖，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但他们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只要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用兵之人，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积极举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甚至提出对那些“贵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各州郡长官名举所知。
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从客观上、整体上把握“德”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德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也分为很多层次。德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分为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也可以分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等。从用人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制约用与不用的标准是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假如说，一个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不好，不拥护政治集团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不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规范，那么这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会被选用的。陈平、韩信、苏秦在当时社会上不能说口碑很好，不能说道德品质很好，但就是因为他们在德的内涵里面属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那一部分是好的，符合当时政治集团的需要，他们就被大胆地起用了。这是古代用人上一个特点，即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服从服务于当时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总的目标任务。
孙权因贤求贤
人才的选拔首先要搞好人才的推荐。推荐不能“私听于一人世间之口”，而要根据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贤能的人，才能按照他的“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适当的官职。
三国时的孙权就是个因贤求贤的高手。孙策临死前把印绶交给孙权，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比不上你。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
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用心搜罗人才。周瑜向孙权推荐说：“我有个好友鲁肃，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孙权派人把鲁肃请了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扰乱。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鲁肃说：“我仔细研究过天下大势。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经强大，也除不了他。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这倒是汉高祖的事业呢！”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我哪能做到这些呢。”由于孙权重用人才，江东地方，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
如何“找对人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首要问题。错误的决定，会让老板们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财政上的支出，以公司的营运效率而言，老板和其他员工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蒙受损失，甚至会致使工作团队元气大伤。
曾国藩观察求贤
人才的考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现任官员要从言行方面详加考察，由此而观察其言行，然后“试之从事”，看其对所交办的大事是否能胜任，而且还要坚持长期的考察。诸葛亮的《知人性》中提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以观其廉，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企业“招兵买马”时，可以通过一些预先设定模拟情景，如吃饭喝酒、委以重任等，来了解被招聘人的品德性格。
唐朝人赵蕤《长短经.知人第五》中谈论如何知士有术：“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清廷派驻台湾的总督刘铭传，是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的第一条铁路便是他督办修的。刘铭传的被任用，有一则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当年李鸿章将刘铭传推荐给曾国藩时，还一起推荐了另外两个书生。曾国藩为了测验他们3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暗中却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他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似的，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一个人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出来。结果刘铭传被推荐为台湾总督，后来名垂青史。
是否可造之材，是否可大用、重用以及用在什么位置，都基于对人的了解与把握。与其说用人难，不如说识人难，其中奥妙即在于此。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人之道，亦同此理。这已被古今中外的用人高手千百次验证过了，用人者不可不察。
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问题，历来就是选拔任用官吏上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明君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昏君则不能很好地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经常滑向任人唯亲的选官路线上去。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汉明帝不给自己的外甥封官、后周的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不给自己的女婿封官、金世宗选人重贤不重亲等，都是任人唯贤的表现。
任人唯贤不能机械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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