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大力举荐下，不计管仲的“射钩之仇”，大胆任用管仲为相。一天，他召令群臣，对他们说，“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以帮助寡人治理国家。赞成的人请从左边门进来，不赞成的人从右门进来。”
这时，东郭牙听了这个命令后，偏偏不从左门进，也不从右门进，而是站在中门，不进也不出。
齐桓公见大臣们几乎都从左边门进来了，心里很高兴。再朝旁边瞧瞧，发现中门的位置上，笔直地站立着一个大汉，再仔细一瞧，原来是东郭牙。齐桓公心里不由一愕，这个东郭牙又在给我捣什么鬼！就令人将东郭牙叫过来。齐桓公略带愠色地对东郭牙说：“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赞成的从左门进，不赞成的从右门进’。现在你偏偏中门而立，这是什么意思呢？”
东郭牙说：“请主公息怒。主公你有没有考虑过，以管仲的智慧，将能够统治天下吗？”
“那还用问？”齐桓公没好气地说。
“以管仲的果断，他敢于做大事吗？”
“敢！”
“好，”东郭牙接着说，“以管仲的智慧足以能够谋取天下；以他的果断足以敢于行大事，所以主公您就将国柄都委交给了他。不知主公有没有意识到，以管仲的才能和智慧，再来凭借你的权力来治理帝国，这对主公您能没有危险吗？”
齐桓公一听，恍然大悟。朝中大丞们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总觉得齐桓公这样一味只重用管仲一人，也太危险太不公平了。
经过东郭牙的提议，齐桓公最后任命君朋为治理朝廷内部事务的大臣，任命管仲专门治理朝廷外部事务。让他们两人互相牵制，以便于他的统治。
均衡权力是风险控制的必要手段，也是为了更好地各司其职，互相监督。
安史之乱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不会夺他的权力，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
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了。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3年，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以后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作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进出，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
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并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
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10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儿知道，没有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唐玄宗所创造的“开元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走向了衰败。从根本上说，是权力不均衡所致，外面的节度使权力太大，里面的李林甫一手遮天，所以导致了盛唐的衰败。
朱元璋取消丞相制
明朝初年，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丞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相国（后改为丞相）
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人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俨然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立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首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早早病死，刘伯温辞官不做。但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后来之所以重用胡惟庸，也是想牵制二人。但左丞相胡惟庸自洪武三年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晋左丞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利最重，大权几乎完全旁落在他手中。胡惟庸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不久后，胡惟庸还意图谋反，欲谋刺杀朱元璋，幸好被及时发现，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意识到丞相权力太过集中的问题，立即着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样，以前丞相的权力被分散到六部，丞相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
刘备托孤的深意
刘备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长期依赖诸葛亮一人。刘备也意识到诸葛亮的权力太大、太集中了，这样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如此安排，是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出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而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提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依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而是诸葛亮。
在短短的1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借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表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不过刘备死后，李严在跟诸葛亮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所有的权力还是集中在诸葛亮手中。
就连对诸葛亮肝胆相照的刘备都知道要制衡诸葛亮，可见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康熙任用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率水师两万余人，战船两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出发，进击台湾和澎湖，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军心涣散，已无战斗之力。施琅占据澎湖，居高临下，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塽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行和平统一。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在清初是一件大事，施琅为此立了大功。康熙把台湾的归附看成是施琅为清朝“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他在施琅封侯的“制诰”中称赞他“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划周详，布置允当，建兹伟伐，宜沛殊恩”。在平台（即平定台湾）问题上，康熙帝对施琅的保护和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由此也展现了一代明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康熙对施琅的任用，实际上是个用人的综合案例。
第一，任施琅为内大臣，又打又拉，贬中有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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